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回忆毛主席对他的三次批评

点击：作者：海燕来源：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发布时间:2017-12-24 11:54:16

毛远新回忆毛主席对他的三次批评

文/海燕

本文源起十分偶然。

　　一次朋友聚会，一对陌生老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经友人介绍方知，这对老人竟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夫妇！若非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将这对朴素得近乎寒酸的老人同开国领袖联系在一起。席间免不了谈及共产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毛远新回忆起当年毛主席的几件往事，是关于如何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笔者深受触动，觉得仍很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因而整理成文予以发表。

　　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下，毛远新娓娓地开始了他的讲述……

1968年国庆节前，中央通知，党中央、毛主席邀请全国各地的工人代表到北京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辽宁当时是全国主要的工业省，中央给了三百个名额。

接到通知后，我们从全省各地市的各行业中挑选代表，有鞍山、本溪的钢铁工人，有抚顺、阜新的煤矿工人，有沈阳的重型机械、军工企业的工人，有大连、锦州的造船、机车工人，有辽阳、丹东的轻纺工人……特别是那些建国后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劳模、老工人，组成了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代表团之一：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

　　到北京后，辽宁工人代表团住进了北京饭店，当年可算是北京最高一级的宾馆了。对于常年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工人而言，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接着，中央又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消息在辽宁代表团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进中南海的辽宁工人代表，就住在一中队的营房。

　　我当时特别兴奋，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代表团一住下，我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

　　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我团团围住了，紧紧拉着我的手不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开天辟地以来，谁听说过，一个挖了一辈子煤的煤黑子，能住进中南海，住在毛主席身边……”一位抚顺煤矿的老工人紧紧握着我的手说。

　　一位鞍钢的老劳模，边说边抹着眼泪鼻涕，泣不成声：“我十三岁就在鞍钢替小日本打零工，披着麻袋片，啃着冻得梆梆硬的杂合面饼子，挨过工头的皮鞭，还被小鬼子的皮靴踹过……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这辈子，能住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在百感交集的情绪之下，许多工人代表控制不住地向我倾诉，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我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特别是转述鞍钢那位老劳模的话，我甚至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主席一直默默地听我讲述，不打断，也不插话。等我把话说差不多了，他伸出左手向下摆了两下，示意我坐下来讲。我回到沙发边慢慢坐下，头脑也开始降温，逐渐冷静下来。此时，我察觉到主席并没有一点满意的表情，反而有一种不以为然的冷淡。

　　“总理告诉我，是主席决定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的。”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总理安排，要辽宁的工人代表住在一中队营房。”我说。

　　“还有吗？”主席说。

　　我没有吱声，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主席眯着眼睛，默默地抽着烟。我茫然地望着他，感到我们在静默中坐了很长时间。

　　主席掐灭了烟头，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完了？”主席缓缓地说，“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我一时转不过弯来，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

　　主席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说：“还是江西中央苏区好哇。”

　　中央苏区？我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在中央苏区，”主席说，“老俵们随时都可以到我住的地方来，我也可以去他们家里和他们聊天。到了延安就不大自由喽，在河边在山坡散步的时候，碰见陕北的婆姨、娃娃、汉子，也还可以随意交谈嘛。现在可好，我请了些工人代表到中南海住住，就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嗯？”

　　直到这时，我才察觉到主席是在责备我了。

　　“什么开天辟地第一回，什么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什么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什么皇上才能呆的地方，还有什么无上光荣，你是在咒我吗？”主席一口气列举了很多个“什么”，那的确是我刚才说过的，但怎么是诅咒呢？

　　我感到委屈，辩解说：“我只不过重复了那些老工人说的话，我看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句是我编造的，怎么……”

　　“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主席不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而你，”他指着我的鼻子说：“现在已经是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也欣赏这些名堂，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到我面前来显摆，太不像话了，你昏了头了！”

　　听到这样的训斥，我才明白自己无意间已经惹得主席生气了。

　　主席接着说：“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主席指了一下我的鼻子，“也包括我，”主席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我额头渗出了汗珠，无言以对了。

　　“你把主仆关系完全搞颠倒了嘛。这是政治原则性错误！还要为自己辩解呐。”主席非常严厉地说。

　　冷静想想，主席的批评确实有道理，我为自己的表现深感不安，再次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主席认错。

