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主要矛盾的认定不是一个说辞，而是一个坚实的依据和前提。主要矛盾变化是一系列方针政策调整的依据，同时也是确定军事战略方向和方针的根本依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什么军事方针？就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要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把红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为什么是这样的方针呢？因为日本侵略者军队在华北，向东越过山西才能去打日本。但这个方针却遇到了众多不理解和反对意见，从会前酝酿和会后实施，甚至一直到红军东征期间，不同意见一直存在。为什么？因为，红军刚刚摆脱长征中的围追堵截，落脚后打退刚刚“围剿”陕北根据地的敌人，毛主席就主张集中红军主力东征，向山西发起进攻，能做到吗？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但在领导层中分歧很大。
多数人主张先把根据地搞巩固再发展，不要冒险进攻，发展方向有的主张往南，有的主张往北，有的主张往西，概括起来就是有东、西、南、北、中（不动）5种意见。为了更好地理解各种意见的背景，先介绍一下陕北敌我力量的形势。
中央红军到陕北时7000余人，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是彭德怀，政治委员是毛主席，参谋长是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下设两个军团：一个是红一军团，由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而成，军团长是林彪，政治委员是聂荣臻；一个是红十五军团，由从鄂豫皖根据地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陕北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而成，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是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是刘志丹。两个军团一共13000余人。当时，陕北根据地只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就这么小个地方，还被敌人切成陕甘、陕北两块，除瓦窑堡这个镇子以外，大小城镇都被敌人占领着。还有地瘠民贫，群众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有的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根本无法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根据地的东侧是黄河，北面靠沙漠，西面一片荒凉，人烟稀少，南面有唯一一条通往西安的公路，早已经被敌人切断封锁。中央红军到陕北前，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共”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国民党军作战。根据地周围一共有多少国民党军呢？南面和西南方向，是张学良东北军约16万人，还有杨虎城十七路军6万余人；东面，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超过20万人（山西8万人），其中4个旅在陕西一侧，部署在根据地东北方向吴堡一带；西北面，是马鸿逵的部队约4万人；北面，有“榆林王”井岳秀八十六师，还有高桂滋八十四师一两万部队；蒋介石的中央军，陈诚在洛阳以西控制着3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有两个师已经调入陕西，虎视眈眈。[1]蒋介石在这个地区的总兵力约50万人，这是国民党军的大概数量（不同的资料数量有些差别），直接用于“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兵力10余万人[2] ，敌我兵力对比非常悬殊，而且已经对陕北根据地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样的险恶处境下决策，领导层有些什么不同意见呢？首先提出不同意见的是红一军团长林彪，他的主张是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林彪对陕北到处都是荒凉衰败的景象很悲观。瓦窑堡会议召开前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带领部队到比较富裕的陕南，依托秦岭打游击，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首先能解决吃饭问题。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几乎把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甚至说宁愿受处分也要离开陕北。瓦窑堡会议后，他还在电报里与毛主席软磨硬争，要求中央批准他去。军团政委聂荣臻曾是他在黄埔军校的教员，推心置腹地劝他：你不要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但他听不进去[3]。按照他的说法，人的上帝是自己，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4]。还有的看不到局势的变化，认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应当南下[5]。再一个是遵义会议从党中央负总责岗位上下来，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博古，还有领导层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主张是首先确保陕北根据地，然后再向西发展。理由就是，在长征中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好不容易有了陕北这样一块立足之地，决不可轻易丧失。陕北苏区四面受敌，红军元气还未恢复，不易与优势的国民党拼搏，而应当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并进一步向新疆发展。到宁夏后可通过外蒙接通苏联，以得到接济援助。包括政治局委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也认为向西发展更好。政治局委员、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对红军东征山西也同意，但有两个担心：一是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是怕过了黄河后国民党前阻后截回不了陕北。基于上述看法，在给毛主席的电报中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6]。他认为，黄河是陕西与山西的分界线，黄河以东是阎锡山的天下，他是那里的土皇帝。蒋介石他都不让进，曾与蒋大打出手，打得尸横遍野，他能让红军过去吗？1935年冬，阎锡山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10多个县构筑明碉暗堡，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过黄河半步。还有，过河后如果保不住渡口，就回不来了，会连陕北根据地也丢掉。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这还能下定决心东征吗？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此很不高兴，见了后对他说：你去绝对保证吧，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东征准备期间，彭德怀又给中央领导发电报说，陕北苏区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面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的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他提出的意见是，战略上向东佯攻，调回阎锡山在陕北的孙李部队，求得肃清陕北残敌，巩固基本苏区，与外蒙更加接近，这才是正确的[7]。