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来了

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军Ｃ47运输机在两架美国陆军战斗机护航下从重庆起飞。降落在延安，乘客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的9名成员。从此，开始了美国和中共的第一次合作。

那时的延安是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禁地，美国为什么要向延安派观察组呢？事情还得追溯更远。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国对日宣战。此时美国是仓促应战。由于中国牵制了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在反法西斯战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而且也希望与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1943年，在华盟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要求向延安派遣一个军事观察组，以便对中共军队的战斗力作出一个正确的估计，获取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气象情报，探索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这项建议受到蒋介石的竭力反对。

1944年1月，两位出生在四川，对中国比较了解的美国大使馆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报告上交给总统罗斯福。为慎重期间，罗斯福接见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立即批示马歇尔处理这个问题，并告知蒋介石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一提议的积极态度。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重庆与蒋介石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了。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此命名意味深长。“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后被北方击败，他们或许期望延安也能统一在重庆麾下。

6月28日，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将这一讯息电告毛泽东，次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决定对美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因观察组名义上是由史迪威的中缅印战区美军总部派出的，所以由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对口接洽。具体的接待工作由新成立的军委外事组负责，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兼任外事组组长，王世英、金城为副组长，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黄华、凌青等，还有马海德医生。杨尚昆向外事组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第一，我们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的盟友关系，政治上是平等的，工作上既要积极帮助他们，又要坚持原则。第二，生活上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第三，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为了保证美军观察组的安全抵达，毛泽东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延安机场的情况，包括规模、走向和各种标记。7月4日美国国庆日那天，《解放日报》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特意发表了社论，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祝贺。

7月4日，毛泽东特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详告飞机在延安降落时应注意事项，包括跑道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为了让观察组吃好住好，外事组雇佣民工，烧砖箍窑大兴土木，在边区司令部的操场建了三层楼高的气象观察楼、包瑞德上校的独立木屋、仓库、餐厅和警卫室。

真诚热烈的欢迎 

7月21日，也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启程的前一天，组长包瑞德上校接到正式指令。指令详细列出了观察组在延安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和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飞机的美军飞行员。对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包瑞德心里却七上八下。

然而，事情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一个月来，毛泽东多次过问接待美国观察组的准备情况，并亲自到延安机场视察安全保卫工作。7月22日，中共中央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贺龙等人亲临机场迎接。延安军民敲锣打鼓，把美国客人迎进了延安城。为了修复跑道，以便观察组第二批成员能尽快到达延安，当天下午，一支部队进入机场开始平整跑道。随后赶到的叶剑英将军在问候了观察组成员后，撸起袖子就加入了平整跑道的人群里。这一举动让观察组的成员们倍感惊讶，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不用说叶剑英这样的将军，即使是普通的营长或连长也不可能与士兵们一起劳动。将军的举动感染了在场的美军军官们，他们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4天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中为观察组成员举行了正式晚宴，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宴请。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人，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重要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来中国说服委员长为你们放行呢。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着向毛泽东和朱德敬酒。观察组成员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与燥热和多雾的重庆相比，延安厚实的黄土和清澈的蓝天让美军成员们耳目一新。整个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一周后，观察组第二批9名成员也到达延安。当时正在延安访问的一位外国记者冈瑟·斯坦记述了当时的观感：“延安人民也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之中。两个月之内，他们被封锁被严禁的地区的大门又一次打开了。延安尽管对我们那么尊敬，但这些客人显然比世界上最重要的报纸的代表重要得多。”

延安尽管物质条件较差，仍为观察组提供了清洁舒适的工作和居住场所与丰富可口的饮食，配备了服务人员，并迅速修复了延安机场被损坏的跑道，帮助观察组架设了与重庆美军总部通讯的电台天线。包瑞德由衷地称赞说：你们的工作效率真高，这是重庆没有法子比的。在欢迎宴会上，朱德总司令向观察组成员亲切致意，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会见包瑞德和谢伟思，讨论了观察组的工作任务。看到中共的真诚，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开始了每天早餐晚餐前的“操练”。他敞开军外衣，微微凸起的肚子上斜插一支“加拿大橹子”，挺胸甩臂，目不斜视，一会儿健步急走，一会儿缓步慢跑，跑到北门，出南门，绕回东关，过延河，经清凉山、王家坪，再从王家坪过延河，经“韬奋书店”回到观察组，引起大家的好奇。

