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势磅礴，高屋建瓴。毛泽东文章中的那种气势，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跃然纸上、力透纸背。1949年4月21日，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这是捣毁蒋家王朝、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军事总动员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命令通过确切精当的语言，展现出一泻千里、锐不可当的磅礴气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接着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全国进军，追歼国民党残余部队。

旗帜鲜明，一语中的。文章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是毛泽东对文章的要求，也是他自己文章的特点。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这样爱憎分明的态度和褒贬清晰的语言，把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支持表达得一清二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革命特点的精准描述，就是对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的有力回击。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毛泽东善用通俗语言、深入浅出地讲道理，他讲话写文章干部群众都爱听爱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处对话：“‘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报告讲农民运动带来的变化，用如此生动形象的例子，群众如何不喜欢？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用“星火燎原”这样群众化的语言，解释当时的革命形势及未来趋势，回答了对“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读后能让人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党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引用了《列子·汤问》中的寓言，借愚公坚持不懈、感动上帝最终搬走太行、王屋二山的故事，号召全党要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巧妙地把重大革命问题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既利于大家理解，又利于贯彻执行。

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毛泽东在文章中引用了不少成语典故。诗人臧克家曾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在文章和谈话中，常常引用一些典故和成语，连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了四五十年的人，也得去查书。”毛泽东用典，似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既增强了文章的厚重感，又赋予典故以新的生命力。毛泽东喜欢读古典文学，也常拿书中的故事来用。1939年7月7日，毛泽东给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时引用了《封神演义》中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相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种巧妙引用，促使人们牢记“三大法宝”。

巧比妙喻，异彩缤纷。善用生动比喻，是毛泽东文章的一大特色。“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尾一句话，连用三个比喻预示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帮助当时党内一些同志扭转对时局的悲观估量。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到长征时他说：“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这样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比喻，不仅生动概括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而且饱含着革命必胜的豪迈情怀，非常有感染力。“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同歌谣般广为传诵。

毛泽东用兵如神，下笔也如神。“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秘书工作者想写好文章，就该像毛泽东当年那样勤奋学习、深入调研、躬身实践，这样写文章才深刻管用，富有朝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