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用“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形象化的语言，激励全国人民和志愿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是，作为具有长期丰富战争经验的卓越军事家，他在鼓励士气的同时，也高度强调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并加紧战备工作。

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就提出要加强军事准备，尤其是空军应该加强，他强调，“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对付，只得凭不怕死，凭勇敢，凭牺牲精神”，今天有了条件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此后，毛泽东亲自指导与苏联的协商工作，以争取军事物资援助特别是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在与强敌初步较量中，毛泽东愈加强调现代武器装备的重要性。

1951年5月，他在向即将赴苏联谈判的兵工代表团团长徐向前交代任务时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他要求除购买武器装备外，还要多搞点技术项目以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

他在1951年6月21日的两份电报中指出：“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1952年6月21日，在和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陈赓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和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落后问题。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炮击金门和边境冲突中，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一方面提出要坚决发展原子武器，并于1955年1月15日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1958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研制原子武器的战略意义，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而在中国原子武器研制进入冲刺阶段的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客人时则自信地说，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

毛泽东还从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摧毁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出发，强调要估计到帝国主义可能发疯，而想发动战争的疯子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因此，我们也搞一点原子弹，“才有可能制止战争”。

1957年4月21日，在与外宾谈到原子弹问题时，毛泽东从力量制衡的角度透彻地阐述了这一辩证思想，他指出：“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1964年10月1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判断有可能争取十年和平时间，因为“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

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的重要思想。

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在我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对此，毛泽东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而此时中国经济建设也开始遇到很大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于1962年6月和11月先后作出批示：“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有力领导下，我国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相继研制成功，大大提高了慑战能力，也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转自“《学习时报》”，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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