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毛主席要去延安党校作报告。我和康克清同志搭乘主席的汽车，从枣园出发，一同前往。

那时，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住在枣园。我从前方回来，因病住在枣园招待所，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离得很近 。 尽管主席工作很忙，还是找了我去谈心和了解前方的情况。我也常去看望他们。这次，我们同毛主席坐在一个车里，话自然少不了。

汽车平稳地行驶着。过了一会，主席和我们搭起话来。

“康克清同志，你是万安人吧? ”

“是万安的。”

我顺便插了一句：   你们万安有个粱鼎元，曾在前委办公室当过秘书。”

毛主席说：“对啊!对啊!”

我又接着主席的话说： “后来他调地方工作，被当作AB团打了。”

这时，我和康克清同志都说： “这个人有文化，办事也好，如果那时候不把他调到地方上去，是不会死的。真可情!  ”

毛主席没有吱声，显然是在沉思，等了一会，才深沉地说： “那不一定。我们肃反也走过弯路哇! 多少脑袋斗出了八个字。”我立刻意识到，这八个字就是1943年底毛主席提出的肃反方针： “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车轮飞转，车外的景物向后面不停地飞逝而去。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沉浸在历史经验的思考和回忆之中。

1930年1 1月，蒋介石调动十万军队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同时，指使反动分子混入苏区，搞反革命煽动宣传。这时，我们在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中，也发现有人在进行反革命的活动 。 总前委决定在红军和中央苏区里，开展一次肃清反革命的运动。由于没有经验，当时提出了绝对进攻，跟踪追击”的过“左”口号。在肃反中，虽然肃了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巩固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但由于缺乏调査研究搞了扩大化。粱鼎元同志的被害就是这时候的一个错案。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了召开党的“七大”创造条件， 以战胜日本侵略者和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 当时，在中央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个别人，于1943年的5、6月间，又错误地提出搞“什么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大搞逼供信，整了一大批干部和青年学生，伤害了不少好人，重复了扩大化的错误。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于同年8月15日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 «中共中央关于审査干部的决定»，提出九条审干方针，严禁逼、供、信。接者，毛主席又在1943年底，明确提出了 “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的肃反方针。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毛主席不但敢于进行掲露，认真纠正，而且亲自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我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同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 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都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当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举起右手，沉痛地说，我向你们道歉!

毛主席的这种高尚的品德深深地感动着我。 会议休息中碰到陈毅同志，我高兴地向他说： “毛主席在今天的大会上公开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陈毅同志也高兴地连连点头。这时，我想起了陈毅同志经常说的一句话： “伟大之所在”，用它来形容毛主席的崇高品质和广阔胸怀，是多么恰如其分啊!全国胜利以后，毛主席在1957年2月的第十一次(扩大) 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肃反问题又讲到：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七七页)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亲自听到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论述。 他说： “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 “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 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 不过有一个区别。 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 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是啊，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 由于认识客观世界的条件限制，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全部事物。因此，作为领袖人物在引导他的政党和人民前进的过程中，对某个事物，对个别情况处置的暂时“ 失算”，是认识过程中很难避免的现象。革命的人民加以提醒 以至严肃地批评，革命领袖不但耐心倾听 ，虚心改正，将群众的巨大智慧纳入革命的政策、路线之中 这不但无损于伟大的党和领袖的光辉，而且将使其更加光彩照人。毛主席就是这样伟大的导师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