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侵略者于南京城内进行惨绝人寰的兽行时，远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也同样被野蛮屠杀，宛如人间地狱。

“归屯并户”，建“集团部落”

1934年12月，伪民政部第969号训令《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要求加快建造这种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以使抗日武装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陷于孤立无援的绝境。从1935年开始，日伪政权在抗日武装活跃的伪奉天、安东、锦州、热河4省开始强制推行这种“集团部落”制度。

日本侵略者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手段极其狠毒，他们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家园，迁到指定的部落之内。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1936年6月，哈东地区帽儿山办事处的13名伪警察全部出动，到蜜蜂村南大沟“归屯并户”，居住在南大沟的农民被日伪警察刀枪逼迫赶到蜜蜂村大街上，人们被圈在一起，日本警察扬言：“南大沟里有抗日军，在沟里住的人都要搬到蜜蜂村街上来住，如果谁再住在沟里，就往沟里放毒瓦斯，把你们统统毒死！”说完，日伪警察手举火把见房就烧，将南大沟里的房子全部点燃。在并屯过程中，残忍的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挨家逐户清查，对拖延和反抗归屯并户者实行残酷的杀害和集体抓捕，一些农民不愿离开家园拒绝搬迁，或被抓进县城，由日军守备队施以各种酷刑折磨至死；或被集体扔进井中淹死。

九一八事变后，大规模群众性抗日运动遍及东北城乡各个角落。为维护其统治秩序，日本动员关东军和部分混成旅团，对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进行了疯狂“围剿”，图为日军正在抓捕“抗日分子”。（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汤原四合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百余人的小村落，该村农民秘密支援抗日武装，因此，抗联经常来往此地。1936年冬，日军在夜深人静时，奔赴四合村，点燃了所有房屋，四合村的村民有63人在睡梦中被火烧死；而逃离房屋的47名村民遭到日军的逮捕，在施以酷刑后，全部被屠杀；另有十几名村民慌忙逃离火舌吞噬的房屋后，在逃亡他乡途中因未来得及穿衣服而冻死。四合村的房屋、粮食、家具等全部化为灰烬，家禽、牲畜被日军抢劫一空，四合村变成了“无人区”，2160余垧土地也随之荒芜。

喀左县羊角沟南部有21个自然村本来散落在一条长达15公里多的沟内。1937年10月25日，日伪军警来此强制所有农户拆房搬家，限期半个月，牛振伍等12名农民因拒迁被枪杀。直至1943年6月，先后从这里驱赶走485户、2365人，烧毁房屋1671间，使这条山沟成为无人区。

1938年，日伪当局在汤原县正阳乡西北沟一带进行“归屯并户”，附近各屯都并到刘长永屯，在四周建起高2．7米，宽1米的围墙，设有东西大门。地下党组织为确保抗联战士入冬前穿上棉衣，秘密发动刘长永屯的群众给战斗在北山里的抗联六军做棉衣60套。被伪警发现后，日本守备队迅速包围刘长永屯，架起机枪，封锁所有要道，然后放火烧屯。顿时，浓烟四起，烈焰升腾，仅两个小时，刘长永屯变成了一片废墟，百姓流离失所。日军用刺刀扎死了为抗联做15套棉衣的赵裁缝，又将与抗联有联系的抗日救国会会员高福全等三人绳捆索绑，用汽车拉到松花江上塞进冰窟窿里致死。

被日伪政权以暴力驱入“集团部落”中的居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在“部落”里居住要有当局发给的居住证；外出要有伪警察机关签发的通行证，并不得携带粮食、食盐、衣物等；买东西要有购物证；“部落”的耕地被限制在4公里以内，并且严禁栽种马铃薯、玉米和豆类等能直接食用的作物；晚上不准插门点灯，更不准互相串门；不准3人以上集聚议论和集群走路，家里来了客人必须先行报告，经过允许才能留宿。对于上述统治手段，居民若有违犯，轻者遭毒打，重者以“通匪”的罪名被关押、杀害。

集团部落里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老百姓称其为“人圈”。桦南县九里六屯部落由于不能全部收容附近村屯来的数百人，有的搭起小草棚；有的露宿在柴草堆旁;有的就地挖了地窨子。该部落因归屯冻饿而死的达百余人。部落内居民不是住房简陋狭小，四处透风，就是无处容身，遭受风吹雨淋、太阳暴晒之苦，染病死亡者甚多。粮食不够吃，以树皮革根充饥的现象经常发生。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还要承担各种劳役和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集团部落”中的各项设施都是以部落居民的“义务劳动”进行的。因饥寒交迫，病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大屠杀和细菌武器

除了“集团部落”，日本关东军为了清剿抗日武装，磨灭东北人民的抗日意志，在东北各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32年9月16日，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和警察署为报复辽宁民众自卫军的抗日活动，出动几百人将抚顺煤矿附近的居民集中屠杀，制造了“平顶山惨案”。此次屠杀，平顶山3000余名无辜百姓横遭杀戮，其中2/3是妇女、儿童，4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二三十人死里逃生。