　　“是我错了，是，是原则错误，搞颠倒了……关系”我只觉得自己膨胀发热的头脑，被狠狠地浇了一盆凉水。

　　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块小毛巾，伸手递给我：“记住这次错误的教训吧。”

　　“我会永远记住的。”我用小毛巾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主席再次挥了挥手要我坐下，说：“你还年轻。列宁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的。是人就免不了犯错误，但同样的错误绝不能再犯。”又指了指我面前的茶杯，我就端起来喝了两口。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主席继续说道：“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主席话锋一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回来呀。要使我们党的干部都弄清楚这个关系，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要在主人的监督下，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当好仆人。否则，主人有权用大字报向你炮轰，甚至撤你的职，罢你的官。”

主席接着说：“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国庆节后，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回沈阳。我因病留在北京住进了医院。

　一天，曾绍山同志来医院看我，说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要他到医院来接我一起去参加。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大会堂。当我们来到会议厅门口签到处，里面参会的许多认识的同志都向我打招呼，还有几个跑到门口来握手。然而，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说，曾绍山同志可以进去，而我不能进去，因为名单上没有我。

　　曾绍山急了，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名单上肯定有他，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我，要我去医院接他来参加会议的。”

　　一位工作人员要我们先在门口等一会儿，说再去核对一下。

　　过了十来分钟，那人回来对我说：“经过核对，名单上确实没有你。请你马上离开，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回到医院，思来想去，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中央开会名单上没有我，我怎么却跑去参加会议呢？好像是我自己硬要挤进去似的，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场出丑，下不来台。难道是曾绍山故意拿我耍着玩儿？我心里实在郁闷。

　　第二天，毛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管理员吴连登，带着水果点心来医院看我，说是主席专门派他们来看我的，并转达主席的话，要我静下心来好好治病。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报纸上登出消息，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是误闯了党的中央全会，被当众拒之门外，并被“轰了出来”。一种既难堪又委屈，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天天折磨着我，始终挥之不去。

　　11月，我病愈出院。我去看主席，主席详细询问了我的病情，我谈了这件实在令人烦心的事。

　　“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我说，“是曾绍山通知我，说是中央办公厅要他专门来医院接我去参加会的。”

　　主席微微一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

　　“我确实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 我继续说，“又不是我自己要去的，反到好像是我削尖了脑袋，硬要挤进中央全会似的。”

　　“那又怎么样嘛。”主席平静地说。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当场被轰出会场，别人会怎么想？的确不是我要去的，成心捉弄人嘛！”我气鼓鼓地说。

　　“觉得受委屈了？”主席皱了一下眉头说。

　　“不是委屈不委屈的事。既然没有我的事，他们把我带去干什么？还有板有眼地说，是中央办公厅正式通知，专门来接我的。这不是把我当猴耍了吗！”我把一肚子气都撒在了经办人身上。

　　“还有吗？”主席问。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嘟囔着。

　　“说完了？还有吗？”主席又问了一遍。

　　“这是故意要我当众出丑，下不来台嘛。”我说。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嘛。”主席说。

　　“没了。”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主席依旧不动声色，只是不停地抽着烟。最后，他熄灭了烟头，说道：“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是这样啊！我恍然大悟：“那……那我什么意见也没了。”

　　主席说：“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说。

　　“你这个人呐，”主席打断说，“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我垂下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你看，你看，”主席再次打断我的话，指着我说，“还说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

　　“我……”我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主席说：“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主席边说边把右手向上一挥。

　　“我记住了。”我说。

　　主席接着说：“我估计到你心里不痛快，第二天，我不是派护士长代表我去医院看你了嘛。”

　　“当时我只顾憋气了，没想过你派护士长去看我的用意。”我说。

　　“不是说共产党员要任劳任怨吗？”主席说，“按照古人的说法，无故加之而不怨嘛。有些时候，任怨比任劳更难哟。当年在井冈山，省委派人来传达中央指示，我被开除了党籍，说只能当个师长，不能参加党的会议，不能看党的文件。据说是因为我讲了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家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

　　“这就开除党籍了？能接受吗？”我说。

　　主席说：“那有什么法子哟，开除就开除呗，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嘛。后来又说传错了，没有开除党籍，只是开除了中央委员，开除了政治局。”