他是东征总司令，他的主张是向北。可见统一意见很不容易。还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是原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遵义会议后他不再参与核心决策，到陕北后参加红军参谋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红军学校工作，他东征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东征是战略进攻，应当估量力量对比。我们只有1.3万人，其中1/2是新兵和3000新的俘虏兵，虽然情绪好，但技术条件低，而阎锡山有8万人，在技术上、交通条件方面都比我们优越。我们转到战略进攻是过早的，而且在将来行动区域的政治准备也不足，因而将进攻变退却和逃跑的危险性是有的。他的意见是，力量不足，准备不足、进攻过早，先准备好了再说，在根据地巩固后再求发展，就是东西南北中那个“中”。另外，他还提出，在战略计划中取消从绥远接近外蒙的条文，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8]。周恩来副主席批评李德：他的整个的估计是从右倾出发，这是过去的错误根源未认识，对红军此次政治任务与军事上进攻不认识，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会丧失进攻机会，引到失败，必须批评之[9]。彭德怀也批评他：李德的意见是不对的，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但决不会因我们的口号而爆发。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还有一些同志，反对林彪主张的离开陕北另谋出路，主张向西发展，通过宁夏向内蒙古和外蒙古推进，这条路可以与苏联取得联系和支持[10]。也可以立足陕北根据地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外蒙古靠拢，打通和苏联的联系。但在瓦窑堡会议上，张闻天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认识到红军走了，敌人注意红军，根据地才能安全，同意先向山西发展，坚定地支持东征。据李德回忆说，后来热心支持毛泽东意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在遵义会议上坚持反对毛主席的团中央书记凯丰，还有一个是刚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11]。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左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
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历史，对各种不同意见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呢？首先，党内对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是党内民主的应有之义。应当从事业成败出发来认识问题，不要只从个人关系出发认识问题，认为出现不同意见就是谁反对谁了。在重大会议和重大决策之前，我们党都是要反复征求意见的，而且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以求把问题想得更加全面、更加正确。大家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说明对事业的认真负责，对事关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问题，都在思考最好的出路，希望能赢得胜利。当然，不排除其他原因导致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应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考虑问题，然后再对各种意见做出判断，最后把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认识上来。当时，面对这些重量级人物的不同意见，你能分辨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吗？都是言之有理，很难分辨。领导者往往会在多种选择中迷失方向，歧路亡羊。毛主席不但要准确分析利弊，在众说纷纭基础上做出正确决断，还要抓住要害讲清道理，说服大家统一思想。除了林彪要离开根据地到陕南之外，大家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脱离现有根据地，反对冒进，要求先巩固后发展[12]，怕主力出征后把现有的这个窝丢掉了。毛主席对大家讲的道理，主要有这样一些要点：黄河流域以华北5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陕北地穷人穷兵员缺，方针必须是以发展求巩固，而不是先巩固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敌人“围剿”来时则防御，“围剿”打破后则应当进攻。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13]要以发展求巩固，最好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毛主席认为：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为什么其他方向文章不好做？大概有以下理由：第一，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像林彪要求的到陕南进行游击战争，显然不能提到与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更重要的地位。往南是西安重镇，靠近敌人大本营，敌人屯有重兵，会把蒋军嫡系部队引进陕北，那样形势对我们更不利。另外，还把目标对准了我们的统战对象张学良、杨虎城，当时我们正在做他们的工作。第二，往西不行，因为我们长征是从那边过来的，大都是一些沙漠戈壁，人烟稀少，而且师出无名，西面不是抗日前线。第三，向北也是没有出路的，尽管那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也是沙漠荒原，我们去干什么呢？不反对靠近外蒙和苏联，只是路线不能那样走。
毛主席认为只能向东发展。为什么？他多次阐述东征的道理，包括在东征过程中专门开会，说服不同意见，统一领导层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因为东征的旗帜最鲜明，是到抗日前线去[14]。东征山西过程中，可以北进绥远东进河北，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新高潮，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东征就是为了抗日。第二，可以避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峙，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第三，威胁阎锡山老巢，迫使其把进入陕北进攻我根据地的部队调回山西。当时阎锡山晋绥军5个旅在根据地北面，红军打到他的老窝后，这些军队一定会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借机把陕北残敌肃清，有利于我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后来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判断正确，红军刚一渡河，阎锡山就把他的部队从陕北调回去保老窝了。第五，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建立抗日根据地。