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1周年】

“四渡赤水”第一子——“耳赤妙手”

——解密“一渡赤水”决策过程

王春晓

“耳赤妙手”是日本围棋史上众多妙手中最著名的一手，甚至被称为“神之一手”，又称“秀策妙手”。“耳赤妙手”典故原出于1846年7月年，年仅17岁（四段）的十四世本因坊迹目秀策[1]（1829-1862）与十一世井上幻庵因硕（八段）对弈时，当秀策下到127手时，井上幻庵因硕当即发现这一子是扭转战局的“神之一着”，实际上败局已定。围观的众多幻庵弟子、“吃瓜群众”及许多“打酱油”者都不看好四段的秀策。只有一个根本就是“棋盲”的医生，把宝押在“秀策胜”。旁观者嘲笑他的外行之论。他说他的确不懂围棋，但他看见了秀策落下这个黑子时，幻庵虽然表面沉着，然而陡然两耳发赤。幻庵以喜读兵书被人称道，是当时围棋界“泰斗”“可数英杰”。同时他更有不服输的性格，在面对一个17岁少年四段棋手，面临失利局面，其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作为医生，他从此处知道，这一枚子对幻庵造成的心血管的压力有多大。故他断定幻庵八段必失颜面于秀策四段。这就是后来在日本封为“棋圣”的秀策出道成名的成名之局。幻庵因硕当然不服输，后又与秀策连续再弈四局均告败北，后隐居不出。此后，“秀策流布局”影响了几代博弈人，而因秀策连续创造了13年参赛不败的奇迹而被封圣，这就是“秀策妙手”的典故。

我们说毛泽东“四渡赤水”的第一子是“耳赤妙手”，那就得从1935年1月30日，红军一局管理科（科长刘金定，下辖地图科、侦察科）组织的一次侦察任务说起。当时军委非常重视地图科的工作。吕黎平将军记得“朱总司令还强调了地图科的作用，多次对我们参谋说，无论行军和作战，若没有地图不能查明地形情况，就等于瞎子走路——路盲，准保碰壁。”（见吕黎平《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47页。吕黎平原名吕继熙，叶剑英同志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时任叶剑英机要秘书，后任军委参谋，1934年11月黎平会议前后调红军总部，建国后曾任空军司令员）。毛泽东创立的“运动战”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熟悉地形道路。因此，军委对地图科非常重视高配得力干将。经常安排侦察科配合地图科行动。当时侦察科科长胡底[2]（即著名“龙潭三杰”的胡底）配备的都是精兵强将。在这次任务中，在修文县的扎佐镇一带被黔军发现。黔军报告了当时黔军总指挥犹国才，犹国才接到这个报告顿时大惊。

“修文战斗”也许你闻所未闻有这样一场战斗。这场可能还称不上战斗的非常小规模的红军侦察——测绘队与黔军的一次接触，没有伤亡，甚至有可能没开几枪。其实这是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开盘战役的第一枚棋子。这正如围棋上出现的一个令对手直到终盘才恍然的“秀策妙手”。正是这个棋子，最后成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走出40万敌军围困的关键转折地。也可以说是红军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重重包围的生路秘道。

1935年1月30日，黔军在扎佐向黔军总指挥犹国才报告，在修文的扎佐镇发现红军的先遣队在山中活动。 犹国才[3]报王家烈，可能还报过重庆参谋团。犹国才认为这个行动可能隐藏一个重要后手。犹国才毕竟是行伍出身的专业军官，他认为毛泽东这一招可能大有深意。但王家烈素与犹国才有积怨，因为他知道犹国才与蒋再珍都是蒋介石派往黔军的钉子。同时他也根本看不出什么门道，因为此时红军都已经西渡赤水，并且都快走出贵州了，在贵阳附近出现几个红军，这哪里跟哪里，这难道不是大惊小怪？于是径直回老家桐梓小水，为老母亲做寿去了。

重庆参谋团甚至杨永泰（我们知道蒋介石的重庆参谋团主任虽然是贺国光，但实际上拿主意做决定的人则是号称蒋介石的首席智囊、主持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所谓功臣、时任重庆参谋团秘书长的杨永泰）也认为，红军已经西出四川，这与远在贵阳附近的修文扎佐出现的几个红军有什么关联？估计他对贵州的地理情况也不是很熟悉，认为这不过是“土城大捷”打散的十多个人的“流寇”而已，不足为虑。犹国才则认为，毛泽东这一招可能是“秀策妙手”（即赤耳妙手）。犹国才是贵州本土军人，他的“耳赤”说明他已经明显感觉到毛泽东这个对手用兵的老辣。于是他于1935年1月30日，向龙云报告：

急。总司令龙鉴：

 

匪先头于世（30）日由扎佐窜修文，图由六广渡或黄沙渡北过乌江，已甚明显。渡江后或取道古、叙入川，或窜黔、大、毕，俟探确再报。唯黔、大、毕，仅系职部宋醒率兵一团驻防、兵力单薄，设匪由该地窜去，实虑难以应付。知闻塞注，并以奉闻。职犹国才叩。东戎。印

（见《犹国才为红军设向修文渡乌江宋醒一团难于应付不能应付致电龙云》，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542页）

其实这样一个小事件当时黔军是没有理由和必要告诉龙云的（当时蒋介石还未委任龙云为追剿军总司令，龙云替代何键任追剿军总司令是1935年2月6日）。因为一般人都会认为这只是在贵州省内发生的一个小事件。但犹国才深知只有龙云才懂得事情的严重性。他给龙云的电报中的意思是说，1月30日（红军“一渡赤水”时）黔军发现毛泽东曾派出侦察人员从乌江的六广渡、黄沙渡探路了。他有两个判断：一是朱毛红军可能从古蔺、叙永入川，二是可能“或窜黔、大、毕”。对不熟悉贵州历史地理情况的研究者可能会一头雾水，不知道其间的逻辑关系。

