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政策，已成为刻在历史耻辱柱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了。但是，几十年来，围绕着“不抵抗”的由来、背景和具体责任，却一直有颇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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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网络上关于“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责任的讨论之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鼓噪：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不抵抗”完全是张学良下的令，而与身处长江中“永绥”军舰上、不知道日军已在沈阳动手的蒋介石彻底无关。

　　实际上，学界早先有论述：“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的7、8月份，张学良与蒋介石早已达成了‘不予抵抗’的基本共识，待事变发生时，请示与否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大的应对方针早已确定了”。

　　就“不抵抗”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只有完全从史料出发，才有希望得到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前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曾提到的1931年9月19日那一天的《中央日报》。那一天的报纸不仅是有日军“报复手段，已有具体协议;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预警”式报道，同时还刊发了一篇题目为《日军队横行东北》的报道。这报道开门见山也写了这样一句话：“日人野心勃勃，意欲实行武力侵略”。文中则具体记载了三件事，一个是日方报纸报道“参谋本部近发一命令”。日军参谋本部借口“近来东北地方多匪”，下令“满铁守备队采取相当之防卫行为”，《中央日报》一针见血指出这一个事情的本质：“日人藉口匪徒，竟派兵横行于我领土，直侮视我国权如无物。”

　　另两个是两个日军在东北袭击中方军警的事件，分别发生于9月13日和15日：

　　本月十三日晨，在抚顺之日守备兵一队四十名，突入抚顺附近操演，我方巡警及驻抚顺保安队见日兵在我领地内操练，立即警告日兵退出，日兵竟撕毁我方警告文，且突向我军警包围，并以机关枪威胁，我方巡警派出所人员仅有四人，保安队人数亦仅十三名，众寡不敌，且毫无准备，仓促之间突被四十名武装日军包围，未加抵抗，日兵竟将我方军警一律解除武装，一哄而去。

　　让人唏嘘的是，这一次抚顺的日军袭击中国巡警和保安队的过程，和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多地袭击的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中方“未加抵抗”，给日军“一律解除武装”。 

　　而另一次日军的袭击行动，则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有力还击—

　　……更有一事，足证日人对我武力挑战之积极态度，十五日，距长春十英里之杨森站突来日兵三十名，荷枪实弹，测量地形渐向满铁道域外我国屯垦军营地推进测量险要，我方阻止其测量，日兵竟向我方军队发炮，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此役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云。从“我方军队为自卫计亦还击”的记载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三天，东北军面临日军袭击时，还是会随即予以自卫还击的。

　　而《中央日报》在谈及“据日方宣传有日兵一名被轰毙”，唯一的评论竟是这句“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可以看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之令，究竟是出自怎么样的考虑。

　　这样的考虑是：日军会借口“中村事件”采取某种报复的军事行动，为不给于日军更多的口实，对于日军的挑衅仍是需采取“不抵抗”方针(若有抵抗的行动，“恐又将无理要求之张本”)。根据前一篇《“九一八”事变之前的独家“预警”》展示的《中央日报》报道，现在已可以知道，事变前国民党决策层确已知道日军会有军事行动。那么，国民党决策层是不是仅仅含蓄“预警”，而不制定任何有关方针，放任张学良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他们在开始在授意喉舌《中央日报》 “预警”的同时，百分百也会形成一个如何应对日军军事行动的具体预先方针。而这样的一个方针，也明显会是可以约束到即将面临日军袭击的东北军的。若是约束不了东北军，成为一项“方针”则毫无意义了。

　　那么需讨论的关键问题则是，这个方针又究竟是什么?若是“不抵抗”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否已明确是国民党决策层的“国策”?

　　1931年9月21日，蒋介石的日记这样写到：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话绕了几道弯，“忍耐至相当程度”的意思，却仍然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另一种表达而已。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的“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也仍是这个“不抵抗”的意思。

　　九一八事变的明确讯息让国人知晓的第五天(9月24日)之前，蒋介石给中国军队具体下令实施了“不抵抗”方针。纠缠于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与蒋介石无关的人们，常常略掉了蒋介石下令“不抵抗”的史实，他们更略掉这样一个事实：

　　张学良9月19日凌晨下令不抵抗，是出于日军只是寻衅、不能给日军更多口实的判断;而蒋介石19日到24日前的某一天下令不抵抗，已可以知道日军志在占领东北了。

　　1931年9月23日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国民书》很巧妙地用“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一句表示了已下令军队“不抵抗”的事实。