　　“要是我，才不接受呢。”我说。

　　主席摇了摇头：“我们党是有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对于个人问题的处理，哪怕是上级处理错了，受了冤枉，受了委屈，你可以保留意见，但要学会服从组织决定。当然，涉及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党和人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你这个人呐，受不得一点委屈，任不得一点怨嘛！这很不好，难成大器。”

　　我感到主席批评得对，认真地说：“我记住了”。

　　主席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

　　忽然，他扭过头来问我：“什么叫‘三忠于’活动？”

　　“三忠于？”我一下子还没转过劲来，愣了一下，说：“三忠于活动，就是……就是在每天开会或吃饭之前，大家拿着语录本，对着主席像，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要连呼三遍呢。”我边说边比划。

　　“哦？有这样的事？”主席瞪大了眼睛，“这是哪路神仙的发明？”

　　“谁发明的我不知道。”我说，“今年五月，中央派我到辽宁去工作，我发现无论走到哪里，上上下下都在搞这一套。到了基层，花样更多，还要背语录，跳忠字舞呢。”

　　“胡闹！”主席大吼了一声，说：“你也去跟着做，跟着跳？”

　　“我不赞成这一套，他们呼喊口号，我不喊也不举手。”我说。

　　“那你制止了吗？”主席问。

　　“大家都是这样，我哪敢去制止啊。”我说，“我要是公开反对，岂不显得很特殊，显得脱离群众吗？还有忠字舞，我从来不跳。在营口县一个公社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人家还非逼着我背语录呢。”

　　“哦？”主席说，“你背了吗？”

　　“当时我说我是《辽宁日报》的记者，人家非要你背，不背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呢。”

　　主席说：“不过，我还是要拿你是问。”

　　“拿我是问？”我着急了，“原先我真的一点不知道，到辽宁后才发现，到处都是这一套。这又不是我决定的。”

　　主席说：“你们辽宁的工人代表住进一中队的营房。我听身边一中队的干部说，每天早上起床后，工人师傅主动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搞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说他们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搞‘三忠于’活动，还教什么‘忠字舞’，说军民关系搞得满不错的。军民关系搞得好，我赞成。但我不晓得这个‘三忠于’是个什么活动。”

　　“辽宁工人代表？”我说，“那我有责任。”

　　主席说：“三呼万岁，是封建社会臣子们哄骗皇帝的办法。效忠个人，是国民党对付蒋委员长的办法，居然全都搬到共产党里来了。完全是胡闹！这些事，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的人知道吗？”

　　“这我说不好。但全国都这样，他们不会不知道吧。”我说。

　　“这个‘三忠于’，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主席问。

　　“林副主席呀。（林彪）”我没加思索，就随口说了。

　　主席头一抬，嘴巴抽动了两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却又硬咽了回去。他身体向后一仰，头靠在沙发背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大口地吸着烟。

　　我发现他手里那支烟的烟灰已经有一寸多长，快烧到手指了，就站起身来，从茶几上拿起烟灰缸，走到他右手边，想去接烟灰，却碰到了他的手，烟灰撒落在沙发的扶手上。他望了我一眼，把烟蒂在烟灰缸里摁了两下，我顺手把沙发上的烟灰也掸进了烟灰缸。

　　主席叹了一口气，情绪似乎缓和下来，说：“两年前，在武汉，我写过一封信，引用东汉一个名叫李固的人的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贵有自知之明呐，这两句，说的就是我自己。人们喊我毛泽东万岁，人哪有一万年好活噢，一百年都很难得。但是，群众都那么喊，又不好泼冷水。我就喊‘人民万岁！’人民才是世界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人民配得上呼万岁呢。”

　　主席清了一下嗓子，用上嘴唇抿了抿下嘴唇。我熟悉他这个动作，忙端起他的茶杯递给了他。

　　主席喝了口茶，接着说：“信是写给江青的。总理看过，还有武汉的书记也看过（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我说，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主席恢复了平静，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我还要听听总理、伯达他们碰头会怎么个说法。”

　　12月，我回到沈阳，把主席批评‘三忠于’的事告诉了陈锡联。

　　1969年初，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广播线从省中心会场，一直拉到基层公社和厂矿企业。大会由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杨迪主持，我对他说，你就宣布开会，然后说由我讲话就行了，那套‘三忠于’活动，就不要再搞了。

