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史学家精心编撰的纪传体史书合集，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毛泽东注重研究这部史学巨著，他深刻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历史的创造性解读推动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学习历史、运用历史的热情，促进人们鉴往知来，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这一切都彰显了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相伴一生的史学巨著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酷爱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其中《二十四史》是他尤为重视的一部巨著。1952年，毛泽东购置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从此，这部书陪伴了他24年，无论他在北京还是外出考察，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列车、飞机上，他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地刻苦阅读研究。其中有些史册和篇章他反复研读多次，并用红蓝铅笔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符号和批语。

毛泽东的批语包罗万象，有关于古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解读，有关于古代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评价，他对史实、史迹广泛发表真知灼见，也将那些对当今社会有所启发的思想内容加以勾划，并加以诸多注释和说明。

毛泽东善于将两种至数种历史著作参照阅读。如《前汉书》与《后汉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南史》与《北史》，毛泽东将其中的历史要素进行比对，辨析其中的史实。他曾说：“《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比《旧唐书》更好些。”

毛泽东读史始终注重联系当今实际，经常分析历史人物的境况和各种条件，充分考虑修史者的历史局限性，并加以现代视角的解读。毛泽东读《新唐书》的《徐有功传》时，注意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句话。他写下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1975年，82岁高龄的毛泽东身体衰弱，罹患眼疾，但他每天仍坚持读《二十四史》，并认真撰写批注。到了1976年，毛泽东病情加重，时常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但只要是神志清醒的时刻，他仍坚持阅读《二十四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南史》和《晋书》分册仍静置在他的枕边，陪伴毛泽东走完了他不懈求索与奋斗的一生。

数风流人物

毛泽东对历史上很多人物都有过独到的认识和评价，其中承载着他深厚的历史情怀和宏阔的唯物史观视野。

项羽的战略错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对项羽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评价。毛泽东还通过阅读《史记·项羽本纪》，总结出了项羽一生中的几个致命错误，这些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失败。一是项羽在鸿门宴上对范增的建议置若罔闻，将刘邦放走；二是项羽过于相信楚汉所订立的鸿沟之约，对刘邦毁约东进的估计不足；三是项羽建都彭城，放弃沃野千里、雄关垒座的关中地区，造成了重大战略失误。而项羽这个人之所以犯下这些错误，就源于他“不爱听别的不同意见”，不能采纳良策。

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在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刘邦都有较高的评价。他评点《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本是一介平民，早年名声也不太好，但他能在秦末群雄逐鹿的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开一代王朝基业，名垂史册，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人。

梁武帝的得与失。毛泽东在《南史·梁高祖本纪》中，对梁武帝早期的治理成就比较欣赏，认为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也对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梁武帝执政的中后期则急转直下，他开始崇尚空谈，无所作为，导致忠良远离，奸佞日近，这也成为他最后导致悲剧结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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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建网微平台”，转自2019年第32期《学习活页文选》，原载于2019年8月7日《学习时报》文章《毛泽东与<二十四史>》，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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