犹国才的第一个判断，其实算准了林彪拟从叙永入川的意图。林彪试图打通叙永，过江入川，取得头功。但林彪他不知道张国焘不配合中央红军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出发前，以“政治局、中革军委”名义向张国焘发出接应中央红军电，“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然违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详见时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兼地方局局长李维汉（罗迈）《回忆与研究》352页）。当然，犹国才亦是不知道的，因此他的判断是合理的、专业的。而毛泽东是知道的（后详），故毛泽东是绝不会试图从叙永冲击长江防线的。第二个判断，确实算准了毛泽东拟从“龙场九驿”经“黔、大、毕、威”入滇的意图。显然“耳赤”的犹国才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用兵的老道。这一招的厉害，至少要对全局精算、推演过十遍之外才能布下此招。

当时犹国才虽然是黔军的副总指挥，但实权在王家烈手上。犹国才毕竟是军事专家，龙云也是非凡的专业军人，同时也是西南人。他们完全知道朱毛红军打探修文、扎佐地形的意图。1月30日龙云向蒋介石报告：“昨综合各方情况判断，（红军）必由宜宾上游渡河无疑。”（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531页）龙云的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军委的计划确实有这样的表述：即在由赤水北出不利受阻时，从叙州（宜宾）上游金沙江过江的第二方案。

蒋介石回电龙云“龙主席志舟兄勋鉴益之兄转来敬、艳两密电均地悉。永密。吾兄深谋卓见，殊为佩慰……毕节既非必要。兄部驻毕节主力可速移昭通、大关方面。”（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541页）

1935年2月1日《云南民国日报》第六版报道，“蒋委员长电令贵州绥靖主任归龙总司令指挥”。显然蒋介石及重庆参谋团看出了龙云确有“深谋卓见”。2月2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立即电告蒋介石他的四个旅，将部署在贵州的“黔、大、毕”一线。

不了解西南地理状况的研究者过去一直认为龙云的部署是“保存实力的消极避战”，其实这是表象之谈。因为“黔、大、毕”这一线，即明代乌撒奢香土司花了多年时间，从崇山峻岭中勘开出的“奢香九驿”，仅大型桥梁就有20多座（清代重修、建了10座，即后10桥）。这条路是当时从贵州入云南最便捷的“虫洞”（在这一带只有这一条道可直通云南）俗称“滇之喉”。杨永泰、龙云、犹国才这些军事专家一开始就知道，一般而言，军队入川，特别是有石达开的教训，从宜宾至泸州入川，只要做好长江部署即可万无一失。

当时太平天国的冀王石达开，在长江北岸并没有接应的队伍，亦没有水师。而对当时的中央红军北渡江，虽然没有水师，但有一个变数，就是张国焘在四川号称有十万红军，只要占领一个渡口，中央红军过江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因此，中革军委的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并非决策上有问题。

我们从黔军总指挥犹国才的这个电报，就可看出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因为修文的扎佐镇这个地方，正是两个月后（4月1日）军委指挥“右纵队”从目标地镇西卫改道紫江（开阳）马场的转换地，也就是红军兵逼贵阳、挺进云南时，从川黔线接驳“茶马古道”的路径。也就是说，毛泽东早已经预判到：南渡乌江后无论是经息烽到修文，还是径直由川黔线入贵阳，都不可能顺利得手。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在鸭溪、苟坝会议上否定林彪攻打打鼓新场，制定“三渡赤水”的战略决策逻辑（另文详述）。

苟坝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林彪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会议虽然没有详细的历史文献记载，但我们从陈昌奉的回忆录中知道：苟坝会议上有人提到，建议直接从鸭溪过乌江打到贵阳去。直至今天还有人借彭老总的口说“完全可以不经过三渡、四渡直接打过贵阳”。我们来看“四渡赤水”1935年3月14日动态地图：

从“四渡赤水动态地图”上看1935年3月14日吴奇伟的欧震90师、梁华盛92师，在毛泽东“三渡赤水”的谋略下，已经被调过乌江了。而在此前，这两个师是放在离贵阳不远的沙子哨（现沙文）。此处正是拦截、封死红军从修文扎佐进入龙里驿的中段。鲁班场战斗打响之时（14日），周浑元三个师被“钉”在鲁班场。而吴奇伟两个师（韓汉英59师、唐云山93师）被打残，只剩下一个稍微整齐的团“躺平”在息烽（吴奇伟、唐云山亦在息烽）。另两个师（90师、92师）已经被毛泽东的策略调至乌江北岸。

当“四渡赤水”即3月30日红军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时，红军佯攻息烽，攻打吴奇伟一个残存的团，目的不仅是以攻为守，还有“攻其必救”的意图（当时吴奇伟及唐云山还在息烽），以期调出周浑元留在贵阳的郭思演师99师。果然99师派出589、590两个团增援息烽。因此，贵阳城内只剩下99师两个团。这就是蒋介石在贵阳只剩下两个团无兵可用的原因。

如果红军三渡赤水前90师、92师这两个师原地不动，在沙文（沙子哨）封死龙里入口，孙渡也不必急于进至贵阳守在“黔、大、毕”，红军就非常被动了。

在著名的苟坝会议上研究的是林彪提出的“攻打打鼓新场”建议。打下打鼓新场后续怎么走？是走？还是守？守，当然守不住；走，从哪里走？

“会上张闻天提出遵义打了胜仗，要过乌江攻打贵阳。主席不同意张闻天的意见，说不要上敌人的当。说打关云场、打狗云场。”（见“陈昌奉1964年2月1日回忆文章”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1091页）

这可能是当时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同意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因，看起来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吴奇伟的90师、92师把守在川黔公路的沙子哨一线，此时过乌江显然不是时候。因此后来一些人借彭老总的话说“不必三渡、四渡”是不专业的，是冒险的。其实在我党的历史文献上，彭老总根本就没有这些说辞。