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后，《解放日报》于8月15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改定的，标题上“战友们”几个字也是他加上的。社论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

全力支持美军观察组工作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8月初，中共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实质性会谈。美方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为此，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向各根据地下达了详尽指示。毛泽东还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和张云逸，请他们选择适当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尽快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情报，以便向盟军提供。

  8月23日，毛泽东与谢伟思进行了将近八个小时的长谈。谈话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展开。毛泽东向谢伟思指出：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说来，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必须有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它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府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当谈到双方的军事合作时，毛泽东指出：你们美国人和我们共产党的任何一次接触都是愉快的。当然，我们高兴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因为它会帮助打败日本。我们的部队目前包围着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大城市。我们是内线，而国民党在更远的后方。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需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谢伟思为毛泽东在谈话中表达出的希望美国与中共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和对中共政治前途的高度自信而“感到惊讶。” 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他在报告中盛赞中共领导的地区，他写道：“我们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这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中是难以见到的。”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工作，中共全力配合。44年夏秋，除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的各主要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的控制地区，华南的东江纵队，都留下了美军人员活动的踪迹。据黄华回忆，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三个小组。第一组由高林上尉率领，于9月初出发，过黄河后亲眼看到晋绥军区吕正操司令员指挥的八路军和民兵，用缴获的日军爆破器材摧毁了一个日军碉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目睹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日寇抢光、烧光、杀光后的无人区。这个小组的行程长达二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10月2日，卢登、彼得金、惠特尔西等五人前往晋察冀根据地，沿途由八路军与地方部队护送。他们参观了根据地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于1945年1月23日返回延安。不幸的是，惠特尔西在太行山的榆社县堡下村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被日寇杀害。为了抢回惠特尔西的遗体，八路军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朱德总司令亲自到美军观察组慰问，并亲自题写了匾额，将观察组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于10月初出发，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的阜平，见闻十分丰富。他们曾在近处观察我军同日军交战并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四个月后回到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与第三批观察员同行的还有三个西方记者：沃陶、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他们于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他们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合作进入蜜月期

多年后，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往事，都认为那时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搜集军事情报。中共方面把自己搜集到日军情报提供给观察组，并为观察组收集美国空军和海军所需要的气象情报提供便利。八路军总部与观察组共同组成空军小组，负责处理有关空军的情报。观察组的日语专家埃默深访问了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搜集关于日军的各种情报。埃默深与日军战俘接触后认为，八路军改造日俘的经验对美军也是十分有用的。到抗战结束，中共方面提供给观察组的情报书面报告多达120多份。包瑞德对此有过公正的评价：“他们热情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各种有价值的材料，这些材料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观察组到延安后，曾提出要在各根据地设置观察组。叶剑英和杨尚昆答复说：你们要到前方了解我敌后战场的实际情况，我们是欢迎的。但前方是战争环境，没有延安这样安定。你们认为需要去前方，可随时派人去，我们会给予积极的协助和热情的欢迎。随后中共方面为观察组安排了一系列考察活动。8月24日，包瑞德一行到南泥湾观看八路军359旅的军事训练，内容有步枪、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的瞄准射击，以及投手榴弹的表演。随后又观看359旅718团的实地演习。10月9日，观察组医生卡斯伯格与三名美英记者前往晋北，考察当地部队和地方的医疗状况，亲睹了八路军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1945年1月，杜伦上尉前往冀中考察平原游击战的情况，在任丘县的皮里村，负责护送的八路军官兵与前来围捕的日军周旋，杜伦对地道战也有了切身体验。此外，包瑞德和谢伟思还曾计划通过空降访问苏北根据地，但因困难太大未能成行。

