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录》

第三部分  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

第四章  毛主席做“五七指示”

主席那么紧急地召我们去上海，就是因为当时北京正在召开讨论“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是要把这个文件也拿到这个会议上去讨论通过，然后马上下发给全党。

“五七指示”在当时也确实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可是随着中央紧接着又发出“五一六通知”，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都转到其他事情上面去了。

大概是在1967年5月，陈伯达提出要和我一起写个关于“五七指示”的东西，发个社论什么的。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我非常赞同。在起草社论纲要的时候，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个概念，他认为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我说，这个提法挺好，很有指导意义。陈伯达听了说，嘿，你还能欣赏我噢。我说，那当然啦，你是老夫子嘛。于是按照陈伯达写的纲要，我组织人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至于文章发表前是否请其他中央领导人看过，我记不清楚了，但至少主管宣传的关锋、王力是看过的。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还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谈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像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他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是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他身体力行的则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读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主席自己对“五七指示”是很重视的。他一直都在考虑怎样才能既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又不使差别扩大。在一次中央碰头会议上，主席问我，现在工人的工资是多少？我告诉他，大概平均是三、四十块钱。他说，哦，我是四百多块了，相差十倍了，离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很远。他对我们说，工资差别这么大，这个问题要研究怎么解决？他特别叫我去找人研究一下，看如何解决。我赶紧找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孟祥才等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作调查研究。后来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降低上面的工资，增加工人的工资。孟祥才后来在山东大学工作，前些年我碰到他，他告诉我，当年我们作调查研究的材料现在都还在他那里。我记得我们所提出的方案，大约是把主席这一级的工资降到三百多块，这样就和工人只相差七、八倍。巴黎公社提出的差距是八倍。其实十倍应该还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陈伯达看了就反对，他说按你这样的方案搞，我们都不能生活了。陈伯达是四级还是五级，记不清了，只比主席少一点。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和陈伯达的生活开支，他的确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的。所以我们研究的方案有待进一步推敲。后来文革运动发生大变动，这个方案就拖下来了。

文革期间搞的“五七干校”，就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但大多数人都把它看作是临时的，有些人甚至把它看作是“牛棚”，是“劳改”，是一种政治迫害。很少有人把它看成是防止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劳动、防止产生特权利益阶级的有效方法。

在文革期间，农村搞工业，发展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前身）也是根据“五七指示”来的。现在的河南南街村和江苏的华西村，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有农业，有工业，又有学校。

主席和我们的那次谈话过去半个世纪了。我自己也已到了暮年了，当年主席曾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只要坚持革命，是有可能看得到共产主义曙光的。可惜，我至今看到的不是什么共产主义的曙光，我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在很多领域猖獗地复辟，还有美、日帝国主义包围并企图像瓦解苏联那样，演变与分裂中国的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