在2020年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70周年时，笔者曾写过文章论述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卓著功勋。两年多过去了，谁能想到，历史似乎在轮回，世界上又爆发了仍由西方发达国家操弄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通观这次战争，毛泽东当年统帅抗美援朝战争2年零9个月即1000个日日夜夜的“战神”英名更加凸显。因此，本文以“最伟大的‘战神’：统帅抗美援朝战争的毛泽东”为题，全面综合性地再论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以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

所谓“战神”，不仅指善于指挥作战，敢打硬仗，更重要的在于掌握战争规律，有一套军事韬略，能科学预见，料事如神；运用战略策略出神入化，奇谋迭出；指挥用兵，神出鬼没，高招过人。古今中外上下数千年，世界各国战争不计其数。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战神”。单就中华民族历史论，也涌现了许多“战神”。然而，就既有战争实践，又有战争理论；既能打原生态的游击战争，又能打拥有先进装备的现代化战争；既会打兵戎相见的“武仗”，又会打谈判斗智的“文仗”而言，毛泽东可谓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神”。

如果说领导中国革命胜利是从中国人民视角目睹了毛泽东最伟大“战神”形象，那么他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将被誉为“二战英雄”而骄横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打得丢盔弃甲，使杜鲁门输掉了美国总统大选。这是连在二战中扭转乾坤，为打败希特勒法西斯起决定作用的斯大林都未能想到的。本文力求展现毛泽东在世界舞台上成为最伟大“战神”的绚丽风采。

毛泽东不是行伍出身，既没上过保定军官学校，也没进过云南讲武堂，只在辛亥革命后到长沙当过半年“新军”。毛泽东投笔从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驾驭战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神”。

对于一生征战的毛泽东来说，尽管是从以弱胜强中打过来的，在任何时候没有害怕过任何敌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却异常艰难。胡乔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年，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他最难下决心的一件事。这就是说，对于毛泽东而言，它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为什么毛泽东难下决心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呢？因为下这个决心牵涉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诸多考虑，又不能不受苏联、朝鲜、美国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不断变化，使毛泽东不能不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这就出现了艰难决策的“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所谓“长考百日”，在“联合国军”干预朝鲜战争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并部署边防军兵力摆在鸭绿江边；1950年8月上旬，朝鲜半岛南端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毛泽东警觉到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会增加，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后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他接见东北边防军负责人邓华说：你们集结东北后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8月下旬，他给远在西安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发去一电：“德怀同志：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已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9月中旬，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通牒”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从10月2日到18日，党中央接连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在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从苏联回来的周恩来汇报与斯大林会谈情况和从东北边防回来的彭德怀汇报志愿军准备入朝情况后，指出：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会议决定：志愿军按预定计划于19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毛泽东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3天，故称“长考百日”。

所谓“三波两折”，发生在最后决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

“第一波折”是在10月2日至3日。作为军事战略家，毛泽东对出兵问题未雨绸缪，但何时出兵，他有个底线：敌军是否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后，斯大林来电希望中国立即派出部队到“三八线”；深夜，金日成紧急约见我驻朝大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请求。次日，毛泽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并拟写了致斯大林回电。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天下午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时，与会多数人不赞成出兵。这样，会前拟写的给斯大林的回电没有发出。他服从会上多数人意见，将不出兵决定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我们原先曾打算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帮助朝鲜同志，但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严重后果。“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这就是“第一波折”。

“第二波折”是10月4日到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4日下午加5日全天，毛泽东让与会者摆出各种意见，权衡出兵利弊后，在5日下午会议上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林彪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作为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副主席，是带着两种意见去谈的：若苏联有派空军支援的表示就谈出兵；若苏联不愿派空军支援就谈不出兵。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要否出兵援朝问题，说明中国的实际困难，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等。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后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基于此种情况，毛泽东在12日致电彭德怀等，此前命令暂不实行，兵团各部不要出动。这就是暂不出兵的“第二波折”。

“第三波”是10月13日至18日。13日，就斯大林、周恩来会谈报告的情况，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当晚10时，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莫斯科的周恩来：我军出动“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18日，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上述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这样，此波无折，全过程姑且称之为“三波两折”。

抗美援朝决策这样艰难，当年的毛泽东和党中央主要有三个“纠结”：一是挑战美国这一头号西方强国，能否打赢。70余年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军队装备，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就综合国力言，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当年我国的钢产量仅有60万吨，不及美国一个零头，工农业总产值为100亿美元，相差28倍。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水平。美军的一个军拥有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国空军完全控制了空域，我国空军还要训练半年才能作战。我军既没有制空权也没有制海权。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不能不反复掂量。这是首要的担心。二是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还能否进行。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不仅直接破坏我们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而且打乱了党和国家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这一主要任务的实施。这是10月2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和随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基本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出兵，就是担心：新中国刚成立，战乱创伤十分严重，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工业化建设还没开始，国民党残余和匪特势力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安定，基层政权还不很巩固。如果出兵援朝，这些工作还能否进行？三是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乃至世界大战。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个顾虑在罗申给斯大林的电文转达中共中央的考虑说：出兵朝鲜“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

这些方面的担心和顾虑怎样得到克服和解除，最后统一思想认识呢？这里，也是“历史的合力”——诸如彭德怀等统率的广大志愿军指战员的高昂斗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的鼎力协助，还有斯大林和苏联的某种支持和应允的援助等，起了推动作用。但就作出最终决策而言，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坚毅决心，即没有动摇过的初心起了决定性作用。所谓“长考百日、三波两折”，并不是说毛泽东个人有什么犹豫动摇，而是由于各种因素，他需要做工作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形成“硬核”力量。这是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下述三个思想发挥了“定海神针”作用。

第一，始终坚持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1950年8月5日接见边防军首长即后来的志愿军副司令、代司令邓华说：你们“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要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还要准备他打原子弹。他打原子弹，我们打手榴弹，抓住他的弱点，跟着他，最后打败他。我还是那句老话，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在10月5日下午做决策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再次指出：美国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会战胜它的原子弹，它无非是个纸老虎。因此，对美国军队的认识——“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是贯穿于毛泽东做决策始终的战略思想。

第二，始终坚持中朝两国是“唇亡齿寒”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毛泽东在10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你们不赞成出兵，讲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随后被概括为“唇亡齿寒”。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上做报告，转述毛泽东的思想：“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发展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我们“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中朝两国唇亡齿寒，在当时来说，就构成了命运共同体。

第三，始终坚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义力量必胜思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从8月下旬始，美军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对我境内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造成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这是美国当局准备扩大战争规模的一个信号。美国七万大军从仁川登陆，朝鲜战局迅即逆转，美军急速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如果让美国侵略军占领朝鲜，强兵压到鸭绿江边，我国难以安稳地从事建设。彭德怀坚决表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这铿锵有力的几句话对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次日，周恩来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时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得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正是通过上述思想统一了思想认识，中共中央最终郑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由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夜晚，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雄赳赳、气昂昂的非凡英姿，跨过了鸭绿江！

抗美援朝战争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建军以来所进行的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主战场在国外，不在国内，不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担负着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国际义务。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只能由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战争指挥艺术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来担当。尽管毛泽东没有身处抗美援朝战争前线，而是运筹帷幄于中南海，但纵横捭阖并能打赢这场特殊战争非他莫属。

（一）由需要正确处理好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的特殊使命所决定

抗美援朝首先涉及中朝两国、两党、两军关系问题，必须由毛泽东出面直接处置。事实上，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一直关注战局发展。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毛泽东就致电金日成：既对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表示钦佩，又对下一步作战提出了建议。“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我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战争取胜利。”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毛泽东主要是“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处理好两国、两党、两军关系，直接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前途。毛泽东对此格外谨慎。中共中央作出派志愿军应邀入朝作战的决定后，毛泽东在发布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指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基于上述立场，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后，特别关注解决好两个问题：