这就是毛泽东佯攻鲁班场以三渡赤水，智调孙渡滇军及调出吴奇伟两个师过乌江的战略意图（另文详述）。也就是说，当时红军南渡乌江后，只有两条可行军的路线可达云南。地图科通过侦察后，在二渡赤水前后送达中革军委决策研究桌上的侦察结果，大概应该是这样一幅1935年贵州道路交通简图：

【1935年贵州道路交通简图】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第一个大镇就是流长（此地不叫牛场），流长——息烽——扎佐——沙文——贵阳。也就是说，其实红军南渡乌江后，要进云南当时只有两条路走（可行军走马打仗的路）。

一是从息烽到修文上“龙场九驿”（又称“奢香九驿”，起点在修文，贵阳到修文原有驿站，王阳明曾在此任驿丞）经过黔西、大定、毕节、乌撒（今威宁）入云南的昭通——巧家县皎平渡。

另一条是南渡乌江后，从息烽到贵阳，上由湖南入贵州进云南的“茶马古驿道”奔云南（其时即1935年上半年由云南到四川的公路尚未修到贵阳，但基本上是与“茶马古驿道”平行、交叉的）。“茶马古驿道”这条古驿道从湖南进入贵州的第一个驿站是镇远，离贵阳最近的是龙里驿。地图科、侦察队的任务和目的就是探清楚川黔线从哪里有路（可行军的道路）在不经过贵阳的情况下，如何走才能接驳到“茶马古驿道”上。具体来说，中革军委的目的就是，需要探明将来红军如何从修文的扎佐，绕过贵阳到龙里驿。

“茶马古道”，这是一条从西藏到中原的著名古道。是自古从印度、尼泊尔、西藏、云南、贵州朝贡皇帝的使团往来的重要驿道。此驿道是从云南曲靖进入贵州后经普安——镇宁——安顺——威清卫（清镇）——贵阳——龙里司—平越——由镇远出贵州进入湖南境内（红军由湖南进入贵州时的第一站是镇远，即是通过这条“茶马古驿道”入黔的。而国民党中央军则是由1928年修通的黔桂公路入黔的。由于中央军的行军道路需要能走汽车，红军进入贵州后，故只有与黔军交火而未与中央军接触的原因）。

1935年贵州已经修通的公路有桂黔公路、滇黔公路、川黔公路（川黔公路指到重庆公路，实际上是滇、川过境贵州的一条路），于1935年初才通车。但在乌江上还没有公路桥，汽车是用船轮过渡的。

红军南渡乌江后，蒋介石令滇军立即占领镇西卫。认为：“其企图必将由息烽、修文经镇西卫方向西窜。昨派白腊坎部队现可收回。望兄率全部向鸭池河、镇西卫、清镇前进，并望激励将士，兼程猛进安旅需于东晚赶到镇西卫宿营，万勿延误。盼立复。中正手启。世未贵参印。”（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1135页）

然而，并没有如蒋介石及其智囊所料“必攻镇西卫。走黔、大、毕、威线”，我们发现，这时候蒋介石只顾了头却顾不了尾。朱毛红军主力并没有出现在镇西卫，而是径直向贵阳而来。因此蒋介石除28日迭发电报：《电令滇军赶到打鼓新场协剿电》外，当日再发《再令滇军东移策应电》、29日发《电令滇军兼程前往黔西堵击电》，同日用“特军急”向龙云发出《再催滇军全部开往黔西堵截电》。29日9时，还写手令派出飞机投手谕到毕节，再用人直传尚在瓢儿井的孙渡。（见孙渡报告大定黔西移动情况）3月31日再发《滇军急速到达黔西电》《滇军向镇西卫前进世（31）未贵参电》，同日再发《滇军向镇西卫前进世申贵参电》。表面沉静的蒋介石，这时候不仅是“耳赤”，而且是已经“急火攻心”了。一天之内两次催滇军孙渡贵阳“救驾”，并限明日（即4月1日）到达镇西卫待命。由于滇军孙渡被毛泽东在“三渡赤水”时调至赤水河镇、清水塘一线。往返需要多天，可怜滇军无论怎么“兼程猛进”也是达不到的（实际上4月6日下午3时左右才到达贵阳）。

4月2日，在贵阳的蒋介石及从重庆一道来筑的“军事智囊”陈诚、何成睿、顾祝同、吴稚晖、陈布雷、晏道刚及薛岳，也许还有美国顾问端纳等一起分析军情（此时唯独没有杨永泰，杨永泰经常与老蒋看法不同故被留在重庆）。当时红军一路写着“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正当蒋介石担心红军会进贵阳的时候，郭思演（周浑元留驻贵阳的99师师长）来电话告诉蒋介石，蒋介石还喜于色地说：“刚才郭思演从茶店来电话，说敌人从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此时的蒋介石还对龙里这个地方只有“白目”毫无“耳赤”之意。也就是说，红军于1935年4月2日，前锋已经向龙里方向运动了。蒋介石直到此时，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两个月前这一颗棋子的意义。

据蒋介石身边智囊晏道刚后来回忆：“约在4月2日左右，蒋介石召陈诚、薛岳、何成睿和我一起商谈。大家判断红军这个行动，一是乘虚袭击贵阳，一是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两案之中以后者公算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的安全，当前应以确保贵阳为急。当时贵阳只有郭思演的99师所辖四个团的兵力，而且这四个团的大部在外围担任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原来在遵义打败仗的唐云山、韩汉英两部分驻息烽、清镇，一部守乌江南岸，犹如惊弓之鸟，根本没有战斗力，蒋也知道这些部队不能再作战。其中只有驻在黔西的唐师陈金城团比较完整，薛岳限令该团昼夜兼程赶到贵阳警卫。……约在4月6日（或7日），滇军孙渡纵队先头急行军三四天走了400多里路终于照蒋的电令赶到贵阳，并确实固守飞机场。薛岳马上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长去见蒋介石。当时这些所谓‘勤王之师’‘救驾部队’的来到，蒋真是喜上眉梢笑在心头，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对该纵队及各旅长均有犒赏。” （见《红军长征在贵州》第358-359页）