1932年11月，日军对黑龙江拜泉县进行清剿，日军支队长黑田率领一支车队闯进拜泉县附近的张景芳屯，把男女老幼赶进一个大院，逼令交出抗日官兵，村民不知，黑田竟亲自动手砍下两名村民的头颅，见村民还是不作言语，黑田大怒，下令屠杀，105名男女老少倒在血泊之中。

伪满时期，日军在东北农村“清乡”后留下尸横遍野、一片狼藉的场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932年初，辽宁省锦西抗日民众一举歼灭了包括第27连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80余日军。事后，日军对事发地的江家屯、四园子、下五家子等地村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杀害无辜民众40余人，烧毁民房200余间，下五家子村民逃进深山才躲过这场灾难。后来，日军放风说“既往不咎”，村民将信将疑，下山3年后的1935年11月16日，一伙日军突然闯进村子，先把参加锦西作战的3名抗日民众挑死，然后把全村召集起来“开会”，待人员集齐，机关枪突然开火，瞬时，398名无辜村民命丧黄泉，幸存者仅有11人。

1936年夏，日本“讨伐队”在通化县白家堡子一带遭到抗日武装的袭击，11名日军士兵被击毙。7月15日，3个日军中队闯进白家堡子村，把全村400余男女老幼捆绑起来，逼问抗日军的下落，不回答者当场砍死，甚至剖腹挖心。最后，日军将村民赶到东山角，用机枪扫射，用刺刀捅杀，400余无辜性命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仅有3人死里逃生。

1936年，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专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一支代号为“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建在长春市郊孟家屯；另一支代号为“731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建在哈尔滨东南“平房”小镇。

 “100部队”主要是研制多种杀害牲畜的细菌武器，1943年12月又增设了研制鼠疫细菌武器。在进行毒害牲畜的细菌或化学药物实验时，他们人畜并用，将其一律称之为“实验材料”。在这里用活人做实验已是公开的秘密，无数无辜的中国老百姓在这里被残害。日本投降后，在日军撤走时炸毁的残址上，发现一长宽各四五十米的大坑，里面有未及掩埋的难以计数的人头、人手和人脚。

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焚尸炉遗址。日本战败投降前夕，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炸毁破坏，至今尚留有30余处残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731部队”被称为“黑太阳731”，是专门研制细菌武器，用来毒杀中国人民的细菌部队。在这里有一座特殊的监狱，囚禁着二三百名特殊“囚犯”，有时达到400多人，大多是抗日作战被俘人员，还有教师、学生、工人、农民、平民，其中有男有女。日军从不把这些人称“囚犯”或“俘虏”，而叫作“原木”“特殊材料”和“马鲁大”(日语“木材”的意思)。“731部队”用于细菌实验被残害的达3000多人，所有“囚犯”无一生还。在活人身上注射鼠疫、炭疽、伤寒各种烈性病菌进行实验；用活人进行干燥实验，将活人送进高温干燥室直到身体的最后一滴水分被榨干死亡；活人解剖实验，开肠破肚，观察了解活人身体各部器官的变化；给活人注射各种物质，乃至空气，观察人体各部器官的变化过程，直至窒息。还把活人倒吊起来，观察身体各部分有何变化，经过多长时间死亡⋯⋯

731部队留下的细菌炸弹，据 731部队首任部队长石井四郎的供述，截至1942年，731部队共研制生产了2470枚细菌炸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苏军将要攻进哈尔滨时，日军“731部队”害怕留下罪证，仓皇把活着的“马鲁大”全部杀害，销毁了所有设备和文字材料，炸毁了细菌工厂的主要建筑物。

“人肉开采”政策

东北抗日武装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有较大煤矿和干过较大工程的地方，几乎都有日伪时期留下的“万人坑”。“万人坑”可能是几十人、几百人，或者千把人，乃至更多。从辽宁到黑龙江，一座座万人坑记录了日本疯狂掠夺资源、残酷迫害劳工的罪恶，同时，它们也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见证。

随着日本侵略军对东北的占领，开始疯狂掠夺东北的矿产资源。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掠夺采取的是“要矿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造成了中国工人的大量死亡。当时即有流传的歌谣：“当上矿工苦处多，矿工血泪流成河，只要矿车天天满，哪管工人死与活。”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矿产资源的掠夺采取的是“要矿不要人”的人肉开采政策，造成了中国工人的大量死亡，图为伪满时期阜新煤矿的矿工背负沉重的煤筐，在矿井中来往运煤。（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抚顺煤矿的一份统计资料，从1935年到1944年，抚顺煤矿共发生瓦斯爆炸、透水、火灾等重大事故92起，伤亡矿工 851人，其中死亡300人。1942年4月26日发生在本溪煤矿的瓦斯大爆炸，一次事故即死亡矿工1527人。鹤岗新一矿1943年1月6日发生了近百名工人惨死井下的重大事故。这一天，日本人强迫矿工在瓦斯聚集区干活，南山三坑瓦斯爆炸后，日方为了保住井口，竟在工人没有出来的情况下，硬将井口堵死，造成94名工人死亡。在辽源煤矿方家柜矿区，1941年5月5日的一次瓦斯爆炸，有300多人当场被活活烧死；日方立即将井口用红砖封住，致使20多位尚未被烧死的矿工，在挣扎爬到井口封闭墙时，因无法出来，而惨死井口。据统计，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煤矿的头13年中，该矿即发生各类事故3万多起，仅1939年，全矿事故伤亡10190人，平均每7名工人就有1名伤亡；本溪煤矿1943年矿井发生大爆炸，一次就死亡矿工1800多人。

