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故事系列·夏商故事解读——夏朝初建（节选）

　　（四）征伐三苗

　　大禹征伐三苗国，是中国第一次被《国语》记录下来的将战俘沦为奴隶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发生的时间并不在夏朝早期，而是在帝舜时代的末期，这说明中国早在帝舜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就已经出现奴隶，应为夏朝奴隶社会产生的前奏和基础。

　　奴隶社会屠杀战俘逐渐减少，生产规模扩大，社会财富增加，是巨大进步。中国出现将战俘沦为奴隶的战争，可能早于夏朝，是在帝舜晚期，大禹征伐三苗之后。

　　三苗部族集团是遗留于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一带的蚩尤九黎后人。黄帝打败蚩尤后，把一部分蚩尤九黎战俘流放到了今北方蒙古的不毛之地，《史记·五帝本纪》中有“（黄帝）北逐荤粥（xūn yù音同熏玉）”，荤粥即蚩尤九黎战俘，也是匈奴祖先。大部分蚩尤九黎民众则留在中原，与炎黄集团融合，建立起许多方国，最后成为今汉族许多姓氏的来源之一，九黎“黎民”之称呼，也成为“庶民”的同义词。还有一部分蚩尤九黎人，分散到南方江汉流域，《国语·郑注》“有苗复九黎之德”，这批人建立起地域广阔的三苗部落方国联盟。

　　尧舜与三苗的战争发生过多次，《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尧）……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舜受命多次带兵攻打江淮、荆州一带的三苗，得胜后，获得帝尧同意，把三苗战俘迁徙到了今西北敦煌一带的三危山，以改变西戎的风俗。

　　可见，从黄帝到尧舜时代，战俘的处理办法，除了杀戮之外，还有感化、融合、流放等，当时究竟有没有将战俘变为奴隶的情况？不得而知。

　　如果说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带有为炎帝复仇的性质，那么尧舜时代多次征伐三苗的战争，已体现出原始战争性质的转变，不再具有复仇动机，而是为实现国家政治教令统一的征服战争。

　　帝舜三十五年，帝舜对大禹说：“禹，跟你商量一下，现时只有三苗不遵从我们的教令了，你去征伐他们。”于是大禹会师各邦国军队，作誓词：“济济有  众，咸听朕命。”即，你们众位士子，都要听从我的话！《墨子·兼爱》在此句之后，增加了一句夏商周各代誓词中被多处重复的经典句子：“非惟小子，敢行称乱。”即，不是我这个小子敢（发动战争）横行作乱……

　　大禹接着说，有苗在蠢蠢欲动，头脑发昏，对我们不敬，轻慢我们，以自己为贤，违反正道，败坏常德，致使君子遗弃在野，而小人窃居高位，抛弃民众不养育，上天对他们降下惩罚，施与你们这些众士，奉行这些理由去对他们的罪过执行惩罚。你们还须齐心合力，才能成就功勋。

　　《墨子·兼爱》解读大禹誓词：大禹征讨有苗，不是因为看重富贵，也不是求取福禄，使自己的耳目享受到声色之乐，而是为了追求兴起天下的利益，除去天下的祸害……

　　《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的战事进行了三十天，苗民负隅顽抗，不肯听命。林官伯益向大禹建议，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感动天地，再远的地方也能达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他还说，帝舜早年受父母虐待，总是诚心自责，把罪错全部承担，最后连顽固的父亲也通情达理了。常言至诚感神，何况有苗？大禹接受意见，说：“讲得对！”立即停战，整队班师而归。大禹和伯益回到都城向帝舜汇报，帝舜也很赞成他们的想法，大布文德，在朝堂进门和天子座位的两个阶梯之间大规模地举行舞蹈，舞蹈之人举着盾牌和雉尾载歌载舞，表示偃武修文。七十天之后，有苗国终于主动前来归附。

　　《竹书纪年》的记载与《尚书》一致：“帝（舜）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大禹攻伐之后，中国古籍再也没有出现过三苗国名称，可见为了国家稳固，大禹彻底消灭了江淮、荆州一带三苗国，而前来归附的，有可能是远在洞庭、鄱阳两湖一带的三苗部族。

　　《墨子·兼爱》描述了这场战争，说三苗国先是遭受了地震、水灾等巨大的自然灾害：有青龙出生在寺庙，有狗在市井大哭，天上下了血雨，夏天出现寒冰，裂开的土地往外冒泉水，五谷变种，鬼魅哭郊，三个月时间黑白颠倒，白天不见太阳，夜里不见黑暗，太阳在夜里出现，人心惶惶。大禹乘此机会出兵，作誓词之时雷电大作，就像得到了天帝的认可。禹师士气大振，在战场上射杀三苗首领，苗师大败溃退，三苗国就此衰败。

　　关于三苗人的结局，《尚书·吕刑》说：“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juān音同捐），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认为当时三苗国有许多庶民非常凶悍，抢夺财货，用五刑来断案裁决，结果却是胡乱判罚，伤及无辜。上帝不愿赦免他们，降天灾于三苗国，苗民却没有理由为自己申辩而解除惩罚，所以三苗后代没有一个留在世上。而事实上，苗族、瑶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均以蚩尤为祖先，且民族文化留下了避祸迁徙的历史记忆。也许江淮、荆州一带的三苗国虽然灭亡，但南方三苗人和被流放到西北三危山的三苗人并没有灭绝，他们分别从西南向西北、从西北向西南迁徙，躲进了今四川、云南、西藏一带的深山老林……

　　大禹打败三苗之后，究竟如何处理战俘？《国语·周语下》有间接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谷水与洛水争流，水位暴涨，即将淹没王宫，周灵王打算堵截水流，太子晋劝父王不要截流伤民，说：“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意思是，父王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于九黎三苗君王，以及后来的夏商历史呢？这些末代君王，上不取法规于天，下不取礼制于地，中不安和民众，不顺应时节，不尊奉神灵而蔑视抛弃五德的准则，所以被他人铲平了宗庙，焚烧了祭器，子孙成为被抓住的罪犯奴隶，民众下沦为夷人（战俘奴隶）。

　　由此可见，大禹并没有将三苗贵族和民众俘虏杀掉，而是将他们沦为了罪犯奴隶。

　　有奴隶并不是奴隶社会的定义，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是奴隶，才叫奴隶社会。帝舜时代虽已出现奴隶，但天子也是参加劳动的，别说帝舜耕厉山、渔雷泽、陶河滨，就连大禹也没有脱离过劳动。《论语·宪问》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韩非子·五蠹》云：“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这样一个官员贵族与庶民奴隶并耕的帝舜时代，即便有奴隶存在，也许还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相对平等。

　　大禹征伐三苗国，是中国第一次被《国语》记录下来的将战俘沦为奴隶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发生的时间并不在夏朝早期，而是在帝舜时代末期。这说明中国早在帝舜原始氏族社会时代，就已经出现奴隶，应为夏朝奴隶社会产生的前奏和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先秦《尚书》、先秦《山海经》、先秦《左传》、先秦《国语》、先秦《孟子》、先秦《吕氏春秋》、两汉《史记》、两汉《尚书大传》、两汉《帝王世纪》、两汉《淮南子》、唐《通典》、清末《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今《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简本）》、今《朱绍侯主编·国家高校教材·中国古代史》】

　　（作者系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根据作者来稿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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