蒋介石在叠发电令催促之下，4月6日滇军终于到了贵阳。蒋介石发“鱼申”电（即6日15时左右）感谢龙云告龙云孙渡已到贵阳。直至孙渡到达镇西卫，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如释重负告诉龙云：“急，云南龙总司令志舟兄，歌机电敬悉，吉密。孙纵队全部现已到达贵阳附近，径令其暂行休息整理，东窜残匪，已另派大军追剿，卓见与中正相同，请勿念。中正。鱼申。贵参。印。”（《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1165页）

从电报看，直至此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们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毛泽东2个月前地图科侦察员出现在扎佐的意图，根本就没有想到龙里有什么关系。故令滇军孙渡“休息整理”几天。

这几天从重庆来贵阳的“军事智囊”陈诚、薛岳、何成睿、顾祝同、吴稚晖、陈布雷、晏道刚等一直与蒋介石在地图边研究军情。龙里！龙里！龙里！这些人中，有人才突然发现了龙里！龙里驿是离贵阳最近的一个驿站。这个地方东可经过镇远进入湖南，西可从安顺镇宁进入云南。蒋介石也才意识到龙里！龙里！龙里！红军一旦进至龙里，那就真是龙归故里。蒋介石让薛岳把孙渡找来，急令孙渡立即占领龙里。

孙渡滇军经过“四夜三天”的狂奔暴走，估计刚吃了点东西不到5点。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两个月前布局这一颗“秀策妙手”，直到此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此时身边别无军队，只得让劳累了三天四夜的滇军孙渡部继续追向龙里。

蒋介石对孙渡说：“你辛苦了，本来应该休息一下，但这时的任务十分紧张。希望你再努力一把，马上出发，向龙里方向跟踪追击，我已电薛伯陵由遵义东进石阡、余庆阻截。”（见时任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回忆文章《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464页）

此时，显然为时已晚。当孙渡到达贵阳时，一军团早已占领龙里并向都匀桂军排开迎敌准备（见动态地图）。中央纵队在各军团主力的护卫下，已经进入川黔公路接驳“茶马古道”的通道了（如图）。

多年后晏道刚谈到了孙渡到贵阳很狼狈的真实情况：“孙渡在贵阳周旋不到一天即奉命率部向龙里前进，途经黄泥哨（距贵阳30里）即与红军便衣队接触，随进至观音山乃与红军先头遭遇，激战竟日。”这说明毛泽东先手占领龙里一线，出乎蒋介石及其智囊的意料之外。这一事件的史实是一个近乎戏剧性场面，孙渡在前往龙里的途中，差点被红军活捉。

据孙渡自己回忆：“当我在贵阳再度与蒋介石见面时，蒋对我说。“现据飞机侦察报告，共军已转到清水江附近一带，并在清水江上架有浮桥两座，队伍正在纷纷过江，向东前进，似有向黄平、施秉、镇远一带回转模样。第3纵队应先开赴黄平、施秉附近防堵，如该处无共军到达，应继续赶至镇远附近迎头阻击。”我立即照蒋所示，转令各旅即日开拔。我因在贵阳与各方接头，有所耽延，乃向前敌总指挥部要了一辆汽车，前往追赶队伍。不料车开离贵阳才三十余里的谷脚附近，忽觉汽车有被沙石打击的响声，我回头一看，发现路的左侧（北方）山上有数百十人的队伍，一齐开枪向我的汽车射击。我当即告诉司机仍继续向前行驶，不能稍停。行约数里后，又遇有扮作田中耕耘的便衣人员五六名拔出手枪，转到汽车路上向汽车射击，并将汽车前面的轮胎击坏。我命司机不顾一切向前直冲，终于冲出火网之外，查点车上卫士，已伤三死一。我因车已被击坏，乃率其余数名卫士下车步行，令司机将伤亡人员运往龙里，并手令已托龙里的第七旅即派兵一团沿公路前来……第十八团王炳章报告，亦云途中遇有大部红军由北向南通过……派往龙里西北的第十四团及游击队，亦发现红军的许多部队及驮马行李等正络绎不绝地向南行进。唯该团队等因寡不敌众不敢接近。”（资料来源《红军长征在贵州》第474页）

显然红军主力已经先期占领龙里。当晚蒋介石听到孙度遇险的消息，住在离贵阳黔灵山下不足一公里地的蒋介石一行，晚上深夜听到了黔灵山上有枪声，同时还有虎啸的声音。第二天一早，便借巡视云南追剿军司令部飞机离开贵阳到了昆明。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曾经到遵义文史馆收集过关于贵州文史资料并拿走四分之一资料（见续修遵义府志扉页），其中贵州地图当然在内。毛泽东看到的地图当然包括这张贵州驿道地图：

这段历史资料表明，所谓“算无遗策”的蒋介石及其智囊根本没有在两个月前看到出“龙里驿”——毛泽东“耳赤妙手”这一着。显然两个月前黔军总指挥犹国才的“耳赤”根本没有人能理解。蒋介石只能调“兼程猛进”、未得须臾休息的滇军立即冲向龙里。此时实际上已经为时已晚。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根据地图科侦察的道路，从扎佐、开阳、乌当绕过贵阳占领了龙里，这就是毛泽东在一渡赤水前布局的第一子。

有研究者认为红军北渡长江的决策就有问题，甚至认为是毛泽东进入常委后，“求胜心切，想打一个胜仗来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的急躁症（有众多影视为证）。事实根本不是这样。陈云同志在《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当红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4]。……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红军长征·文献》第229页）