第一，组建联合领导机构，协调两军作战。彭德怀赴朝与金日成会面时提出：为便于朝、中两军协调作战，希望金日成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派朴一禹（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政府内务相）作为朝鲜方面代表住在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请彭德怀指挥处置。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后，10月25日，毛泽东即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的电报，指出：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增加朝鲜方面负责同志朴一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志愿军总部党委副书记。1950年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与毛泽东会谈。两国领导人就战争的长期性、中朝两军搞好关系和统一指挥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决定：成立不对外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的一切活动；联合司令部下属两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以彭德怀为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12月7日（收复平壤的次日），中朝联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第二，协调中朝两军联合行动的作战方针。两军联合作战，除统一领导外，就是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很明确，由他自己负责协调。在中朝联军即将收复平壤之际，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在敌人已退出平壤的情况下，我西线主力可以在现地多休息几天，建议金日成同志及联合指挥部及志愿军司令部，南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请金日成同志速派党政人员入平壤，恢复政权，维持秩序。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复电彭德怀并告金日成等：人民军不要深入南部，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准备。

关系中朝两国两军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有毛泽东出面才能解决。

（二）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新中国成立时与苏联结盟的特殊关系所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以美苏两大强国相互对峙的格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新中国成立时苏联、亚洲和东欧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则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我们党别无选择，只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营垒一边。1949年12月上旬至1950年2月中旬，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彼此协商。

抗美援朝战争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场战争不能不涉及世界大格局演变和中苏朝三国的利益协调。这样事关全局的问题，在我国只能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面商谈，特别是受斯大林特殊地位影响，抗美援朝战争许多重大问题，一方面需要与斯大林沟通，交换意见，尊重他的建议；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国家尊严和独立自主立场。这也决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只能是毛泽东。

当年着重解决了这样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苏联空军掩护问题。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方面并不知情。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与斯大林等商谈苏联空军掩护和武器装备援助的有关事项，苏方表示苏联空军目前不能出动掩护。在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打响入朝作战第一枪后，斯大林态度改变了。10月底，中国政府得到通知，苏联空军可飞越中朝边境。此后，苏联空军实际上参加了在朝鲜北部的上空作战，掩护后方运输补给线。同时，苏联帮助和培训的中国空军也于1951年春投入战斗，这就增强了后方补给线的保障力量。志愿军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电告斯大林：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16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初步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斯大林得到这一讯息后，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敬佩，进一步改变了对中国援助的态度。1951年3月1日，中朝军队打第四次战役的后方补给线遭敌军疯狂轰炸，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空军深入朝鲜内地上空作战。两天后，斯大林很爽快地复电，同意增派两个苏联驱逐机师入朝作战，增建机场，供给6000辆汽车；并主动表示还可提供高射炮以掩护机场和供应高射炮弹。

第二，中朝联军指挥权问题。在志愿军入朝作战时，指挥权不成问题。但在第一次战役期间，由于没有统一协调，再加上语言不通，不仅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事件，甚至导致被围之敌得以逃脱。面对这样的情况，彭德怀多次考虑人民军总部最好与志愿军总部靠近，以协调统一指挥、相互配合作战。彭德怀甚至提出成立由金日成、苏联驻朝大使和他本人一起组成“三人小组”。但是指挥权是个敏感问题，成立“三人小组”关系重大。此事既涉及朝方主权和尊严，也涉及一个营垒的三国关系，不能擅自决定。中共中央非常谨慎，先是征求金日成意见；随后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转告了彭德怀建议。三天后，斯大林回电，同意由中国同志统一指挥，并将此意同时电告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12月初金日成应邀访问北京，商谈成立的前述中朝联合司令部的权限远远高于原来设想的“三人小组”。

第三，打到“三八线”是否南下追击问题。我志愿军进行的前两次战役，将“联合国军”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使战局恢复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原点。第三次战役将战线从“三八线”向前推进到“三七线”北。这次战役能够顺利推进，主要是敌军实行了诱我深入战术，主动后撤，引我南进，待我军疲劳、能量消耗殆尽后，再正面反击，从侧翼截击，断我军北回归路而歼灭之。彭德怀识破了敌军诡计。同时，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接近部队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彭德怀果断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后撤休整。

对于彭德怀这一决策，朝鲜方面和苏联顾问不大理解，认为敌军南逃，只要乘胜追击，美军就会很快退出朝鲜半岛。中朝两军内部，轻敌速胜的情绪也在滋长。1951年1月中旬，彭德怀与金日成坦率交换了意见。两人商定，军队就地休整补充，召开前述中朝两军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对于志愿军打到“三八线”是否南进问题，斯大林知道中朝方面有不同看法后，明确表示赞同彭德怀的意见。毛泽东将此情况电告彭德怀：斯大林认为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主动提议增加汽车2000辆，解决困难问题。斯大林还批评苏联驻朝大使不懂军事，不准再干扰彭德怀，“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彭德怀是久经考验的统帅，今后一切听彭的指挥”；并称赞彭德怀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

（三）最根本是由毛泽东非凡的文韬武略个人特质所决定

所谓“非凡”，就是毛泽东具有为我们一般人不会有的超常智力和敢于出手的胆力。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军事经验时说：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靠的是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由此，毛泽东讲到距今1700多年前的三国故事说：“三国时代，刘备终不能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误于诸葛亮初出茅庐时的《隆中对》，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就有错误。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隆中对》是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称道为军事战略的经典，很少人怀疑过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战略天才。只有毛泽东独具慧眼，认为这是刘备不能取天下的根本战略失误。关于毛泽东的非凡胆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四渡赤水和转战陕北姑且不论，就是这次在斯大林最初不出动空军支援而他却毫不动摇地决心出兵援朝，也使我们党的许多领导人打心底里佩服。彭德怀回顾这段历史说：“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所讲的，可以说就是最高统帅文韬武略个人特质的内涵。毛泽东这种特质非一般人所能具有。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任命和罢免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职务时，曾自称以“美军最高统帅的名义”在行使职权。如果说杜鲁门这个“最高统帅”更多是美国宪法赋予的一种权力，那么毛泽东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则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多是具有最高统帅的罕见本领，是名副其实地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最高统帅。

提出正确作战方针，是决胜的前提条件。这也是文韬武略的具体展现。看看毛泽东是怎样提出或决定五次战役的作战方针扭转朝鲜半岛乾坤的，就可以窥见他非凡的文韬武略个人特质。

第一次战役：抓住战机、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旗开得胜。毛泽东谈到打仗的经验时，多次说过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入朝作战也是如此。在志愿军入朝时，他即提出作战的三条指导原则：一是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三是如果美国再调5个至10个师来朝鲜，而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将于我不利；反之，则于我有利。毛泽东指出：“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

毛泽东务求初战必胜。为了打胜第一仗，他在那些天内与彭德怀等电报往来频繁，有时一天内给彭德怀等发去七八个电报。10月21日晨2时半，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美伪军未料到我志愿军参战，敢分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一个钟头后，毛泽东再电彭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两天之后，他又数电彭德怀等，强调抓住战机，统一指挥作战，“此次战役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准备连续打几个仗”。

毛泽东紧锣密鼓的电报，如数道“金牌”。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研究不断变化的敌情后决定：实施大胆战役迂回，以分割包围穿插的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力求稳定局势，然后再反击敌人的作战方案。10月25日上午，西线敌军多路急速北进，窜入志愿军布下的口袋阵，我军采取“拦头、截尾、斩腰”战法，将敌军几百人全歼，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战。正是由于这次胜仗，10月25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战纪念日。

10月25日这一天，是第一次战役的良好开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围歼南朝鲜军后，麦克阿瑟不以为然，命令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地区，志愿军部队将该团大部围歼，并击毙该师另一个团团长。这次战斗是志愿军与美军的首次交战，书写了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装备之敌的所谓“王牌军”历史记录。11月7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之间第一次战役，以歼敌1.5万余人的战果宣告结束。这次战役，将敌军从逼近鸭绿江，赶回至清川江，使朝鲜摆脱了绝境。