东征过程中召开了一个晋西会议，毛主席在会上特别强调：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日本、美国、英国、国民党、苏维埃（共产党）、苏联6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经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也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15] 他反复强调，目前的形势是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从毛主席分析的道理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特点，方方面面的因素他都想到了，想得非常深入和周全。但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拘泥于陕北根据地严峻的力量对比局面，而是从形势处在全国大变动前夜这个判断出发，把瓦窑堡会议认定的主要矛盾放在首位考虑，把主要矛盾当作最根本依据的，紧紧抓住主要矛盾不放，最要紧的是让全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包括想方设法逼迫国民党反动派抗日这才是头等大事。红军集中主力东征山西，因为山西距离华北战场最近，最容易走向抗日前线，最容易激发起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如果阎锡山阻拦，不让红军借道山西去抗日，就名正言顺地当卖国贼打他，这就叫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高举抗日大旗，目的就是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其他方向离抗日战场远，难以达到这样的深远目的。
所以，东西南北中，各个战略方向，只有向东是对的。毛主席坚持红军主力东征山西，高屋建瓴，抓住了要害，因此成为扭转历史车轮的关键，也成为与蒋介石博弈的一个胜负手。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主要战略方向确定之后，对那些不同意见，难道就可以不屑一顾吗？要知道，那些提出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思维层次也是很高的，林彪、彭德怀等都是骁勇善战、眼光独到的高级将领，他们提出的是一些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他们的意见不能成为主要战略方向，并不是他们考虑的那些问题不存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坚持基本方向和路线的同时，尽量把大家意见、忧虑和智慧都照顾到，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使战略决策更全面、更科学、更正确，也更能形成领导层上下的统一意志。在瓦窑堡会议做出东征决策后，毛主席要求进行40天准备。准备过程中，除了反复统一大家的认识，打下坚实的思想意志基础，再就是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当时，大家最担心的是丢掉根据地，在四面强敌包围的环境下，几乎是出动全部力量东征，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棋。不能只想自己去打别人，而不想别人也会乘机端掉自己的老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主席部署是：首先打击南北两面敌人，让他们老实点。主力向南打，夺取甘泉、宜川两城，赤化宜川、洛川两县。甘泉本来就被红军围困，那里的东北军坐以待毙，不久我们主动撤围，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同时与东北军、西北军加紧联络，谈判互不攻击[16]。北面，以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和红十五军团一部，负责消灭正在进攻我们的井岳秀八十六师。这些地方军阀，你要是示弱，他就打你，你把他打痛了，蒋介石乐见其灭，也不会给他补充，他反而老实了，能不打就不打。陕北的另一股力量高桂滋挨过红军的打，不再出头了。井岳秀很顽固，就重点打他。但在东征前不几天，他因为自己的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这样北部问题基本解决了。二是在红军南征北讨过程中，对东征严格保密，让佯攻具有威慑性，同时麻痹阎锡山，保证渡河作战的突然性和胜利。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如组织指挥员现场勘察渡河地点，周密制定作战计划等，通过一系列细致的准备工作，保证主要战略方向行动的成功。第一，主要矛盾就是主要战略方向，就是兵锋所指，这是毫不动摇的。第二，在历史转变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不被看似突出的问题迷惑，而是围绕主要矛盾解决其他矛盾和问题，以全部主力聚焦主要战略方向，通过强有力的战略行动，赢得历史主动，推动历史转变，引领历史发展。第三，每个人的意见都有道理，而且看起来都事关生死存亡，何去何从需要抓住本质和要害，需要有强大的决策定力。毛主席在东征决策中，既坚持了主要矛盾规定的战略方向，又重视吸取大家的意见，为最后成功提供了前提条件。[1]《彭德怀自述》，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6页。[3]《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239-240页。[4] 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49页。[5]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2页。源自聂荣臻回忆文章《东征》。[6] 少华、游胡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4页。[7]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7页。源自1936年1月26日15时彭德怀发给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的电报。[8]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1页。源自1936年1月27日李德写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意见《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 。还有郝建生编著：《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0页。[9] 中共石楼县委统战部2023年编：《红军东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资料汇编》，第21页。[10]【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记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11]【德】奥托·布劳恩著：《中国记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12]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源自1936年2月5日林彪、聂荣臻给李富春的电报。[13]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14]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45页。源自杨成武回忆文章。[15]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300-301页。[16] 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1页。源自贺晋年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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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战篇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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