首先，军委渡江计划不是毛泽东自作主张（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还不可能自作这样的主张），放弃在遵义建立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结果。同时，在蒋介石中央军兵临城下时，也没有更多的选择。这个决议有没有决策上的问题呢？应该没有。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判断其战略计划能成功的原因是基于如下逻辑和形势作出的：

1、中共中央政治局相信张国焘十万红军打开一个渡口接应中央红军应该没有问题。虽然长江段江面宽阔水深无法架桥（长江水面宽广500至800米作为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都是知道的），石达开那时没有水师过不了长江，但当前四川的红四方面军有10万人之众，从宜宾到泸州有100多公里的江面，无论如何打开一个缺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中革军委的计划不存在决策失误问题。

2、由于蒋介石中央军追兵迫近，红军立足未稳，建立根据地没有时间和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定离开贵州向四川与四方面军汇合。我们知道，1935年1月7日19时开始召开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召开时间见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的第一议题是决定：是继续根据“黎平会议决议”在黔北建立根据地？还是离开贵州，到四川去与四方面军汇合，然后北上抗日。

吕黎平将军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一书中指出：“当时对选择哪条路线北上，在哪个地段渡过长江，会议（指“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没有讨论，因此在作出的四条决定中也没有谈及。这个问题是后来15日至17日的军事会议上才讨论的。”（《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11页）

1、“遵义会议”召开时间问题。20世纪80年代有关文章开始将1935年1月8日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改为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媒体上统一将这一时间作了改变。这是与党的历史文献严重不符的。且不说党的重大历史文献总汇的《六大以来》有明确记载。从我们党的决议的执行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决议”（全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议》）上明确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见《红军长征·文献》第194页）

2、1月7日至9日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与后来部署北上渡长江的会议是两码事，不应混淆。时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科参谋吕继熙（又名吕黎平。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机关前任叶剑英同志机要秘书、参谋，1934年11月调入红军总部）在他的著作《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是准确无误的。而中央‘党史征委’《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对遵义会议召开时间应为1935年1月15日—17日”的记载是不准确的。虽然《决议》全文是在会后委托张闻天起草而成的，但决议的原则和基本内容，是1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这里，陈云传达手稿讲的“即行开幕”与通过“决议”上写的时间，就是最准确的证据。而政治局会议与后来部署北上渡长江的会议是两码事，不应混淆。”（见《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12页）

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会议是中革军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的会议。会议是根据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决议”，中革军委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如果不是，那中革军委的重大军事转移行动计划不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直接否定了1月1日形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猴场决议”了吗？无论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有智商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3、《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后执行的，因此“土城之战”不是“毛泽东独断专行个人决策”行为的结果。目前很多影视作品、文章一口咬定“土城之战”是毛泽东急于打个胜仗来巩固遵义会议成果的“求胜心切”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1935年1月15日军事会议上，中革军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其中战术要点为：迅速秘密行动、做好充分战斗准备、以少数部队掩护大部队，主力尽快脱离敌人、主力应主动消灭敌人不应等待敌人来攻、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为配合军委行动要求：一是要求二、六军团向贵州（松桃、印江、沼河一带）、四川（来凤、宜恩、恩思一带）边境地区发展钳制、分散敌人的围攻兵力。二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川敌主力接应野战军渡江。

军委渡江计划同时制定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从长江的泸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需要红四方面军接应、需要二六军团配合）。然而在党的历史文献《红军长征·文献》上，并没有收到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回电的记载。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受阻不能实现，立即开启第二方案：即从叙州（宜宾）以上的金沙江上游过江入川。从中央红军给红四方面军电报的落款“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可知，显然在“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有一次集中召开的会议。因为如果没有政治局会议商定，军委不可能代替政治局署名。同时这个电报发出的时间不是目前一些文献所标记有1月22日，而应该是1月15日至17日之间。因为该历史文献的原件上，并没有发报时间。在《红军长征·文献》在该条目下标有“发电年份系编者判定”的说明，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1月22日中央红军已经在向土城方向行动了。从一局局长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可知，路上没有发四方面军电报记录。

5、在历史文献中，没有二局破获文件并错译情报的记载。在执行军委计划离开遵义前，中革军委虽然没有对蒋介石“川江南岸追剿计划”具体部署的全面掌握（因为1月15日二局破获到何键“删午”电令，但其中并没有川军部署）。这里还需说明一下，在查阅整个《红军长征·文献》及其他党史文献1月19日至2月1日，没有二局破获文件并错译情报的记载。误译情报、只出现在影视作品和文艺作品中。并没有历史文献支撑。

6、关于二局情况也有必要顺便说一下。1932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卧底的钱壮飞身份暴露。钱壮飞回到江西，任军委二局首任局长。曾希圣从上海到江西后，红军也曾建立过两个二局（前方二局和后方二局），长征时合为一个二局，曾希圣为局长，钱壮飞任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分工领导破译科（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从1932年起，二局就缴获了敌人的“展密”这一核心机密，经过反复研究，1934年起已经能全部破译出蒋介石及各系军阀的密码，军队部署、调动、企图、装备、补给、处境，乃至口令、信号。除能几乎100%地破译敌电码外，还能使用敌方熟悉的电码发报。在长征途中。几乎100%破译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电令、电报，相当于国民党发报就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对此毛泽东从不隐讳，他公开讲过：“没有二局能不能走完长征都很难说。有了二局我们就是用‘玻璃杯’押宝。”这是所有军事研究者都知道的。不知道的可以网补。

过去一直有人认为二局能全面破译国民党电报讯号的事，蒋介石一直是被蒙在鼓里，实际上蒋介石早就知道红军能够破译国民党军的电讯号。历史文献显示，1935年1月21日蒋介石电告龙云：要求“以后军电请由安南线转为妥，以赤匪专窃听无线电，虽有密码亦易偷译也。” （见《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354页）