第二次战役：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第一次战役取得初胜，但没有歼灭敌军主力获得大胜。毛泽东考虑加大兵力投入，电令宋时轮第九兵团过鸭绿江，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11月5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等，就第九兵团的作战任务和指挥问题明确指出：东线的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毛泽东提出的第九兵团作战方针，也就是整个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方针。

第二次战役是场恶战。麦克阿瑟发起“圣诞节前回国总攻势”，调集22万军队、飞机1200余架，东西两路并进，声称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志愿军党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具体部署第二次战役。志愿军第一线作战部队达9个军约40万人，为“联合国军”第一线兵力的1.7倍，在东西两线志愿军地面兵力均占优势，但装备太差，不能同敌人硬拼，要避其锋芒，边打边退，诱其深入，然后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等，作战意图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

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军”东西两路地面部队在数百架飞机配合下发起全面进攻。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设战场，我西线各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先是西线38军、42军在德川、宁远地区经过激战打开了战役缺口，接着东线第九兵团向敌军发起了进攻。彭德怀遵照毛泽东电令，指示各部队立即穿插运动、分割包围在清川江北企图南逃的美军数万人，予以各个歼灭。我38军113师一夜疾驰70公里，先是抢占了敌军南逃北援的交通要道三所里，随后又主动西插至龙源里，切断了美军主力第八集团军南逃的两条退路。113师这时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在有严重伤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紧紧挡住了突围之敌和北援之敌的两面进攻。这样，西线战场呈现敌我交错、包围反包围的奇特战争态势。这场大战能否取得大胜的关键，就在于113师能否控制住三所里和龙源里。彭德怀命令西线6个军对被围困之敌展开猛烈进攻，不断靠近113师，缓解其压力。113师不负期望，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拼死突围的敌军，牢牢守住了三所里和龙源里要道。他们以血肉之躯坚持50多个小时，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到1公里，但始终不能会合，为第二次战役大胜奠定了基础。38军113师的顽强作战精神深深感动了彭德怀。彭德怀在通报全军嘉奖38军电报中，破例加写了“三十八军万岁”一语。在东线，第九兵团向进犯长津湖之敌发起突然攻击。他们早已构筑了对敌三面包围的态势，冒着零下近30摄氏度严寒，与敌连续战斗，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沿海港口。敌军从西线和东线两路南逃后，毛泽东立即电我志愿军向平壤挺进。12月6日中朝军队收复平壤，随后逼近了“三八线”。第二次战役从11月25日开始到12月24日结束，打了整整一个月，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第二次战役基本收复了朝鲜全部领土，三千里江山转危为安！毛泽东对此次战役所获得的巨大胜利及其经验高度评价，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

这次战役，是志愿军对美军打击最为沉重，也是我军打得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战役。志愿军伤亡达3.07万余人，与敌军伤亡对比是0.85：1。特别不幸的是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11月25日美国飞机对司令部的轰炸中牺牲了。毛岸英时任司令部俄文翻译和机要参谋。当天，彭德怀即向中央军委做了专门汇报。次年2月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时又详细讲述了毛岸英牺牲经过和处理情况，并十分内疚地表示没有保护好岸英，应承担责任。毛泽东宽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专找伪军打，陷美军于孤立。我志愿军经过两次战役减员严重。仅东线作战的第九兵团，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和战斗激烈，减员达4万人之多。因此，第二次战役还未结束时，志愿军党委致电毛泽东：建议志愿军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休整补充，让敌人占着“三八线”，以便明春再战时歼灭敌主力。

然而，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不容许志愿军等到来年春天再进行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13日和17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等“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

根据毛泽东指示电，彭德怀随即部署进军“三八线”的作战方案。12月21日毛泽东下达第三次战役的作战方针，指出：美英正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然后投入战斗。“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

美国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员李奇微吸取该军在第二次战役时遭受重创的教训，在兵力部署上将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集结在重点防守的汉城周围及汉江沿岸。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一线兵力30多万人，超过敌军兵力近一倍。彭德怀将其组成左右两路突击纵队，利用1951年新年元旦敌军易于疏忽之机，除夕之夜向敌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一举突破其构筑的东西长200多公里、纵深达15至20公里的三八线防区。敌军害怕中朝军队迂回包围，于1月2日全线撤退。彭德怀决定乘胜追击，我军于4日占领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攻克仁川，将敌军驱赶至“三七线”附近。这次战役，中朝军队作战条件极为艰苦，冒着狂风暴雪和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忍饥挨饿，连续8昼夜追击，将战线向南推进了80至110公里。但敌军似是有计划撤退，未能大量歼灭敌军主力，所歼1.9万余人多为李伪军。彭德怀分析，敌人显然有诱我军南下，在侧翼袭击，重施仁川登陆故伎，于是断然下令停止前进。此次战役即告结束。

第三次战役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这是第一次打有纵深多道防线的阵地进攻战，攻坚突破、摧毁防线、向纵深进军。二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这是第一次与重建的朝鲜人民军7万多人联手并肩大规模作战，在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下获得胜利。这预示着两军协同作战将会取得更大胜利。

第四次战役：实施轮番作战方针，进行积极防御。第三次战役后，我军部队久战疲劳，伤亡减员未得补充，物资补给严重困难，急需休整。志愿军党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提出：从1月8日起立即转入休整两个月，准备部署春季攻势。

然而，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不甘心中朝军队未能进入他设计的诱其深入的圈套，便改变战术，利用我军没有后方供应保障的弱点，不断组织猛烈攻击，使我军难以长期连续作战。从1951年1月25日始，“联合国军”以多路纵队全面反攻。中朝部队被迫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1月28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等：“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2月4日，中央军委电告彭德怀：同意你在第四次战役中所采取的防御作战方针；并决定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前线，实行轮番作战。

第四次战役由于敌我双方作战部署变化，战争持续时间较长，呈现为两个阶段作战特点。

第一阶段作战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兵力大体相当。“联合国军”投入地面部队25万余人，中朝军队第一线兵力共28万余人，但敌军的飞机、大炮、坦克和物资供给占明显优势。这预示着第一阶段中朝军队作战异常艰辛。彭德怀为加强前线各军作战指挥，将两军组成东、西、中三个集团，由副司令员邓华、韩先楚、金雄分别指挥。根据敌军试攻态势的兵力部署和我方前线情况，彭德怀实施“西顶东放”作战方案，即西线在汉江两岸顶住敌军，东线让敌军进入我阵地，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案。战役打响后，西线战斗异常激烈。敌军占领仁川后，猛攻38军主要阵地。在敌炮火猛烈轰击下，38军指战员顽强抗击，虽大量杀伤敌军，节节抗击，但伤亡很重。在中线和东线，中朝各军部署相距较近，易于互动策应。敌军战斗力较弱的李承晚伪军集结在横城地区，彭德怀决定志愿军邓华集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7个军，对横城地区之敌进行战役反击。经过两夜一天战斗，围歼了北进的李伪军。横城反击战的胜利，使敌军在东线后撤26公里，减缓了西线我军承受的压力。这一阶段作战于2月16日结束，历经23天，歼敌2.2万余人。同时，我部队伤亡也较多，兵员亟待补充；参与轮番作战的部队还没有入朝，到达前线更需时日；敌军经过短暂休整后即将再次发动进攻，第二阶段更加艰苦的作战已揭开序幕。鉴于此种严重情况，忧心如焚的彭德怀在作好第二阶段部署、交由邓华全权指挥后，急电毛泽东请求回京向中央直接报告。

1951年2月21日，彭德怀面见毛泽东，报告了志愿军作战四大困难：一是伤亡很大，兵员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减弱；二是敌机狂轰滥炸，道路、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保障；三是正值严冬季节，战士衣服单薄破烂，大量生病和冻伤；四是几十万指战员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没有新鲜蔬菜，营养不良，许多人有夜盲症。“我们如果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沉思良久说：“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毛泽东这一思想，使彭德怀顿时感到“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彭德怀提出的各种困难，由中央军委召集各部门负责人逐条讨论，轮番作战部队及时入朝和交通运输保障物资供应等问题陆续得到解决。