　　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附录：

毛远新出狱后低调的生活

毛远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湖南省湘潭市人，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朱旦华之子，即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母子情深

1986年，毛远新以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被判了有期徒刑17年，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

三年后，他的母亲朱旦华以其身体患病为由，给当时的国家zhuxi杨尚昆写信，请求批准毛远新“保外就医”。杨尚昆作了批示：“同意。在南昌保外就医。”

1989年3月17日，服刑中的毛远新来到南昌江西省公安厅招待所住下，开始了保外就医的生活。

保外就医虽然不像监狱管束得那么严格，但也不是什么都自由了。毛远新懂得自己的身份，他规规矩矩地生活，不越雷池一步。

十多年中，朱旦华曾经到监狱中看过一次毛远新，这次她听说儿子到了南昌，当天就到了招待所。

朱旦华在见到儿子的一刹那间，百感交集，泪水顺着两颊往下流淌。她强作笑颜，喊道：“远新……”

毛远新大步迎了上来，目光中含着笑意，喊：“妈妈，您来了。”

母子之情，是人世间最能慰藉心灵的感情。分离十几年，这次难得的相聚，是喜悦，也有感慨，有希望，也有不可弥补的遗憾。

两人的心都是沉甸甸的，千言万语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

朱旦华上世纪40年代初曾和两岁的儿子毛远新一起坐过军阀盛世才的牢狱，受尽折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因莫须有的“叛徒”罪名被“劳改”。

这些痛心的经历，磨炼了老人的革命意志，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矢志不渝的高尚情操。但是，对于儿子的遭遇，她却有着特殊的感受。

作为一个老党员，她不可能同情儿子“文革”中那一段经历，但她又完全理解儿子那段经历的历史背景。

而作为母亲，她又怀有太深的母爱情结。恰似饮了一杯酸甜苦辣的“酒”，一时竟说不清这其中的感受。

幼小女儿李莉的不幸和毛远新的负罪自责

1977年1月，也就是毛远新刚刚被关押3个月，女儿李莉出生了，这时候，妻子全秀凤也正在隔离审查。

右二为毛远新女儿李莉

女儿刚刚10个月的时候，突然高烧不退，加之全秀凤被隔离审查，行动不自由，没有很好的照料，加之长时间大量使用青链霉素，幼小的女儿，导致双耳失聪，永远听不到一切声音，成为聋哑人，无疑是祸不单行的灾难。

1982年毛远新第一次见到随妻子探监的女儿，又惊又喜，他多么想把5岁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莉莉却瞪着一双充满恐惧的大眼睛，迅速躲到母亲身后，说什么也不让这个陌生人碰自己一下。

从未见面的女儿来到身边，对自己陌生到没什么，竟是因为自己给女儿带来了这样的厄运，毛远新的心情无疑是凄楚的。

毛远新刑满后回到上海，一家3口虽然住进了上海一间13平方米的房间，莉莉却总是躲到舅舅房间里，毛远新想摸一下她的手，她都赶紧缩回去。

加上语言交流困难，父女之间难以沟通。毛远新很多时候难以入眠，总是自责说“是我连累了她……”。

从帮助女儿学习入手，毛远新父女关系开始起变化。考虑到聋哑人将来的生活自立，毛远新引导女儿课余时间学习美术，手把手地教她素描、水粉、透视学。

初中毕业后，莉莉考上了上海聋哑青年技校美术班。毕业后，莉莉走上工作岗位，毛远新又引导女儿工余时间学习电脑。

莉莉后来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哑人成人教育大专班，2000年拿到了毕业证书。现在，毛远新正帮助女儿学习英语，准备参加升本的考试。现在，莉莉也有了自己的幸福小家。

随着女儿学业和工作的进步，父女之间的情感越来越深。现在已是李莉处处主动关心照顾年老的父亲了。

1990年第一次瞻仰毛主席遗容

1990年7月，在毛远新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他的同父异母姐姐毛远志因病重住院。毛远志在感到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向组织提出能最后再见弟弟一面的请求。