7、从时间上看，其实蒋介石至少在1935年1月21日在土城之战前，就知道红军能破获中央军及各地无线电电讯。二局的破译工作对毛泽东作出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在知己知彼方面，毛泽东对红军目前的情况及蒋介石、重庆参谋团的部署情况，红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都有全面地认识和了解。

8、土城之战不是一次完整的战役过程的进退，不存在胜利或败仗的说法。土城之战打乱了重庆参谋团的部署，提前揭开了蒋介石川江南岸计划的全貌。特别是川军潘文华在指挥川军的过程中发出的1月21日，1月23日、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1月27日，及1月28日连续3通电报。这些电报应该都发到了军委二局的手中。过去一些个人回忆录说，四方面军如何积极回应中央红军的接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多封电报，这是不正确的。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红军长征·文献》这个最权威、最完整的历史文献上，并没有四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与中央政治局及中革军委的电报记录。1935年2月16日。朱德同志再次向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发的一通电报也没有回音。一直到1935年3月10日即红军回师黔北鲁班场战斗打响之前，才收到四方面军的一个电报，即《仪陇战斗捷报》。

毛泽东果断决定撤出土城之战，并立即决定即放弃军委计划第一方案，执行军委计划的第二方案，是有多种原因的；同时也是在“土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过报告的，也就是说，是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同意的。时任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土城开了个会，师以上的差不多都到了，是土城打仗以后开的，决定上哪里去。土城会议上，是有斗争的。机会主义者说：‘土城这个仗是‘和平仗’敌人跑了，我们也撤了’。”（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第468页）西出赤水（一渡赤水）的决定的总体方案的“改弦改张”，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换点。显然在土城必定会有一个中革军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报告。

关于这一点，以往基本没有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1984年，长征时任红军总部机要科的吕黎平将军（时名：吕继熙1934年12月从叶剑英机要秘书、参谋，调任红军总部机要科，科长毛庭芳），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时撰写的《转折的里程碑》一文中指出：“四渡赤水之战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由毛泽东亲自指挥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个战役……。是红军在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长征中高超的运动战典范。但现在史料很少提及中央红军首渡赤水的详情。”（见《遵义会议的光芒》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36页）

1、主要原因是张国焘违反组织原则，拒不配合接应中央红军过江。实际上毛泽东决定放弃军委从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第一方案，执行第二方案前早已经做足了功课的。我们从地图科在1935年1月30日在修文县扎佐镇的出现，就知道毛泽东已经采用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思维方式推演过将来战事的过程。这种系统整体的“权变”方式即我们今天大家熟悉的“函数式思维”即（F（X,Y）=0）的思维方式，这也是在电脑软件中广泛采用的思维方式。其逻辑基础是（如果—那么）。因此在行动前，毛泽东是在知彼方面做了全面调研的。红军西渡赤水即“一渡赤水”，争取从镇雄——昭通——巧家皎平渡过金沙江完成军委计划。

红军到达镇雄前，发现滇军作了万全部署，第二方案的决策计划显然也严重受阻，上策就是回师黔北南渡乌江，由“黔之喉”入云南。在南渡乌江后，其上策当然是从修文的龙场驿经“黔、大、毕、威”从云南昭通抢占巧家皎平渡过金沙江。中策如果不能实现怎么办呢？因为蒋介石、杨永泰、薛岳、龙云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人，蒋介石只要回撤最近的滇军安旅，调回仁怀鲁班场呆守的周浑元部，封死红军必争之地“镇西卫”，红军将面临重大危机（镇西卫是“奢香九驿”入贵阳或从贵阳经过黔西、大定、毕节、威宁进入云南的咽喉）。

红军南渡乌江后，毛泽东的意图是：红军先手占领了地势重要的镇西卫，即可作为后盾抵挡贵阳来兵。中央纵队即可从息烽、久场；右纵队（五军团及三军团一部）从九庄、石洞、猫场进至修文，上“龙场九驿”（即“奢香九驿”），从威宁进入云南昭通到巧家县的皎平渡入川。

因此在孙渡被毛泽东调出“黔、大、毕”直奔镇雄时，狡猾的蒋介石、杨永泰留下一个后手，即将滇军安旅留下镇守险关瓢儿井。毛泽东料定滇军届时还会回“黔、大、毕”，故将九军团留在乌江北岸，目标从老木孔——长岩——到瓢儿井解决滇军安旅。如红一、三军团主力南渡乌江得手镇西卫，那么，九军团将从老木孔——长岩——瓢儿井解决安旅。而红一、三军团与九军团即可两面夹击滇军，将孙渡三个旅堵死在“黔、大、毕”一线。然而，蒋介石、杨永泰最终还是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意图，立即让薛岳用汽车开到离安旅最近处，火速将安旅从瓢儿井拉回贵阳。先期占领镇西卫（一部守机场）。毛泽东计谋被识破。但由于有“修文战斗”那一颗“秀策妙手”，4月1日军委在息烽流长（不是牛场）发出了不向镇西卫前进的电令。

如果没有毛泽东“一渡赤水”前的那一颗“秀策妙手”，即从川黔公路如何绕过贵阳去接驳湖南至云南的“茶马古道”这一招，那么只能从川黔公路硬怼贵阳，或抢战斗镇西卫。但此时周浑元三个师及已经过江的吴奇伟欧震90师、梁华盛92师，将由仁怀—黔西直接开往镇西卫与红军决战。周浑元、吴奇伟加上孙渡四个旅，都会堵在“滇之喉”的黔西。这里要指出的是，很多人没有搞明白的是，周浑元、吴奇伟的这五个师不是在乌江北岸吗？是的，要知道乌江是从黔西以下才叫乌江，黔西的乌江段是六仲河、三叉河两条支流交汇的地方，支流上都有桥梁，故这五个师不需要过乌江即可立即赶往贵阳附近的镇西卫。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周浑元的三个师也是从此路到仁怀鲁班场的。