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从1951年2月17日开始。这一阶段任务主要是迟滞敌军进占“三八线”，为第二番部队到达前线作战争取时间。具体安排是在南起汉江北岸至横城一线，北至“三八线”的地区，部署三道防御阵地，相应地将部队分为两线，采取节节阻击的运动防御方式，为第二番部队集结争取两个月准备时间。3月初，彭德怀在返回朝鲜途中已见第二番部队入朝源源不绝向南开进。彭德怀到达已设在上甘岭的司令部时，正值敌军集中20多万兵力分两路强渡汉江，企图从中朝军队阵地中间突破，迂回包围，夺回汉城，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彭德怀和联司首长研究决定：各军后撤，以第二线部队接替第一线部队继续采取运动防御方式阻击，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作战。随后对各部撤至“三八线”以后的防御进行部署，吸引敌军深入进至利于我军歼敌有利地区，再实施战役反击。

“联合国军”进抵“三八线”后，面临是否再越过这条两国分界线问题。麦克阿瑟自恃拥有绝对优势的武器装备和海、空军支援，坚持以武力建立“统一的朝鲜”，要将军事行动扩展至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工业基地，并鼓励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总统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的主张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利益和战略方向，当即解除了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及所兼一切职务，任命李奇微接替。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了解到中朝军队主动后撤，准备实施大规模反击的战略意图，并发现志愿军第二番部队已抵达前线阵地，遂令各路进攻部队停止进击。我中朝军队亦不再反攻。这样，长达两个多月的第二阶段作战，在歼敌5.5万余人后亦告结束。

第四次战役两个阶段作战历时87天（从1月25日至4月21日），中朝军队将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形式，共歼敌7.8万余人，超过前三次战役歼敌人数总和。“联合国军”虽然由“三七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但平均每天前移1.3公里，要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

第五次战役：不能速胜则缓胜，实施“零敲牛皮糖”作战方针。到第四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入朝作战整整半年。经过前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和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深化了。他提出的“不能速胜则缓胜”思想，就是对战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的概括。这个思想在1951年3月初致斯大林的电文进一步得以明确。该电说：“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不能速胜则缓胜”，也成为第五次战役的指导思想。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在北京与毛泽东研究了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彭德怀在4月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说：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的新的战争指导总方针是“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我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装备，改善供给运输线，加强后勤机构，并努力准备空军、装甲部队参战，这就是为了尽可能争取短期”。在歼灭敌人的战术上，毛泽东在与陈赓等的谈话中指出：“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

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后打的一次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大战。我第二番部队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共6个军已开进前线，加上原有第一番部队9个军，共有5个兵团15个军90多万人参战，加上人民军3个军团8万多人，总兵力达100万。空中掩护和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已有改善。敌方投入兵力也有百万之众，且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优势。这是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就其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言，丝毫不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战役。

这次战役分多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从4月22日开始的。在西线中朝方面12个军的突击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然向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发起进攻，东线随即向李伪军展开攻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全部进抵“三八线”以南。敌军使用新的战术：前进时步步为营，后退时节节抗击，我军歼敌有限。考虑到朝鲜地形狭窄，海岸线长，港口较多，敌又有强大海军和空军力量，随时会进行登陆作战。一旦登陆成功，我军将两面受敌。敌很有可能重演仁川登陆一幕，对我夹击。鉴于历史教训，根据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决定，各突击部队停止进攻，迅速整补待机。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从4月22日至4月29日），歼敌2.3万余人。这一阶段战斗夺回了战场主动权，扭转了被动局面。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是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发现美军等主力部署在汉城及汉江一带，东线主要是南朝鲜李伪军。“联合国军”的布防呈现由西南向东北的斜线态势，兵力部署是“西强东弱”。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多歼李伪军，以孤立、分散美军的指示精神，在结束第一阶段作战前已秘密向东转移兵力，围歼南朝鲜军。在我东移部队完成战役展开和进攻准备后，5月16日打响了第二阶段战斗。志愿军第二番部队第三兵团和入朝后就在东线作战的第九兵团共6个军及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一齐出动，向南朝鲜军两个师实施钳击合围。激战3日，歼敌1.7万余人。

但是，新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在发现志愿军主力东移后，一面在西线向我军阵地猛烈攻击，一面调美军迅速东移，堵塞了中朝军队的战役缺口，形成了东西连接的完整防线，再次阻挡了我军攻势。鉴于我军又增加不少伤亡，粮食供应不能就地筹补，且接近雨季，再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后，毛泽东复电：“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这样，中朝军队停止对敌进攻，第二阶段结束（从5月16日至5月21日），歼敌亦为2.3万余人。

第五次战役转移阶段的作战。前两阶段虽然每个阶段作战都没有超过一个星期，但歼敌人数不少。由于部队连续打了两次大仗，也很疲劳，中朝联合指挥部在结束第二阶段作战时下达了转移休整命令。敌军发现我军北撤，便于5月23日集中4个军13个师兵力对我转移部队跟踪追击。这就打响了我军在转移阶段的作战，或者说非典型的第三阶段作战。敌军快速部队将我军隔断，使第二番部队第三兵团的一个师被敌三面包围。尽管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多次派部队救援，但均未成功。该师采取各自分散突围也未果，致使损失惨重。为阻击敌军追尾，扭转被动态势，彭德怀决定转移部队停止后撤，立即转入防御，封锁敌军主要进攻路线，展开全线阻击战。经过20天英勇阻击，歼敌3.6万余人。这次转移阶段的作战到6月10结束，将敌军阻击在“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都有不小损伤，各自均转入防御。至此，第五次战役全部结束。

本次战役，中朝联军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同时付出了伤亡8.5万人的代价,特别是一个成建制的师没能突出重围。但是，经过这次战役，双方都投入百万兵力的较量，将“联合国军”又打回到“三八线”，迫使美国当局认识到要想吞并朝鲜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坐下来谈判才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出路。

1951年5月31日，美国政府派人拜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个星期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出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举行停战谈判。自此以后，抗美援朝战争就转入边谈边打、亦打亦谈、以打促谈的阶段。

停战谈判是面对面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以军事斗争为基础，只有军事斗争打赢了，政治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既是军事斗争之“战神”，也是政治谈判的“至圣”。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既与蒋介石交锋过，也与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博弈过；新中国成立后访问苏联还与斯大林会谈过。毛泽东既能站在宏观战略高度把握全局，又深谙微观的谈判技巧，攻守进退自如。抗美援朝的两年谈判，是毛泽东伟大人生的精彩华章之一。

那么，抗美援朝的政治谈判是怎么赢来的呢？简单一句话：美国在战场上难以为继。第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没有达到目的。从志愿军入朝作战来看，仅七八个月，“联合国军”被歼灭的就达23万余人；从朝鲜战争近一年看，美国军队伤亡达8.8万余人，相当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的近三分之一。美国物资消耗高达85万吨，相当于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物资的总和。直接用于战争的经费达100多亿美元，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年的消耗。其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这样巨大，这是当初没想到的。第二，长期的战争消耗有悖于美国及其盟国的主要战略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冷战”的最终目标是对付苏联。但仅一年光景，美国已动用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还有英法等欧洲盟国的不少兵力。杜鲁门直言不讳：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只要这一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而只在拉线，我们就决不能将我们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第三，缺乏再继续大规模长期战争的兵员。到1951年6月，“联合国军”总兵力已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美军达25.3万人，再打下去，增兵困难。它的战略预备队只能用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能再调来朝鲜打仗。因此，美国官方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前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再打下去“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1951年5月支持总统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时发表了一段著名言论：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进攻共产党中国，“不会使中国屈服”。这种状况迫使美国当局调整朝鲜战争政策。

对于朝鲜战争这一进展，毛泽东已有预料并提出了应对之策。毛泽东在1951年6月初说：目前，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到了“三八线”附近，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战争双方已转入对峙阶段。“如今，美国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这是件不容易的事，说明我们的仗打得不错。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光靠军事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既然敌人肯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当然同意，不过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