经组织批准，毛远新和妻子全秀凤匆匆忙忙地赶到北京301医院看望姐姐。已是弥留之际的毛远志见到弟弟，泪流不止。

她用力拉下氧气罩，用干枯的手拉着毛远新的手说：“远新，你……真想你。”姐姐断断续续地用尽力气才说完这句话。毛远新顿感酸楚，沉重地点了点头。

一向说话沉稳严谨的曹全夫颇为感慨地说：“远志终于见到你了。”

姐弟见了最后一面，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和弟弟见面的三个小时之后，痛苦中的毛远志带着一丝慰藉离开了人间。

在北京，毛远新见到了自己的一些亲友和同学。最令他动情的是在姐夫曹全夫的陪同下，和群众一起排着长队，第一次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

当他站在毛主席遗体前的那一刻，心情可谓百感交集，悲从中来。这个曾经在毛泽东身边长大并在毛泽东人生最后一年中一直被毛泽东留在身边的孩子，如今已是年届半百的刑余之人。

毛远新望着刚刚去世的毛主席

往事历历在目，面对这曾经熟悉、慈祥的面孔，不知有多少话要诉说。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夺眶而出，洒满衣襟。

故土韶山

1990年初冬，毛远新和妻子女儿一起，陪同曹全夫一家，到韶山安放姐姐的骨灰。这是毛远新第二次去韶山。

第一次是1966年初，大学毕业下部队之前，他受毛泽东之托，到韶山探望，来去匆匆，只呆了一天。这次是第二次到韶山，此时他刑期未满，正处于“落难”之际。然而，他回乡的感觉不但不陌生，反而更觉亲切。他们下车后，一些乡亲和韶山管理局的领导前来迎接。

一位中年男子跑过来对毛远新说：“远新，我是毛岸平。父亲母亲听说你们回韶山，高兴得一晚上没有困觉，烧了红烧肉等你们。”

曹全夫介绍说：“这是大伯在韶山的嫡堂兄弟毛泽连叔叔的大儿子。他父亲就是‘九阿公’。”

毛远新想起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在韶山你们还有个堂叔叫毛泽连。”

当天晚上，毛远新和全秀凤到了毛泽连家里。80岁的毛泽连眼睛已经失明，他摸索着把红烧肉放进毛远新的碗里，说：“孩子，你要多吃肉，身体要强壮起来呀！”

家乡的水，家乡的人，还是故土亲啊。毛远新回到韶山，感受到家乡的可爱，亲情的温暖。

199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02周年诞辰，朱旦华和毛远新应邀到韶山参加“韶山毛泽东纪念园”开园庆典。当时安排毛远新和朱旦华坐主席台，毛远新一再推辞。

韶山人说：“故乡的情，故乡的人，主席家的娃儿，请啊！”毛远新盛情难却，20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感到了家乡人宽阔的胸怀。

1998年12月26日，毛远新参加纪念毛泽东诞辰时，一位韶山老乡得知他经济困难，捐给他一万元钱。他将钱捐给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该馆党支部书记刘斌珍知道毛远新生活不富裕，不同意接受。

毛远新说：“请你们将这笔钱用于主席遗物的保护工作吧，拜托了。”纪念馆接受了他这份沉甸甸的心意。

在上海做“办事员”

为了照顾毛远新，组织上将全秀凤从上海借调到江西省图书馆工作。省政府分配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给他们住，离朱旦华家不远，他们可以经常去看望妈妈。

全秀凤上班，毛远新也不外出，坐在家里看书，一看就是一天。他说，只要有书，就是关在屋子里一辈子，也不会寂寞。他把每月发给他的200元生活费，尽量节约，拿余钱买书。他还喜欢篆刻，读书之余，经常沉浸在这个高雅的艺术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乐趣。

1990年，全秀凤在上海的母亲中风，她只得撇下毛远新，回上海侍奉母亲。毛远新独自一人，自己照顾自己，以病残之身挑起生活的担子。他的生活也很简单，有时做一次饭可以吃几天。

后来经公安部批准，他每年可以到上海探亲两次，每次三个月。他在上海也是闭门不出，不同外界交往。曾有作家找上门来想采访他，他以“记忆力不好”为由而婉言谢绝。

1993年10月，毛远新刑满，被安排到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工作后，他使用的是“李实”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当年毛泽东为他取的。