营救美军飞行员。当时正值豫湘桂战役期间，美军战机加强了对日本占领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的轰炸，飞机坠毁事件时常发生，营救飞行员成为观察组的重要工作之一。延安专门成立了由各根据地代表组成的空地救援委员会，负责协调坠落飞行员的营救工作。美国飞行员巴格利的战机在山西太原附近被击落，跳伞后得到当地民兵搭救，由地方党组织先送至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于1944年9月初被送到延安。9月，7名美空军人员在河北省的昌黎获救。12月，美空军第二十轰炸大队3363号飞机在执行轰炸沈阳任务的归途中被击落，11名机组人员跳伞降落在晋东南山区，驻潞城的日伪军千余人前来搜捕，八路军部队全力阻击，地方政府组织大量人员搜寻，机组人员全部得救。1945年2月，第二十轰炸大队的汉姆比机组在飞往朝鲜执行侦察照相任务的归途中发生事故，机组人员得到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的救助，顺利抵达延安。新四军和东江纵队也营救了多名美国飞行员。到日本投降时，根据地军民共营救盟军人员主要是美军人员102人，并为此牺牲了110多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都曾致函朱德和彭德怀，对中共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

美军观察组也为八路军的军事训练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如包瑞德、彼得金曾给八路军总部的干部讲授美军的训练方法，科林上尉做了美国爆破器材使用方法的演示。观察组的外界渠道畅通，把他们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大后方的报纸和一些外国出版物提供给中共方面，对拓宽中共的信息来源很有帮助。

1944年夏末，美军观察组出于工作的需要，气象台开始工作，五六个美国人一天到晚忙来忙去，放探空气球，搞航站预报，为来往延安的飞机提供气象保证。当时美军在成都、昆明和衡阳等地设有空军基地，美军的B－29轰炸机经常从基地起飞，轰炸日军控制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因而急需华东、华北等地的气象情报。美军要求派人去各地的解放区设立气象观测站，经与中央军委谈判，就此事达成了协议。由中方举办气象测报人员训练班，美方派教员为八路军培训了一批气象、雷达、通讯方面的技术人才，并帮助在延安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了气象站和小型电台，配备了气象观测人员。经过培训的中方气象人员也陆续来到美军观察组，基本接替了美国人的气象观测工作。据后来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他们是红色军队的第一代气象兵，在以后接收国民党气象机构和组建新中国气象事业中成为骨干。

　    1944年10月的一天，久违的日军轰炸机飞临延安，专门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尖厉的防空警报，中美双方人员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的黄土刷刷地落下来。

美军观察组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他们深感振奋和鼓舞。根据自己的观察，观察组成员向重庆美军总部和华盛顿发回大量报告，到9月27日止，两个月中就发出各类报告112份。作为观察组中的外交官，谢伟思撰写的政治性报告数量最多，如1944年7月至11月有51份，1945年2月到4月有26份。包瑞德、卢登、戴维斯也写了不少政治性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作了极其生动的描述，也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一系列重要判断和认识。观察组的报告不仅得到史迪威将军的肯定和赞许，在华盛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那一阶段时间，观察组和中共的关系象亲戚一样。观察组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专门腾出来的窑洞里，生活上有专人料理。曾经担任观察组后勤管理员的李耀宇回忆说：为了给美国人改善伙食，我们“把一只汽油桶改造成烤炉，烤起了羊肉和整鸡。延安无鸭，我们就用烤鸭和脆皮鸡的混合工艺，烤出皮脆肉嫩、纯香四溢的‘延安鸡’。大厨把猪肉剁碎，加入调料，放入烤炉，烤成外脆里嫩、味道鲜美的碎肉饼。‘延安鸡’和烤肉饼餐餐都被美军官兵吃得一干二净。”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在家中招待包瑞德等人，朱德也曾到观察组住处同他们一起就餐。观察组成员还经常被邀请出席各种联欢会和舞会，观看鲁艺学生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日出》等剧目和群众表演的秧歌舞。观察组也用重庆送来的美国电影招待延安军民。朱德、叶剑英、杨尚昆还时常陪着观察组的人到延安周围的山上打猎，打回来的野鸡被用来改善生活。1944年10月25日，包瑞德因工作成绩显著被中缅印美军总部授予军功章。当天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毛泽东、朱德等出席，朱德夫人康克清给包瑞德献花，叶剑英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包瑞德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解放日报》也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总的说来，在美军观察组到延安的前八个月里，中共方面与观察组已经建立起了“真诚合作，友好相处，协商共事”的关系。杨尚昆在晚年回忆美军观察组时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双方的合作是比较顺利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日本国内无线电广播中宣布无条件投降。忽然，延河两岸人声鼎沸，鞭炮声阵阵，许多人擎着火把跑来跑去。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人们手持卡宾枪对空射击，一串串曳光弹划破夜空，他们和延安人民一起庆祝这伟大胜利，举杯畅饮，彻夜狂欢。