这是毛泽东对停战谈判的最初表态，强调了两点：第一，停战谈判是志愿军打出来的局面。就美国当局的初衷而言，是想用武力占领北朝鲜，吞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但是自志愿军入朝以来，经过多番较量，这个野心未能实现。这使他们开始有了一点谈判的意向。第二，停战谈判不可能一帆风顺，“敌人也很有可能利用谈判搞点什么名堂”。这是由敌人的本性决定的。这样，谈判会有曲折，往往出现谈谈停停、打打谈谈。毛泽东向汇报入朝作战准备情况的杨成武说：“当前，美国一面表示要进行停战谈判，一面又宣称要继续抗击和惩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自五月二十一日开始，‘联合国军’又向北压迫、推进、合围，妄图陷中朝军队于困境。”因此，毛泽东指出：敌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我们“争取和谈，以打促谈”，“还得准备打他几仗”。

停战谈判这场空前的政治斗争从1951年7月10日正式拉开序幕，谈判地点是在“三八线”附近的历史古都（高句丽王朝）开城。还在谈判酝酿和预备阶段，毛泽东先是与金日成商谈了应对可能到来的谈判方针和方案，并就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的设想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而在美方接受苏联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谈判建议后，他就与进行谈判斗争的主要助手周恩来一起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以毛泽东署名的许多电报都由周恩来先起草，然后毛泽东改定，再发出）。毛泽东对谈判的程序、议程的安排、对方的挑衅以及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做了细密思考，并不断提出应对预案和调整我方建议。

在前方进行谈判工作的主要有两个班子：一是谈判代表（公开露面的）。在朝方作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的代表是南日大将；在中方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代表出席谈判会议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毛泽东向金日成明确了“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南日大将为朝中方面谈判首席代表。二是谈判工作组（不公开露面的）。它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等，协助指导谈判工作。如果说这两班人马是前台的“要角”，那么毛泽东就是指导他们如何工作的“导演”。李克农是毛泽东的直接联系人，前方代表团的谈判情况都由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的指示也主要通过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和彭德怀等。

为时两年的谈判主要围绕以下五个问题展开，充分展现了毛泽东作为统领停战谈判总设计师的超人谋略。

（一）关于确定谈判议程的交锋

还在谈判准备过程中，毛泽东就将我方准备的《朝鲜停战的协定》主要内容征求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意见，包括何时实现停火、以“三八线”为基准建立非军事区、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双方停止从朝鲜半岛境外向境内运输军队和军火等物资、双方释放俘虏、一切在朝鲜作战的外国军队限时分批从南北朝鲜撤退完毕等条款。会谈第一天，主要谈议程问题。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根据《朝鲜停战的协定》精神，提出三条原则建议：一是在互相协议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二是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从该线后撤10公里，作为非军事区；三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这三条最重要的是后面一条。“联合国军”首席代表特纳·乔埃中将（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当即反对，不同意将此条列入议程。这样，第一天会谈就卡壳了。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复电李克农，明确表示“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万事开头难。同战场打仗一样，毛泽东“导演”政治谈判也要求“初战必胜”。在他的精心指导下，谈判过程中发生的关于记者进入会议区域和会议附近划出中立区问题、关于“撤兵”与“停战”等问题，都逐个得到合理处置。1951年7月25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宣布：为尽快达成协议，早日实现和平，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这个建议博得国际舆论好评，奠定了确定谈判议程的基础。次日，双方通过整个谈判要讨论的问题：（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这样，经过16天交锋，终于解决了整个谈判的议程问题。

随后，会议进入激烈的实质性谈判。

（二）关于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博弈与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

双方的实质性谈判，首先是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这个谈判异常艰巨，从1951年7月27日始，直到11月27日才达成协议，整整4个月。

谈判前夕，毛泽东电告谈判代表团指出：你们对于双方军事分界线应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的立场不变。同时复电彭德怀：“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谈判开始后，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遭到对方一口拒绝。他们提出为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离双方战线很远的中朝军队实际控制区域内，企图不战而攫取我1.2万平方公里土地。次日，毛泽东致电指出：美方代表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并非在谈判停战。你们准备的发言，必须首先质问其有无诚意，还是在准备扩大战争，然后再痛驳其所谓海空军给予地面作战的影响，及地面停战而海空不停战的奇谈。“目前必须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可以让它争论下去，也许要僵持几天，敌人才会重新考虑”。随后，毛泽东就如何驳斥美方无理要求，揭露其挑衅流氓手段，以及打破谈判僵局问题，接连给前方谈判工作发出指示。敌人非常顽固，拒绝接受我方提出调整划分军事分界线的新方案，蛮横地以武力相威胁：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从8月18日始，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博弈转变为战场上的搏杀。先是我中朝军队用一个月时间粉碎“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歼敌7.8万余人。至10月底，我军又挫败敌人的秋季攻势。经过两个多月搏杀，敌军向前推进646平方公里土地，却损失了15.7万余人。双方兵戎相见，敌人并没有得到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的东西。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的10月25日，已经中断了63天的谈判又复会了。

在这两个多月内，毛泽东给彭德怀和前方谈判代表团发去了许多电报。毛泽东本人由于忙着其他要务，经周恩来起草、以毛泽东名义给前方代表团的指示电稿就达60份。这些电报对如何粉碎敌军进攻和进行谈判工作给予了许多重要指示，强调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在志愿军粉碎敌人夏季攻势后，毛泽东说：“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三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由于美军夏秋攻势失败，美方代表只得灰溜溜地回到谈判桌前。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志愿军党委电：“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10月25日，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恢复自8月23日起中断的谈判，继续进行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讨论。

这一轮讨论进行了一个月。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谈判情况说：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敌人已从将军事分界线深入到我方战线以内的要求上，退到在签订停战协议时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我们则主张就地停战，在现时双方接触线上建立军事分界线，到各项议程达成协议时，双方接触如有变化，可作相应的修正”。11月23日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双方代表，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正式达成协议。11月27日，协议经过双方代表团会议通过。

这个协议来之不易，是我方在军事斗争强有力的配合下取得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说：美国人是很傲慢和不讲道理的，“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三）关于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休战和中立国监督等问题的舌战

这项议程内容较多，涉及面广，大会小会交叉进行，谈谈停停，不断变换讨论议题。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自由视察”与中立国监察问题。11月27日，当天会议即转入第三项议程：关于实现停战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察停战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等问题的讨论。美方代表提出设立监察机构和联合观察小组在朝鲜全境视察监督的要求。这一单方面要对“朝鲜全境视察监督”的提案，遭到我方坚决反对。毛泽东多次致电代表团指出：限制我方军事设备，“并进行自由视察，那是干涉对方内政，且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超过军事停战的范围，我方绝对不能同意”。还指示：在下次会议上，你们应提出：为监督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察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的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美方代表没有料到朝中方面提出中立国监察问题。为得到华盛顿最高当局指示，他们提出以小组会形式讨论第三项议程。

由于美方代表对“自由视察”坚持无理狂妄要求而遭到我方坚决痛斥，小组会讨论陷入僵局。1952年1月7日毛泽东电告代表团指出：敌人在战场上打不动了，国内外要求停战的压力不断增加。敌人对于谈判较前性急，但又希望在停战后继续保持世界紧张局势，以利其扩军备战获取军火利润，也不想谈判迅速达成协议。美国可能再拖。“我方的对策应该是：（一）我们不怕拖，因此应该驳斥敌人的无理要求，使敌人的敲诈勒索归于失败；（二）把不怕拖与适时提出对案相结合，取得政治主动，扭转拖延局面，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1952年4月下旬，小组会也休会，由参谋人员讨论上述问题。毛泽东致电代表团指出：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迫使敌方让步。月底，美方代表提出召开行政大会，不对外发布新闻，双方就分歧问题自由发表意见。毛泽东电告代表团：我方可同意将每方各提3个中立国改为每方各提2个中立国。5月2日，根据毛泽东指示，我方代表了解对方意图后，提出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这项耗时5个多月的谈判总算了结。