为了强迫中国劳工俯首听命，进行超强劳动，日伪统治者制造了种种严酷的刑罚，以残害劳工。大批劳工为野蛮的刑罚折磨致死，被扔进了“万人坑”。鸡西煤矿的日伪统治者对矿工施以十大刑罚：镐把打、皮鞭抽、坐老虎凳、上大挂、绑凳子、烙铁烙、冻冰棍、灌凉水、送狼狗圈、过电等。从这里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可见，有的太阳穴被利器击穿、软骨上遗留着刺刀类凶器明显击穿的缝隙，有的头骨有被击穿的痕迹、颅骨中钉着铁钉，有的躯体被铁丝捆绑、戴着镣铐或脖套等。日本侵略者在鹤岗煤矿还设立了“矫正辅导院”，将所谓的“危险分子”关押服役。“矫正辅导院”设有特制的刑房，刑房内有皮鞭、老虎凳、火炉、棍棒等刑具。刑房里充满了血腥味，墙上到处是血迹。每晚刑房内都会有人被严刑拷打，所用酷刑有灌凉水、吊刑、夹手指、跪砖头、举板凳等。

劳工吃得极差。黑龙江省鹤岗煤矿的老工人揭露，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这里的矿工吃的是橡麦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的是臭水沟里的水，“水沟里经常漂着绿苔和马粪，有时还漂着死尸”，许多矿工因此而得了传染病，病死后便被扔进“万人坑”。1942年日伪从黄河边强招400名工人来鹤岗，经历病、饿而死，最后只剩下了30多人。1941年，通化七道沟铁矿招来了500多名工人，适逢瘟疫病流行，根本得不到治疗，不到10天便死了400 多名。

矿工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超出了正常劳动者所能承受的限度，一般都在10个小时以上。并且，在劳动中稍稍休息一下，就可能遭到监工的毒打。许多劳工由于过度劳累而死。在非人的待遇下，劳工伤病率极高。据抚顺炭矿的一份资料统计，1939年抚顺炭矿工人患疟疾9876人次，皮肤病12933人次，流感7305人次，眼病14093人次，创伤5718人次。全年患病达57269人次，接近工人的总数。1939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抢修鹤岗煤矿南东铁路线，加快掠夺煤炭的速度，从天津招来了600名外包工，不顾工人死活，强迫加快施工进度。工人们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日夜不停地超强劳动，结果铁路尚未修完，已累死500多人。

1936年，伪间岛省北岔子（今吉林珲春）采金场的挖掘现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矿工们实在无法忍受恶劣的生活、繁重的劳动而逃亡或反抗时，日本侵略者则予以残酷的镇压。在北票煤矿，建有半武装的“防止班”“劳务系”和全副武装的宪兵队、矿警队等10课、8所、39个系。矿工们的言行，稍有“出格”，就要受到严惩，甚至是杀身之祸。通化七道沟铁矿的“劳务系”，专门负责迫害矿工，被矿工们称为“老虎系”。矿工姜大成因母亲病重，请假不准，便偷着回家；抓回后，当着400名工人的面，被活活打死。鹤岗煤矿老工人卢本忠揭露称：“1944年7月，有数十人逃跑，被抓回来20多个，当场就打死3人，其中7人被送到佳木斯警察厅。1945年2月，企图逃跑的7名‘游民’，逃跑时被电网电死一人，其余6人被抓住，毒打了十几次，一人被打死。1945年3月，又有4人逃跑，被抓住两人，虽然他们手脚被冻坏，但仍被遭到毒打，几天之后就死了。”

伪满期间，矿工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超出了正常劳动者所能承受的限度，但其生活条件非常简陋，图为劳工居住的草席窝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迫害致死的劳工人数日益增多，日本人对死难劳工的埋葬方式也愈来愈简陋。以鸡西煤矿为例，开始日伪统治者还给死难工人一人一棺，以装潢门面，欺骗劳工；后来便改为一棺二尸;再后是采用“无底棺”，抽底后反复使用;到尸体集中时，连“无底棺”也不再采用，而改用马车运尸，集中焚烧或埋坑。又如阜新煤矿的死难矿工，开始有固定坟场埋葬，到1939年时，矿区内坟头爆满，遂于是年8月新设兴隆沟8万平方米墓地;至1940年又设孙家湾南山墓地17万余平方米;1941再设4.5万平方米的城南墓地。天长日久，这些墓地都成了尸骨累累的“万人坑”。

（参考资料：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李淑娟，车霁虹等《日本殖民统治与东北农民生活（1931-1945年）；刘丽丽《桦甸地区“集团部落”实态的历史考察》；张辅麟等著《史证：中国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实录》；赵晓光《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的形成及其原因》；孙宅巍《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劳工“万人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