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 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⑶，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抗战初期，中苏订有友好条约，苏俄曾派驱逐机E———五、E———六，轰炸机S、B、D、B及五百以上空军战斗员来华与我并肩作战，并派有军事顾问若干人，至中央与各战区服务。

现行的1952—1978年GDP低估了中国这一时期的建设成绩，应同时使用社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品的若干数据和事实进行补充和调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大陆冲破种种阻挠与封锁，克服重重困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的核武器——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

据炮3 团事后的报告说:“该舰于通过我7 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炮兵立予还击，当即将英舰甲板及炮台、司令台、机轮仓击中数处。

溥仪住在五妹夫万嘉熙家里。他决心每天要做点好事。次日一清早，他拿起扫帚打扫胡同，回去却找不着门了。

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的《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讲话中，对这个问题有过解释。只要对这段讲话略作解读，就不难找出其中原因。

主席同意邓任副委员长，可能是考虑到周的性格，又亲自写了一个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我们党之所以完全彻底地成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忠实代表，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的领导方法。

很快敌人车队溃逃到这里，开路的是50多辆坦克，郭忠田排的主要武器是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于是果断地放走了坦克，打后面美军的运兵车、弹药车。

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92年1月，父亲叫秘书设法在他办公室里挂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说：“现在眼睛视力不行，小了看不清。”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由毛泽东亲自下令处决的高级干部屈指可数，比如中央苏区时期的谢步升、延安时期的黄克功，还有后来的刘青山、张子善。

林彪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再一次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罗荣桓元帅，并轮流守灵。10时，公祭大会开始。刘少奇主祭，朱德、林彪、邓小平等陪祭，并由邓小平致悼词。

首先，必须承认国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创造的辉煌战绩。但承认国军的英勇抗战绝对不代表就必须得否认共军的积极抗战。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闳、李明灏等２６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明灏。

其中的时间、人物、事件的叙述和史实基本准确，真实可信，但在一些数据和事实上也与现在党史研究的成果略有不同，因此值得党史界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从军20多年，一直就在通信兵一线执勤部队，一年365天，一天一个班，没年没节的，少说也值过5000多个班了。

今天是一个颇有纪念意义的日子。69年前，也即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写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以回应美国于同年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总算喘上了一口气。但党中央能否在这个贫瘠的高原站住脚，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建立革命大本营，还是个未知数。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非常重视，并采取“慎重、稳进、温和”政策去对待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基本上没有变革其长期形成的封建压迫制度。

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攻打闽中大田，遭到当地民团及军阀卢兴邦部的阻击，红四军攻打大田县城不克，先后转移至石牌、济屏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40岁以前还是山西的一个老庄稼把式，40岁以后，就因为大寨而蜚声国内，逐步得到毛泽东赏识，并于1975年，也就是60岁的时候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