1935年1月30日，红军侦查测绘队出现在修文的扎佐，军事内行的专家如犹国才之辈，就能看出这是天才的“秀策妙手”（即“赤耳妙手”）。如果蒋介石事先将吴奇伟的两个师（欧震90师、梁华盛92师）放在龙里驿（这里指的是红军南渡乌江后），那红军的损失就不可预知了。实际上（欧震90师、梁华盛92师）在红军“二渡赤水”前，也确实是放在沙子哨（现沙文）也同样能达到阻止红军进入“茶马古道”的目的。

另外，过去我们许多人认为，蒋介石把薛岳中央军放在贵阳只是为了夺王家烈的权。其实，只要我们看了历史驿道的地图，你就懂得为什么黔中安顺一带叫“黔之腹、滇之喉”了。这就是明代自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这个地方大量屯兵屯垦几百年不撤的原因。因为从贵州入滇，滇军攻入中原都只有两条路：

1、从镇西卫经过修文龙场驿（王阳明曾在此任驿臣），上“奢香九驿”（又称“龙场九驿”）这条可通军队行军的唯一通道。

2、毛泽东的备用通道，即是从川黔公路的扎佐绕过贵阳直接接驳龙里驿，上“茶马古道”威逼昆明。

试想，如果蒋介石把原守沙子哨（现沙文）的吴奇伟的欧震90师不动，梁华盛92师守龙里。孙渡守“黔、大、毕”，朱毛红军的后果将是极其惨烈的。毛泽东当然预算了这步棋。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三渡赤水”的根本原因（另文再详）。

四、军委“一渡赤水”决策内幕及战略逻辑

除了在土城与川军作战的胶着外，“一渡赤水”决策的背景还基于几个方面的战略决策逻辑：

1、“一渡赤水”停止执行军委第一计划决策原因之一：四方面军不配合中央红军入川。1935年1月15日，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出接应电报。电报的落款是“政治局及军委”，这表明在“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还有一次集中召开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由“猴场会议决议”规定的。军委根据“猴场会议决议”：“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要求。因此1935年1月15日的会议即中革军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军委入川计划”的军事会议。会上中革军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军委关于渡江计划》计划书及说明。其中战术要点为：迅速秘密行动、做好充分战斗准备、以少数部队掩护大部队，主力尽快脱离敌人、主力应主动消灭敌人不应等待敌人来攻、控制长江各渡河点。会后政治局和军委联合向四方面军发出为配合军委行动电。要求红四方面军向重庆方向积极行动，吸引川敌主力接应野战军渡江。但是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回电。无论是党史文献还是《红军长征·文献》中没有四方面军的回电。

李维汉（罗迈）在其著作《回忆与研究》中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352页）

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回忆：“路上我们议论遵义会议确定北上抗日，难道中央同川陕苏区张国焘没有联系，张国焘起码要靠近长江，掩护一方面军渡江。在习水我们看到了敌人的《四川日报》，才知道了张国焘发动了川陕战役。后经查实，才知道张国焘确实违背中央指示擅自发动川陕战役。”

2、“一渡赤水”停止执行军委第一计划决策原因之二：“土城之战”全面了解了蒋介石“川江南岸追剿计划”。执行军委计划离开遵义前，虽然疏于及时对敌情全面掌握，但土城之战打乱了重庆参谋团的部署，从川军总指挥潘文华对川军各部的指挥电中，提前揭开了蒋介石川江南岸计划及重庆参谋团指挥川军的全貌。在知己知彼方面，毛泽东对红军目前的情况及蒋介石、重庆参谋团的部署情况，红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有了全面的认识，于是果断决定撤出土城之战，并立即决定即放弃军委计划第一方案，执行军委计划的第二方案。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的过程。

西出赤水（首渡赤水）的决定是总体方案的“改弦改张”，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换点。从执行第一方案改为执行第二方案这一转折，需要重新拟定战略步骤。实际上毛泽东在执行“军委北渡计划”前就已经有过预案。因此执行第二方案不是“急救章”，而是具有充分预案的战略规划。

3、“一渡赤水”停止执行军委第一计划决策原因之三：土城之战中从俘虏的口供得出结论：打垮了川军北过赤水没有问题，但不可能渡得过长江。在“土城之战”时，三军团军抓到一名俘虏名叫王清泉，是郭勋祺部下的一个少校营长。据敌方资料记载，此人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曾经上过两次军校，被俘后被放回去。据记载，他向郭勋祺交代曾经被一个姓彭、姓朱、姓毛、姓李的长官讯问过（今天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哪些长官审过王清泉，估计最后一个李姓长官是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安排释放的俘虏）。

“王清泉回去后告诉郭勋祺，是他把这边的实情告诉了红军。主官是谁？后面还有哪些部队？他说他向红军交代在土城后面有4个独立旅，主官叫潘佐，已到风筝坝担任总预备队。驻松坎的廖海涛旅也跟在后面可能已经到东皇殿（即习水）。二是说红军长官问了赤水、叙永方面的情况。王清泉对郭勋祺说他向红军交代刘湘已经令教导师范子英旅从古蔺开来；令第1旅由永宁（即叙永）开来；刘兆黎旅、达凤岗旅由赤水开来；还有张竭诚旅在赤水、合江道上。总计八至九个旅，远的有三十多公里，近的有十多公里。王清泉还说红军长官还向他问及合江、泸州、叙府防守、长江南岸布防情况，王清泉一一作答。还告诉郭勋祺，红军首长曾问他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王清泉答：这是19日晚上参谋处将电报给各营连长通报的。王清泉给郭勋祺讲，他是红军审讯完后，又让他再吃点饭，派人到前线放他回来的。郭勋祺对王清泉说：你把军情告诉敌人，按照军法，应该枪毙。王清泉则辩说，我们伤亡很大、子弹也不多，我是故意夸大情况把红军吓走的。郭勋祺转怒为喜，说“此计甚妙，不愧为上过两次军校，当过我的营长”，后对外称“王清泉被俘，夸大实力妙策退敌”，其后不但没有受到处罚还奖励王清泉100大洋。（资料来源见：军事科学出版社《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第490至491页）