一个大胆的决策

1945年日本投降，苏联红军8月9日出兵我国东北，我党我军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们因参加党的“七大”还集中在延安。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向我各个解放区进攻，全国七大解放区前线都要求领导尽快回到前线指挥自卫作战。

国共两军争夺的第一个焦点是平津地区。蒋介石急于强占平、津两大城市，正在从平汉、津浦、绥远、正太铁路几个方向向平、津紧急运兵，企图以平、津为枢纽，再强占东北。我军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从这几个战略方向坚决堵住国民党军队北上，不让蒋介石把军队运到平、津。只有如此，我党我军才能确保华北、争取东北。可是，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林彪等高级将领都还滞留在延安。

情况万分紧急。这些领导同志如果骑马或者步行到各战略区，有的需要3个月到半时间。时不我待。8月24日晚间，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他派一架运输机，然后又秘密通知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20位我党我军高级党政领导和高级将领，次日上午9时到延安东关机场，不带参谋和警卫员，不准其他同志送行。

这是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先机，冒着极大风险，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采取的非常措施。各大战略区的军政一把手，一方面惦记着战火燃烧的前线，一方面对蒋介石邀请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去担心忧虑。

临行的前一天，贺龙、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等领导同志都在枣园参加会议，他们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安全很关切。这些将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感情笃厚，另外大家也觉得党和军队离不开他，有了他，大家心里才觉得有依靠。

  毛泽东理解将领们的心情，在战场上拼搏近30年，怎么能没有感情呀！他磊落地用湖南话对马上要离开延安的这些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摆手说:“没得关系。没得关系。蒋介石那样热情，一而再、再而三，邀请我去做客，我若不去，就会失掉人心，正中蒋介石的诡计。此次去重庆，谈成了对人民有利，对中国的和平建设有利。万一谈不成，蒋介石把我扣起来作为人质，他坚持内战的嘴脸便暴露无遗。最坏的情况无非像历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变。反正我毛泽东既不是多列士，又不是陶里亚蒂，我与他们不一样呀！”

  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要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在我党提出的条件中，要求蒋介石承认解放区和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心的两条。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这两条坚决不能让步。说什么都不行！”他的烟瘾很大，点了一支烟又说:“这中间可能要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蒋介石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各战略区的任务是坚决向日军和伪军的占领区进军，坚决消灭不放下武器的日伪军，收复失地，迅速扩大解放区，争取取得我们在同蒋介石谈判中的有利地位。”

  他最后告诉大家:“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就越好。诸葛亮在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你们放心好了。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飞机在太行山南麓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降落了，晋冀鲁豫军区的参谋长李达带一个排的骑兵到机场迎接。然后，李达把这批首长护送到了河北涉县西侧依山傍水的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山村赤岸。

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美军观察组中的一些人又来访问，盛赞毛泽东延安时期预言的实现，成为推动中美友好关系发展的积极分子。美军观察组成员西蒙·希契之子詹姆斯·希契说，有趣的是，每当我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谈起他们在延安经历的艰苦，他们总是带着欣喜去回忆那段往事，回忆本身就是快乐的。我想中国人民对他们表达了真诚的善意，这样就冲淡了延安环境上的艰苦。许多年后，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谢伟思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美国人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