二是关于第五项议程中国参加政治会议问题。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后，双方同意就后面几项议程相继交叉展开讨论。但是由于有些问题分歧很大，短时间难以解决。双方同意就第五议程（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开大会讨论。

1952年2月初，毛泽东致电谈判代表团提出了为讨论第五项议程起草的原则草案。“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兹建议由敌对双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为一方，联合国有关各国政府为一方，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各指派代表五人举行政治会议，协商：（1）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2）和平解决朝鲜问题；（3）与朝鲜和平有关的其他问题。”

代表团大会复会后，我方首席代表根据上述原则提出了具体建议。美方首席代表狂妄声称，中国无权参加政治会议。毛泽东电告代表团指出：“政治会议如果开成，必然是以派遣军队参战的国家为限。说中国无参加的权利，否认我国为有关一方的政府，那是吓唬人的，不要理他。如果敌人再说，应理直气壮地告他：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政治会议是无法开成的，更说不到解决问题了。”美方的发言理所当然地遭到我方严厉驳斥。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方再没有就此唬人了。由于这项议程基本是程序性的，没有“硬核”的实质性内容，美方再没作过多争执。这是停战所有议程谈判中，麻烦相对较少的一项谈判。

（四）关于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战和战俘遣返问题的艰难谈判

在停战谈判期间，美国当局一直是各种战争手段和无理拖延谈判伎俩并用。自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判以来，为迫使朝中方面在军事分界线的谈判问题屈服，除在我军前线发动所谓夏秋攻势外，还对我军后方实施“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所谓“绞杀战”，妄图彻底摧毁朝中军队的供应补给线。这尽管给朝中军队带来严重困难，但在毛泽东、中央军委亲自过问和周恩来具体督导下，新组建的志愿军空军、高射炮部队、铁道运输部队和公路系统等各条战线都开展反“绞杀战”斗争，使敌人的“绞杀战”宣告失败。这一斗争既使朝中军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有了供应补给的初步保障，又使敌人在谈判桌上获得利益的企图破产。

停战谈判进入第三、第四项议程讨论之后，特别是讨论战俘问题以后，美方重操故伎，置国际法于不顾，在“三八线”北的整个朝鲜半岛北方和我国东北和沿海部分地区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这一轮谈判异常艰难，讨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遣返原则，二是遣返数量。美方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蛮横无理至极。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是比军事分界线的谈判更难啃的硬骨头。这一议程的谈判进行了三项斗争：

首先，开展反细菌战斗争。美军实施细菌战蓄谋已久，还在从“三八线”以北撤退时，就决定试验细菌武器。1952年初，美方在谈判桌上未能得逞，就对朝鲜北方和中国部分地区实施罪恶的细菌战。2月下旬，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并告彭德怀等：敌人自1月28日起，连续在朝鲜前线以飞机撒放毒冒细菌，经化验业已证明其中含有鼠疫、霍乱及其他病菌，现除令前方进行动员随时扑灭焚毁外，已于今日起以飞机赶送340万人份的防疫苗、5000磅杀虫粉剂及喷射器材转运前线，并加派若干防疫队前往。中央军委电告志愿军司令部：美国细菌战的行动，意图是“进行恫吓和威胁，并试验细菌武器的效能”。

美军实施细菌战对于中国人民也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党中央一方面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实施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动员全国人民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向全世界揭露和打击美军新的灭绝人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在朝鲜战场前线及我国国内进行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在全国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从东北到海南岛，从沿海到新疆，这些动员和运动都轰轰烈烈地进行。全国卫生水平大为提高，城乡呈现清洁卫生气象，为新中国卫生事业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斗争。这一阶段的谈判，分歧最大、僵持最久的是战俘遣返问题。还在1951年11月中旬毛泽东向斯大林通报谈判情况时就指出：关于遣俘问题，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

1951年12月11日，谈判战俘问题的小组会举行。美方仍然不同意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全部遣返原则，主张“对等遣返”，坚持“一对一”的交换，进行“自愿遣返”。这个主张再次遭到我方坚决反对。为打破僵局，我方在掌握了被拘留的全部战俘材料后，毛泽东电示代表团，同意交换全部材料。敌方在交名单材料过程中一直采取拖延和不实报的手段。1952年2月底，我方代表在据理驳斥对方的无理拖延和狡辩的同时，在小组会上又提出新的方案，包括“优先遣返重伤重病战俘”“以非军事区内的板门店为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等。该方案对许多细节做了合乎情理的规定，获得国际舆论赞赏。3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致电代表团指出：在提出新方案时，条文方面仍可定为“双方规定应被遣返的全部战俘数目，我方一万一千多人，对方十三万二千多人”。此项协议“其交换细则规定为：在我方凡志愿军被俘人员和人民军中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人民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在对方凡联合国军被俘人员及南朝鲜军中属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须全部遣返，凡南朝鲜军中原属北朝鲜籍的被俘人员均得自愿遣返”。

对于朝中方面释放的上述善意，美方代表仍置若罔闻，继续无理坚持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并从1952年4月上旬开始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使用威胁利诱动刑等各种手段，逼迫战俘表示不愿遣返。4月底，双方举行代表团大会行政性会议，美方代表提出所谓“一揽子方案”的最后通牒，声称只遣返朝中方面7万战俘的原议，这是不可更改的立场，朝中方面必须全盘接受。5月上旬和中旬，毛泽东接连电告代表团指出：在俘虏问题上“应坚决反对所谓甄别，指出按照日内瓦公约，根本不许可有任何甄别”，应坚决揭露对方违反该公约的各种行为。他们那个最后通牒式的“发言态度极恶劣，应根据事实予以痛斥，并质问其决不作任何退让之词是否准备破裂”。美方对遣返战俘问题的流氓无赖手段，一再遭到我方代表严厉痛斥。

最后，抗议对朝中战俘残酷迫害的斗争。美国当局对战俘虐待、迫害，继1952年2月发生巨济岛事件后，5月该岛又爆发了“杜德事件”。1952年5月7日，在巨济岛上美军76号战俘营中，不堪遭受残酷虐待和凌辱的朝中战俘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其对战俘实施酷刑和屠杀的所谓“自愿遣返”，要求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前来谈判。杜德对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种种罪行百般狡辩，拒不答复战俘们的正当要求。战俘们为维护自身生命权利，将杜德抓入战俘营，成为“战俘的战俘”。巨济岛上17个战俘营10余万战俘的40多名代表在战俘营代表大会上控诉了美方虐杀战俘，秘密利用战俘做细菌战、化学战、核子战试验品的罪行，向美方提出立即停止实行非法的“自愿遣返”等四项要求。美方新任战俘营负责人柯尔生准将复信表示接受后，5月10日杜德被释放。

1952年5月14日，毛泽东致电代表团指示说：美方战俘营长官柯尔生致我方被俘人员的信的答复，承认战俘营有过流血事件发生，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队打死或击伤。他保证，将来这个俘虏营里的战俘可以希望得到符合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不再对这个战俘营里的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据此，毛泽东指出：你们“应即抓住这两点，引用原句，加以痛击，指出柯尔生是代替杜德的敌方俘虏营负责人，其负责的答复已经承认了对战俘的不符合国际法即日内瓦公约的待遇，承认了有暴力行动，承认了有强迫甄别。由此可见对方的自愿遣返完全是暴力行动和强迫甄别的结果”。

