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即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带动下，反对封建军阀的北伐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此时，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极右派蒋介石便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举起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黑旗，挥舞着屠刀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砍来。

当天凌晨，按照指定的计划，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打手从租界分别冲向闸北、沪西、南市等区，与反革命军队一起进攻工人纠察队，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纠察队的枪械，并与流氓打手一起屠杀工人。当天，打死１２０人，打伤１８０人。在前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即被秘密扣留并遭杀害。从４月１２日至１５日，就有３００多人被杀害，５００多人被捕，５０００多人失踪。陈延年、赵世炎等人先后牺牲。于是在全国开始了“清党”反共的高潮。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共产党毫无防备，损失残重，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就有３３万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共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其中不坚定者脱党、叛变，党员人数由政变前的５.７万人骤降到约１万人。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

“4.12”反革命政变只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开始，从那以后直到他败走台湾直到他下地狱也没有丝毫改变过。他以自己罪恶的一生证明了一切反动派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这一伟大真理。蒋介石一生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现在没有精确的统计，估计是几百万共产党人和上千万革命人民。他的曾孙蒋友柏承认：“我的曾祖父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４８年所带领的国民政府共杀害约１０００万中国人，（在世界）排名第四”，我想实际的数字是不会比这更少的.

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顽强的战士。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讲到毛泽东道路的珍贵。毛泽东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其实今天来看也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中国革命不但要独立于敌人，而且要独立于友人。

为什么说真正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

有这样几个关键的事件：

一个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

一个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共产党怎么办？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对蒋介石的忍让实际上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十分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是一场幻想，而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这个“他”指的就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苍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无奈，是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深刻认识，没有枪杆子，在枪杆子威逼面前，除了后退，除了让步，除了缴枪，除了把性命赔上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到了党的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在发言里面讲：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就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怪，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键来源就是他这句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客观存在的条件后提出，我们的主观还要加上这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终找到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那么工农为什么能武装割据？因为白色政权之间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那么怎么样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从反面教会了共产党人认识枪杆子，他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

我们的政权不仅需要主义，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需要对中国社会特质的了解，我们还需要武装起来，就像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描述：“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一系列历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破解，其中毛泽东同志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应当从中寻找怎样的教训和启示呢？我的体会是：

首先，反革命总是会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总会有的。不要以为一次革命胜利之后，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革命总有反复，阶级斗争的弦永远不能松，居安思危的思想永远不能丢。世界永远在对立统一中矛盾运动，不要怀疑辩证法的正确。那种否认矛盾，否认阶级斗争的论调不过是修正主义的麻醉济。

其次，同样是反革命事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换，斗争焦点从党外移到党内，其手法，其表现形式，其真假难辨的程度等越来越难以把握，这要求革命者不但要有一双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火眼金睛，还要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斗争艺术，否则就会上敌人的当。因此，要认真学习马列毛原著，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认真调查研究，及时而正确地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客观地分析阶级力量的对比，集中精力抓住最主要的矛盾，从而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要讲究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克服“左派”幼稚病，坚持革命的大方向，不要在一些无原则的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打嘴仗制造内耗；还要注意不断地克服自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于解剖自己，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成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帮了大忙，随后，李立三、王明、博古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极左冒进机会主义与机械僵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更是帮了蒋介石反革命政治军事集团的大忙，几乎葬送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武装力量和中国革命。这说明革命队伍中的任何错误思想和行动在客观上都必然是反革命的帮凶。

4.12政变共产党人被砍头

1927年4月12日（距今90年），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当晚，青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诱骗到杜宅杀害。

四.一二的刽子手杜月笙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白崇禧在上海具体执行蒋介石的政变计划。凌晨，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青红帮、特务约数百人，身着蓝色短裤，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从法租界乘多辆汽车分散四出。从1时到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猝抵抗，双方发生激战。事先埋伏在工人纠察队周围的大批军警，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强行收缴枪械。上海2700多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余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上海总工会会所和各区工人纠察队驻所均被占领。在租界和华界内，外国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1000余人，交给蒋介石的军警。

为了抗议血腥暴行，当天，上海各区工人分别召开了几万人以至几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一致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惩办流氓，肃清反革命；保护上海总工会等。会后游行示威，闸北区数万徒手工人行至潮州会馆总工会会所时，奋勇而入，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并立即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

4月13日，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约有10万人整队去周风岐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命令，当请愿队伍走到宝山路时，用机枪猛烈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无数，被捕200余人。天降大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上海南市游行的工人也遭到军队的枪击，死伤数人。

从4月12日至15日的3天内，上海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拘捕的共产党人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工人领袖赵世炎、陈延年等先后被杀害。

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戒严司令白崇禧发表通电称：“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被害的革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