1965年毛远新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毕业前要下到农村搞半年“四清”，在北京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说：“你那个名字很招人注意（当时国内很大范围正在传达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还是换一个吧。”毛泽东想了想说：“就叫李实吧。”（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的化名李得胜，两个女儿起名为李敏、李讷）毛远新回到哈尔滨后，正式向学院领导提出申请改名字。经过批准，他的毕业证书及分配到空军工作时，用的都是“李实”这个名字。

毛远新到研究所工作，只有所长和书记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报到后，所长在中层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参加的会上介绍说：“李实同志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一直在空军工作，1989年转业到江西省公安厅工作，考虑到他们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现在调到上海，来我所工作，请大家欢迎。”为了保密，所长的介绍中当然有很多难言之隐，但大家谁也没有丝毫怀疑。

毛远新被安排在总工程师办公室当“办事员”，由于他基础知识学得扎实，工作中埋头苦干，善于动脑子研究问题，不久便成了技术管理骨干。两年后，分管技术的副所长向所长建议，提拔李实当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

所长为难了，因为上级有交代，李实不得担任中层干部，他又不便向副所长讲明。他去征求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你就说我身体不好，本人不想再承担更重的担子。”

年年先进

所长对毛远新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虽然没有提拔他，却还是把重要的担子交给了他。他负责制定、实施全所质量管理体系的工作，还负责全所人员的培训、考核、阅卷、讲评，又负责监督实施各项管理程序的运转。

他每天拖着病腿，骑着自行车上班，风雨不误，经常加班加点，是全所下班最晚的人。他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了同事们的赞扬，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的同事们谁也没想到，这个年年先进的办事员，就是当年的毛远新。

任何秘密都是有时限的，时间长了，他的同事们也会发现一些不好理解的事情。一次，全所党员开会，毛远新没有去参加，一位非党员同事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开会？”毛远新说：“我又不是党员。”那人大惑不解：一个在空军工作了十几年、又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好几年的人，居然不是共产党员？毛远新说：“过去想入党，但条件不够。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想入了，反正不入党也一样能为国家干事。”同事自作聪明地说：“大概是家庭出身问题吧。”毛远新说：“可能吧。”

毛远新刑满后，还要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遇到基层选举时，全所人员都要参加，唯独他无权参加。这时，所长就提前安排他到外地出差或看病，以免引起大家的猜疑。

终于有一天，秘密被新闻界意外地透露了。1997年，上海《科技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毛远新在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化名李实。

消息传出，所里一片哗然，大家背着毛远新沸沸扬扬地议论起来。但大家都没有当着毛远新的面把话说破。共事几年了，同事们都非常了解他的为人处事，没有把他另眼相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到新疆祭奠父亲

除了埋头工作，毛远新把更多精力倾注在关怀教育女儿身上。女儿李莉，是在他被关押三个月之后出生的，当时他爱人全秀凤也正在被隔离审查。

李莉出生十个月左右时，高烧不退，因受其母被审查的环境限制，经逐级上报请示，层层审批，全秀凤才得到带女儿去医院救治的机会。但终因未能及时合理治疗，造成双耳失聪，留下了终身残疾。

1982年，在王震同志的亲自关怀下，由301总院耳鼻喉科专家姜泗长院长亲自给李莉作了全面检查，结论为因长时间的高烧，引起婴儿听神经严重损伤。

毛远新总觉得对不起女儿，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负罪感。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后，女儿成了他的掌上明珠，在他的心目中女儿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给女儿修改衣服、缝补书包，他还学会了使用缝纫机。

别人送的好一点的东西，他都留着给女儿。为了让女儿能够及早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教女儿学美术，学电脑，帮助女儿考上了上海聋人青年技校的美术班，毕业后李莉就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爸爸的鼓励和辅导下，女儿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又考上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聋人成人教育大专班，大专班毕业后又考上了本科。李莉边工作边学习，在拿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本科毕业证书的同时，她已经成为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业务骨干。她对父母对奶奶特别孝顺。毛远新看到女儿的成长，十分欣慰。

2000年夏天，毛远新带着妻子、女儿到乌鲁木齐给父亲毛泽民扫墓。这是他解放后第二次到新疆。

第一次是197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他当时是中央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20周年大庆。他随代表团一起，在新疆烈士陵园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前献上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