然而，美国政府当局哪有什么“诚信”可言！“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履职，立即撕毁“杜德事件”达成的协议，对战俘营实行血腥镇压。克拉克同他的两位前任一样骄横狂妄，对谈判没有丝毫兴趣，同样认为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应通过战场来解决。从6月开始，美军对朝鲜的水电设施、铁路交通和平壤市区以及数十个城镇进行狂轰滥炸，再次制造屠杀无辜居民、毁灭和平城市的战争罪行。6月底，美方对朝中战俘的强行“甄别”全部结束。在7月中旬代表团大会上，美方报告“甄别”情况说，要求遣返的战俘是8.3万，承认原来讲的7万人有遗漏。在8.3万人中，朝鲜人民军战俘有7.66万人，约占应遣返人民军战俘的80%；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6400人，约占应遣返志愿军战俘的32%。二者比例极不相称。美方又声称，这是所谓最后的、不可更改的方案。中共中央对美国的这个方案进行了研究，毛泽东电告代表团指出：“此间同志一致认为，在目前接受敌人这一挑衅性引诱性的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并在敌人狂轰滥炸之后接受，显然对我极为不利。首先是在敌人轰炸压力之下而接受其挑拨性引诱性的方案，在政治上军事上我已处于不利地位，敌人必将利用我方这一弱点，继续采取攻势，并启其扩大挑衅之念。故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继续拖延，我坚持不退，敌人仍有让步可能。如不让或破裂，我应决心与敌人战下去，从敌人不得解决的战争中再转变目前的形势。”

美方这个包藏祸心的方案遭到朝中方面代表的拒绝和驳斥。1952年10月8日，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谈判再次中断。

（五）关于上甘岭战役的较量和旷日持久谈判的结束

会场上不见，战场上见。我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毛泽东在1952年6月中旬致电代表团指出：“对方可能一面在谈判中耍流氓，一面在军事上对我施加压力，以表示其强硬。我们应一面在谈判中坚定回击，猛攻敌人弱点，一面在军事上严阵以待，不使敌人得逞，以揭穿敌人外强中干的软弱性。”

我志愿军各部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经过精心准备后，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底，陆续进行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历时44天，歼敌2.7万余人。同时，美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无论在战场上还是谈判桌上，这都是双方的最后较量。

第一，战场上与美军的最后较量：上甘岭战役创造的奇迹。金化处于“三八线”中段，上甘岭与金化相距只有几公里。上甘岭为中部地区最高峰五圣山（海拔1000米多一点）的前沿高地，是志愿军构筑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寨，与盘踞金化的“联合国军”遥相对峙。美军发动“金化攻势”，是企图突破中朝部队的中部防线，进入平康平原。上甘岭地区的两个高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是扼守中部战线的前沿据点。如果说五圣山是中部平康平原的天然屏障，那么上甘岭则相当于守卫五圣山的门神。美军的主攻目标就是夺取这两个“门神”高地，进而占领整个上甘岭和五圣山，再长驱直入进攻平壤。

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是志愿军为粉碎敌军“金化攻势”，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进行的坚守防御作战。在我军防守的这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动用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投入4万余人，还有300多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对志愿军阵地轮番进攻和轰炸。敌军对两个高地发射了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两个高地的土石被炸掉1至2米，成为一片焦土。志愿军也投入4万余人，动用各种炮近500门，发射了35万余发炮弹。外电评论，此战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是中国军队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

上甘岭战役持续43天，志愿军防守部队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打得英勇顽强，愈战愈神。广大指战员先在地表阵地上与美军反复争夺，给敌以重创；后又转入坑道作战，斗智斗勇。10月底，志愿军部队全线反击，经过25天浴血奋战，全部收复失地。我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胜利击退了敌军大小近700次冲击，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近300架。特别是这次战役涌现了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等一批特级战斗英雄，成为“最可爱的人”的卓越代表。

毛泽东高度评价上甘岭战役。1952年11月，他指出：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他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败。上个月仅在一个4平方公里的地方，他们就死掉两万人。其中在两个很小的阵地，战争来回进行了20多天，结果是杀伤了敌人达18000人。志愿军不仅可以打运动战，现在还能打阵地战。我们在山腰上挖了许多的壕洞，就像“北京饭店”一样，敌人攻到山顶，还不能占领我们的阵地，这个“北京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饭店。敌人攻上来，我们退到后面，等他们进入阵地，我们就给他杀伤。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伤亡极大。过去我们战士住的是平房，设备很简单，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接见上甘岭战役主要指挥员秦基伟（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军长）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

第二，应对登陆之战的最后较量：反登陆的充分准备与敌人冒险计划的破产。上甘岭战役粉碎敌人的“金化攻势”后，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不甘心失败，决定在朝鲜东西海岸两栖登陆。

1952年12月上旬，毛泽东接见邓华指出：“闻鼙鼓而思将帅。艾森豪威尔上台，看来会有新的动作。找你来，是要研究对付艾森豪威尔的对策。”志愿军应以肯定敌人从西海岸登陆这一判断出发，来确定行动方针。“决不允许敌人在西海岸，尤其是在汉川至鸭绿江一线登陆。西海指应当加强和扩大。最好你亲自去，你去了，我放心！”

艾森豪威尔前往南朝鲜视察回国后声称：面对的敌人，我们不能期望用娓娓动听的言语打动它，而只能用我们选择的行动。

抗美援朝战争的较量，既是双方兵力、战力的较量；从某种意义说也是双方最高统帅战略智慧和决策能力的较量。自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美国前线将帅换了好几个，总统杜鲁门也下了台。现在轮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明星统帅了。毛泽东对艾氏的“棋局”洞若观火，在战略上仍视其为“纸老虎”，这个明星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丝毫不被其二战光环所迷惑。同时，毛泽东在战术上仍将艾氏作为“真老虎”来认真对待，防务布局慎之又慎，坚持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可能的底线思维。在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多次研究后，毛泽东先是去电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回电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部署。

1952年1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志愿军党委关于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并对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作出具体部署。新年过后，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撤销台湾海峡“中立化”，放蒋出笼，配合美军在朝鲜的军事冒险。针对美国的冒险行动，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指出：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这个讲话是对美国政府铤而走险的严正警告。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部署下，一场空前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在各方面、各系统、各条战线上加紧进行。从朝鲜战场“三八线”北的正面防御阵地到可能登陆的东西海岸，中国东北境内直到华东沿海地区，都构筑了大纵深的严密防御体系。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敌人越是叫嚣战争，我们越要敢于斗争，绝不能被敌人的战争叫嚣所吓倒。我们越是做了充分准备，战争越是可能打不起来，真老虎会变成纸老虎。美军通过空中侦察和特务刺探，了解到中朝军队正在做抗击侧后登陆的各种准备，再加上要将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行径又一次遭到盟国伙伴的反对。这样，忙碌了几个月的军事冒险行动只能偃旗息鼓。

第三，战俘遣返问题的最后较量：拖延将近1年半的第四项议程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战场上打不下去了，只好回到谈判桌上来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致函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以恢复中断了近5个月的谈判。

复会后的谈判本来应当比较顺利，因为是美方主动提出的。但美国人不甘心认输，往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致使最后谈判拖了3个半月多。这次谈判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联络小组会达成《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双方联络官在1953年4月6日开始接触。毛泽东通过周恩来起草朝中两国政府建议的说明信电告代表团。说明信指出：一，我方认为，在停战后双方战俘应予全部遣返、使之回家过和平生活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二，鉴于双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已经成为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为了消除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朝中方面在这次新建议中对于战俘遣返的步骤、时间和方法做了明显让步。三，我方这一建议正是根据日内瓦公约、国际惯例和朝鲜停战协定草案规定的战俘应予全部遣返的原则，坚持拘留方面应保证不得对其所收容的所有战俘采用任何强制手段来阻挠他们回家以实行强迫扣留，同时并应保证将停战后未得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释放出来转交中立国。四，朝中方面不承认有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因此所谓“强迫遣返”或“武力遣返”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我方主张将一部分因遭受恐吓和压迫而心存疑虑、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转交中立国，经过我方的解释，使他们逐步解除疑惧，从而在遣返问题上得到公正解决。

此说明信以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名义发给美方首席代表，在联络官会上交给对方，于签订协定当日见报。双方经过5天谈判，终于在联络组会议上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20日，双方在板门店开始遣返病伤被俘人员。