3、“一渡赤水”停止执行军委第一计划决策原因之四：杨永泰为首的重庆参谋团，作了封死长江防线部署：情报显示，重庆参谋团在长江各段增派8艘军舰24小时巡航。以“嵯峨号”驻重庆负责长寿至鱼洞溪一线；“天福号”驻顺江场，巡防鱼洞溪至江津一线；“昭通号”轮驻白沙，巡防江津至松溉一带；“元通号”驻江，巡防松溉至临江场一带；“长江号”舰驻泸州，巡防临江场至纳溪一带；“益州号”驻江安，巡防纳溪至南溪一带；“绥靖号”驻宜宾，巡防南溪至宜宾一带。同时增派“巴渝号”作机动游击舰，如遇哪处吃紧，即便赴处协助。

同时，长江江防方面还在重庆参谋团的指导下，采用分段负责布防的办法。宜宾、泸州一段分三段作了江防部署。24小时巡航，8条军舰每舰配有电台1至2台，武器配备轻机枪10挺，迫击炮1门，三升、七升开花炮弹各350发，6厘米机枪子弹每舰15000发。由于长江各段可行军舰，同时24小时巡航。长江江防可谓是固若金汤。

在这种情况下，土城就算打了大胜仗，过了赤水两面背水，前有长江，后有赤水，红军将陷入非常被动的态势。显然土城再打下去是没有必要，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土城之战”怎么可能算是大败仗呢？“西出赤水”（即一渡赤水）显然是上策。

结  语

过去一些研究者不承认毛泽东对战争的“全局性”“系统性”“预见性”的把握，把“四渡赤水”说成是“灵活机动地逃跑了”，“‘四渡赤水’两次败仗，怎么说？”

我们说 ，毛泽东关于战争的战略和战术，不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而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就专门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些战略理论和战术思想[5]。（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讲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毛泽东关于战争认知的思维导图】

首先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有整体性的，要从全局看问题，不能只看一时一地的成败。

他认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还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见晋察冀边区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172页）

毛泽东的战争思维是超越时空的系统整体性认知。毛泽东思想除了他独创的“二分法”外，还具有系统思维[6]和系统观念[7]。认为从事物的整体上看，系统有目标性的：如战争，是没完没了地打下去，还是间歇性发生？毛泽东认为战争的目的、目标就是要最终消灭战争。系统有结构性、层次性、系统要素相关性等。这些对战争的思想观念都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首次表述的。

研究过毛泽东“四渡赤水”战役的研究者都知道，“一渡赤水”是在伏击川军尾追之敌郭勋祺部的“土城之战”后的一次重要决策过程。“土城之战”无论是“败仗论”“平手论”都没有争论的意义。因为“土城之战”只是在执行中革军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执行中革军委“关于北渡长江作战计划”中的一次战斗，它不是一场战役的终结，而是战争过程中的进、退。把“土城之战”说成是毛泽东指挥生涯中的“四大败仗”[8]之一是不专业的，更是可笑的。一些不负责任、从不研究党的历史文献的所谓专家，甚至妄言说：“‘四渡赤水’两大败仗怎么说？”

所谓的毛泽东“四大败仗”的另一大败仗是指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赤水”时的“鲁班场之战”。关于“鲁班场之战”当时形势、战略、战术决策过程，将另文详述。

[1] 本因坊秀策（1829-1862），本名桑原虎次郎，日本国备后因之岛人，十四世本因坊秀和的迹目（即接班人）。棋风平和悠远、妙入精微，创有“秀策流”布局。自1849年起，十三年间创造御城棋赛十九连胜空前纪录，与道策并尊为日本棋圣。

[2] 胡底：著名的“龙潭三杰”原名胡百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胡底因直言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威迫朱德、刘伯承、让李特取代叶剑英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位置。免职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在编入左路军的红五军（中央红军红五军团）、三十二军（即原中央红军红九军团)中不顾组织原则渗入自己的亲信的恶劣行径。张国焘竟把胡底打成“反党分子”，在南下途中秘密杀害。

[3] 黔军总指挥犹国才,字用侬，贵州省桐梓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生。早年入贵州讲武学堂第一期，民国十四年犹国才为陆军步兵上校，并加少将衔。红军入黔时，曾任黔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王家烈）。

[4] “关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毛泽东为起草党的《历史决议》所写的草案有：“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在贵州遵义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才把这条错误路线加以克服。”李德：“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陈云：“进遵义后一、二天后召开的。”内重要文献：《六大以来》标注时间1935年1月8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文献原件：时间为1935年1月8日。

[5] “陈云同志早就说过，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的主要内容就是1936年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中的主要内容”。（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陈云同志在1977年8月23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时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遵义纪念馆主办的《大转折》2008年第3期“陈云同志采访记”一文。

在李德撰写的《中国纪事》上也有记载：“遵义《决议》的内容就是以后经过编者修改的毛泽东的讲话原稿，毛把这个稿子也用来作为1936-1937年在红军军事学院讲课的基础，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应用了这个原稿。”(见《中国记事》P144页)

[6] 系统思维：这是一种逻辑抽象能力，一般从系统论抽象而来，是一种全局观、整体观，是一种在立足整体视野基础上的认识方法，这是一种能够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发展变化规律的能力。

[7] 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恩格斯指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

[8] 在中央红军长征以前的所谓两场“败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历史文献表明毛泽东亲自的指挥的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陈诚十二个团。显然不算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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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离退休支部；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