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晚年毛主席为何“忧伤”？—

钱昌明：晚年毛主席为何“忧伤”？——唯恐“红色江山”不保

点击：作者：钱昌明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08-31 10:28:05

1976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把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649页）

毛主席做的“两件事”，实际上就是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保江山”。

历史上的毛主席，无疑就是神话世界中的“胜利之神”！他的一生，就是斗争的一生，胜利的一生。在他的人生征途上，尽管遭遇过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不管是在内外交困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是百废待兴时期的抗美援朝，他从不气馁，始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他依靠人民群众，总能克敌制胜，堪称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直至赢得对手——诸如蒋介石、日本战犯和美国将军等，无不都口心一致地服输。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盖世英雄”式的历史奇人，临到晚年，竟亦有他的“忧伤”。

据为毛主席做摘除白障手术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披露，1975年7月28日，就在术后的第五天，毛主席已可戴着眼镜视物。他很高兴，先是静静地读书，后来小声低吟，突然间嚎啕大哭起来。唐大夫见他手捧书本，哭得白发乱颤，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赶忙过去劝慰。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正在读南宋诗人陈亮写的《念奴娇·登多景楼》。

陈亮，南宋爱国思想家。他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孝宗，反对“偏安定命”，朝廷置之不理。1178年他连续三次上书，大胆揭发了一班大臣退让求和、苟且求安；奏疏直言不讳，遭当道权贵的忌恨，致两次下狱，然始终不改其恢复中原之志。1188年陈亮到京口、建康等实地考察地形，提出一系列经营方案，准备再次向孝宗上书。期间，写下了这首词：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场！”

显然，毛主席感念诗人的爱国愿望未能如愿——进而触发了内在心结而动情，一度不能自己。

那么，在毛主席的内心，究竟有什么样的心结，居然让他如此动情、“忧伤”？答曰：“保红色江山”心结。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人民领袖。他的一生只在实践一个心愿：为占人口极大多数、受苦受难的底层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

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人民打下了江山，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作了国家的主人，彻底改变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然而，面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对国内被打倒阶级千方百计的拚死反抗，面对五千年私有剥削制度的遗毒，怎样保卫劳动人民红色江山不被颠覆，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

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就讨论过中国历史上“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其时，毛主席就认为，共产党人已找到了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就特别重视“纯洁干部队伍”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两大问题。

建国仅半年，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便出台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期间，中央对“黄逸峰事件”的处理，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典型。

黄逸峰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建国后，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兼党组书记、兼任下属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来信，批评校领导，批评者署名“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事发后，黄逸峰片面听了汇报，竟指示追查投稿人学生薛某，并对其施加压力，逼令退学。毛主席获知黄逸峰压制批评的事实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黄逸峰被开除党籍，撤销本兼各职。这在上世纪整个50年代，对鼓励“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推进党员干部队伍创建勤政、清廉政风，强化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接受人民群众公开监督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开展“整党”的决议。“整党”要求把党员划分为四部分人：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首先，要求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退出，不伤感情。

1951年11月到1952年10月，毛主席又在党政机关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简称“三反”、“五反”运动。正是在这场运动中，杀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和张子善，极大地震慑了干部队伍中的贪腐分子。

1953年1月5日，毛主席又向全党发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上广为揭发”，“各级党委应在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3-74页）

毛主席不仅支持、提倡人民群众监督政府、干部，而且总是支持“小人物”起来批判“权威”。1954年10月，他给政治局领导同志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一些党的领导人压制“小人物”：

“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出现“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评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同上，第135页）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八届二中全会作总结讲话，再一次强调：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34页）

此后，毛主席又在多次讲话中谈及党群关系，反对官僚主义。遗憾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还存在着官僚机构与官僚队伍，不管你怎么反对，“官僚特权”终究无法根除。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偕邓力群等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表明毛主席联系社会主义实践，已把反对“官僚特权”问题上升到“人民权利”理论高度，并与能否永葆劳动人民红色江山联系起来。历史无情地证实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

在苏联，随着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随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恶性膨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终于在“和平演变”的过程中复辟了资本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联系苏联的变化，眼看当时中国的现状，为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摸索改变社会主义的“官僚特权”体制，毛主席不惜“跌得粉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提出“斗私批修”纲领，目的就是要永葆红色江山。

毛主席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76年的他，已是重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人世。他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唯一“忧心”念及的就是红色江山的安危。

老人家一生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保江山。已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不仅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还献出了自己的爱妻、爱子，献出了自己的弟、妹，献出了十几位亲人。他更念及为打红色江山前仆后继而牺牲的无数先烈。如果劳动人民江山不保，不就意味着一切“归零”。他“忧心”自己离世后，在国际、国内艰难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会发生像王安石诗句中描述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