第二阶段：代表团大会复会，继续讨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1953年4月26日，中断6个半月之久的双方代表团重新开始解决全部战俘问题的谈判。会前，征得金日成同意，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拟定了关于我方建议的具体实施方案，即被称之为“第一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应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遣返，不得阻挠，送交给战俘所属一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到一个由双方协商决定的中立国家去，由该中立国指定地点加以接收和看管。以6个月为期限，由战俘所属国派人前往中立国对战俘进行解释，消除他们的疑虑，通知他们有遣返的权力，凡愿遣返者由中立国协助遣返；期满后，仍在中立国看管的战俘交由停战协定所规定的政治会议协商解决。这里讲的中立国没有指名，实际上是印度，这个方案已经采纳了美方的某些建议，但仍遭到美方反对。他们坚持在朝鲜交由中立国接收和看管；对不直接遣返战俘给予的解释时间只需2个月。

朝中方面为推动谈判取得进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按原定设想又提出“第二方案”。他在头一天将“第二方案”全文发给代表团，望他们在5月7日大会发言后以书面文件交给对方。毛泽东指出：“我方提出新方案，并保留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使我们更处于主动，以利与对方进行谈判斗争。”新方案建议成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组成，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在原拘留地点从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下释放出来，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收和看管，并立即进行遣返安排。战俘所属国对战俘的解释期限由6个月缩短为4个月，解释期满后仍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战俘交由政治会议协商解决。显然，这一新方案又吸收了美方建议，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赞扬。但是美方出尔反尔，在5月13日提出所谓“反建议”，要求将不直接遣返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就地释放”，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60天解释期满后也“就地释放”。“反建议”无疑遭到朝中方面强烈谴责。美方建议休会，谈判航船再次“搁浅”。

第三阶段：以打促谈，走投无路的美方代表只得回到谈判桌前签订协议。还在4月26日双方代表团复会前，毛泽东就向志愿军领导同志提出了对谈判与作战要做两手准备的指导方针，认为停下来的可能虽比过去增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我们争取停、准备拖，而在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志愿军领导方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作战方案作了部署，准备在6月初发动夏季战役反击战，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

就在代表团大会中断的当天，志愿军和人民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在前两个星期以打美军为主，在后11天则以打李伪军为主。因为李承晚还不愿停战，妄想武力统一整个半岛。打李伪军可谓“小菜一碟”，歼敌4.1万余人，几乎是此前打美军的10倍。这样，李承晚暂时不敢妄动，同意恢复板门店谈判。

1953年5月25日，美方在代表团大会上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宣布放弃5月13日的“反建议”，提出新方案。这个新方案在主要方面采纳朝中方面5月7日的方案。5月30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谈判问题。6月1日，毛泽东复电金日成：联合国军方面撤回了无理要求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方案，基本上接受朝中方面5月7日的方案。我们认为可以接受敌方的这个新方案，准备在复会时表示基本同意，只在各项条文做若干必要的和技术上的修改。6月8日，拖延宕久的战俘问题，经过双方让步终于达成协议。它基本实现了朝中方面关于遣返战俘的愿望。

战俘遣返问题是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后一道障碍。它的解决预示着停战谈判完成任务，也将迎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在多年战乱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是多么需要和平环境建设自己的家园啊！抗美援朝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当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其时间之长、参战国之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罕见。它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既在中华民族战争史，也在世界战争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双方签订关于遣返战俘的协议后，停战谈判的议程全部完成。但就在这时，李承晚和美军演了一出“双簧”。他们从6月18日到月底，以所谓“就地释放”为名，强行将朝鲜人民军战俘2.7万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当晚，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人会议，商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以及鉴于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决定在朝鲜停战前再给予南朝鲜军队以军事打击问题。次日，毛泽东致电代表团，指出：美军总部明知故犯地纵容李承晚破坏战俘协议，引起全世界严重注意和纷纷责难。“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的压力，使类此事件不敢再度发生。”毛泽东还电告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决策，中朝军队发起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李承晚军队。7月13日，中朝军队以1100多门火炮向金城以南李伪军阵地发起猛烈轰击。随后，两国步兵迅速突破李伪军的全部前沿阵地。这次战役为期两个星期，一直打到美国和南朝鲜政府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为止。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战，歼灭敌军5.3万余人，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

正是由于金城战役的胜利，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积极推进，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才答应准备签字。对于如何安排签字仪式规格，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考虑周密。他于7月18日致电金日成：由于南朝鲜的破坏行为，我们考虑双方司令官，您及彭德怀同志与克拉克三人均不出席签字仪式，而改由双方司令官预先将字签好，再拿到板门店去由双方谈判代表签署。金日成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电告代表团指出：我们应主动向敌方提出，由于李承晚政府破坏了关于战俘问题的协议，至今尚反对停战，并声言他们有行动自由。因此，双方高级司令官不宜出席签字仪式，而应各在其司令部先行签字，然后将他们已经签字的文本送板门店，由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及哈利逊中将主持签字仪式，并进行分别签署。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下午1时，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晚10时，金日成于平壤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于开城在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这样，朝鲜全线的一切战斗行动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历时3年1个月的朝鲜战争与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结束了！就抗美援朝战争言，共歼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敌我伤亡损失比为1.7：1。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我国开支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美中两国的这个比差是非常之大。这有一比，可以说是“轻量级举重选手”打败了“重量级举重选手”！

（二）毛泽东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意义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一个半月后，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的讲话中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毛泽东说：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大家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全国人民的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为什么能够同美国侵略者和谈下来呢？毛泽东从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毛泽东分析上述三方面原因后，指出：“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胜利经验的这个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它平实、朴素、生动、自然，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也是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来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毛泽东接着指出：“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后，毛泽东发出警告：“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〇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确很伟大。毛泽东讲得平实、通俗、生动、自然。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已70多年了,但这场战争的1000个日日夜夜，却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讲的上述意义不仅经受住了历史检验，而且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特别是对于怎样应对西方超级大国不时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仍有借鉴意义。

有年轻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毛泽东不做长篇大论的报告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意义？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因为就在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专门听取彭德怀做《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该报告长达1.3万字，全面翔实地论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个报告中，彭德怀讲了那著名的金句，“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由于有彭德怀的长篇报告，毛泽东只能即席简要讲话，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寓伟大于平凡之中，融高深之理而直白浅出。

（三）习近平站在时代高度以历史深邃眼光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意义展开论述

2020年10月2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毛泽东领导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和时代价值。习近平的讲话充满激情，引述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金句，多维度讴歌抗美援朝战争。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向全世界宣告彭老总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习近平讲话首先引述了这一金句。曾几何时，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奋斗，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刚刚诞生才九个月的新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横下一条心，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决然地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如毛泽东所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重拳打出后，经过两年零九个月即1000个日日夜夜极其艰苦的军事作战和政治较量，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一扫100多年来的历史屈辱，使中华民族真正挺拔地站起来了。习近平以五个“经此一战”，高度赞扬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因此，“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了五种精神，一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三是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四是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五是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五种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怎么永续传承、世代发扬呢？习近平指出：一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二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三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英雄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四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习近平指出：“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志愿军将士面对陌生的战场、陌生的敌人，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把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上述四种“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都需要发扬的民族风骨、民族力量、民族血性和民族智慧，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永远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第三，铭记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我们国家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前进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习近平论列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有五条：

一是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惜流血牺牲，不懈努力奋斗，团结凝聚亿万群众不断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二是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习近平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

三是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我国综合国力。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一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不断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更大奇迹！”

四是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只要我们与时俱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向着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就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五是铭记伟大胜利，推进伟大事业，必须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够迎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抗美援朝战争已过去70多个春秋，弹指一挥间。毛泽东“华诞”，许多中国人视为“圣诞”，世代祝寿、永远铭记。习近平在10年前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他领导抗美援朝战争打败“野心狼”的伟大胜利，更为世人乐道。让我们永远弘扬毛泽东缔造的抗美援朝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