　　时任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的王化一，写于1931年9月23日的日记，则是明确记载了这一天(或之前)有“不抵抗”的命令下达给张学良等：

　　到协和医院，负责诸人均在此，楚囚对泣，无相当办法。已请示南京，命令关外不准抵抗，静候交涉，大好河山，行将断送倭奴之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王化一是辽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他是义勇军的发起人之一)

　　9月19日凌晨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蒋介石则是到9月22日明确下令“不抵抗”。那么第一个“不抵抗”是张学良独立决断的，还是某个“不抵抗”方针的具体体现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打着“忍耐”、“求公理之战胜”旗号的“不抵抗”方针，是不是九一八事变前已有的既定方针?

　　1931年9月27日《民国日报》有一篇报道《孔祥熙谈对日方针》--1-10 《孔祥熙谈对日方针》国民党决策层的成员孔祥熙在此次采访中，说“漏嘴”了这样一句关键的话：“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已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这句话进入研究视野之后，很多问题随之迎刃而解了……

　　究竟何谓“早”呢?

　　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访。

　　仅仅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蒋介石到南京“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才有了方针，孔祥熙又如何会使用“早有”这个词呢?

　　况且，这一段时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养病，他可没有参与南京方面的讨论。

　　可见，国民党决策层的喉舌透露出已经掌握日军的“军事行动，尽早准备充分，颇有一触即发之势”的时候，国民党决策层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同时“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

　　与孔祥熙说法呼应的另一个证据是，1931年9月26日，张学良发布了《对东北陆海军全体对日不抵抗之训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义，乃欲诉诸国际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胜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张公理，且不欲荼毒生灵之微衷也。然彼虽百端挑战，我皆不予其口实。”

　　“欲诉诸国际公裁”无疑即下文中“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和孔祥熙的说法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中央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决定。一切应付办法，早有准备。现在第一步与其讲理。请世界各国主持正义。谁是谁非，想世界各国必有公理，当然不至无是非……”那么“欲诉诸国际公裁(而)采取不抵抗主义”明显就是之前已有的政策。

　　蒋介石电文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实际上，这样早先已制定的政策方针，在已披露的事变前电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两个月又6天，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很明确的指示“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　　中华民国二十年 辛未”的部分，有明确的记载：

　　7　12(五，二七)

　　乙、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7　13(五，二八)

　　乙、于右任电张学良，中央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应加体会。

　　如果以这个指示为分界线，细细琢磨当时的各种史料，可以清晰看得出，1931年的那一个夏天，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有一个明确脉络的。张学良一直认为东北军无力独立与日本开战，且为此觉得深深焦灼。张学良曾提出：“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致使满蒙为日本人所占领则是明显的，所以我方应该避免冲突”。于是，他也一直寄希望于汇集中国各方的“武力”一起保卫东北的国土。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记载有张学良大约在1931年8月份给蒋介石的两个请示电(日本特务机关当时在中国获取的密电)： “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在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的背景下、张学良做出了“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东北之安全”的判断，他需向蒋介石表达的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张学良跟蒋介石说了他知晓了日本“有急侵满蒙之意”，同时痛陈“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他期望对日本采取何种态度呢?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一度考虑的甚至已经是“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问题。

 　　《顾维钧回忆录》中明确记载：

　　1931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国民党决策层的会议，讨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政策：“……委员长原已发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

　　顾维钧的回忆，为这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史实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张学良在1931年的这个夏天，确实是曾经明确向国民党决策层提出“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可是，到了事变前几天的9月6日，张学良却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不难看得出，张学良提出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没有得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支持。而曾跟蒋介石讨论着“我方亦应有所自省”、“吾人自应早为之计”的张学良，到九一八前夕，思想也已统一到国民党决策层的“早已决定”的“对日方针与步骤”、“早有准备”的“一切应付办法上”了。至此，“不抵抗”政策已被国民党决策层推行到东北的土地上。

　　蒋介石曾在庐山上开会，讨论张学良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这一段史实的具体情况，至今鲜为人知。但否决张学良的提出的要求，选择不抵抗，体现在一个在有关不抵抗的文章中常常会提及的历史细节上：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明确提出了“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

　　随着做过著名的“攘外应先安内”政策的出台，“九一八”事变的结局究竟会如何，实际上已成为了定局。在1931年那一个夏天，庐山上的蒋介石开会否决张学良等提出的“直接抵抗日本侵略”政策时，东三省由于“不抵抗”而迅速沦陷的结局，就已经是悄然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