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邓稼先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和他的同事于敏，也是氢弹的理论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起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上面说，发达国家的核技术，已经完全可以依靠实验室模拟来进行，为了保证垄断地位，势必会限制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中国必须加快赶超。

有人问我，你觉得一个国家什么时候才能被称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在我看来，有两条标准：没有谁敢随便欺负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不会随便欺负谁，尽管他有这种能力。

　　有这样一个牛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他的贡献功不可没。

　　1948年，24岁的他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他毕业的时候，人们还称他是“娃娃博士”。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娃娃博士”，当导师用优厚的条件挽留他的时候，他却毅然地在拿到学位之后的第9天，就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

　　他回来研究什么呢，有人说，他研究的是一个“大炮仗”，这个炮仗就叫原子弹。

他就是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在随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付出了惨重人员伤亡的巨大代价。因为双方的武器装备，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打个比方，就像用一个小鸡蛋去碰一块大石头。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尤其是有超强杀伤力的核武器，而且动辄就拿来威胁其他国家。

　　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更不用说“高大上”的原子能工业。核讹诈如同一片阴云，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

　　1950年，邓稼先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他的岳父是五四运动中重要的学生领袖，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先生。之后，他的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的8年，平静、充实而幸福。年轻有为的海归学者，和太太、两个孩子平静地生活在北京。然而，在他34岁时的一次秘密的谈话，改变了邓稼先的人生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从此，邓稼先从单位中消失了，从家中消失了，从每一个熟悉他的人的视野里消失了。学术刊物上，再也没有他发表的文章，也没有任何一封给他的信，知道该寄到那个地址。

      邓稼先去哪了?

　　首先，他当起了一位老师。

　　当时的中国，核技术人才非常匮乏，原子弹理论研究团队，只有28位平均年龄仅23岁的新毕业大学生。当时没有相关中文资料，邓稼先就带着学生们，一本外文书一本外文书地翻译。经常是一人念多人译，然后传抄印刷，大家一块学习。就这样，硬是把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团队，培养成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他不光是位好老师，还是个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的一线指挥员。

　　他多次深入核武器试验现场，收集第一手的资料。在那个时期，中国一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当中，邓稼先参加过的有32次，其中有15次都由他现场亲自指挥坐镇。

　　不过，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

　　一开始，研究团队里还有一些苏联专家来共同讨论。但1959年，苏联突然釜底抽薪，撤走了全部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更坑人的是，之前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个关键的设计参数，竟然还是错误的。

　　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没有超级计算机。这一切，都是邓稼先的团队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甚至仅有的纸和笔计算出来的。

　　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要有上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开五六个方程。演算纸扎成一捆一捆，在屋中堆了几十个麻袋。

　　后来的故事，大家可能在历史课本中都读到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3年之后，1967年6月，中国的第一课氢弹爆炸成功。

        当然，这两个“大炮仗”放得这么成功，不仅仅是邓稼先一个人的功劳。核弹研制，从理论到方案，从图纸到弹头，从规划到实施，不仅仅是科学计算的问题，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背后支撑着这个工程的，还有一个庞大完整的工业制造体系。

　　罗布泊的一声巨响，让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可是，邓稼先的名字，依然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上。1971年，邓稼先的挚友、当时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家的杨振宁，在回国访问时问邓稼先，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做了什么?我怎么看不到你发的文章?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发小，他们从小一块上学，又一起到美国留学。本来是无话不谈的，但是，想到这是国家的机密，邓稼先到了嘴边的话，还是咽了回去。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以后告诉你。

　　后来，在征得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以后，邓稼先连夜给杨振宁写信。信上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1985年，因为在工作中受到了致命剂量的核辐射，邓稼先已经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

　　在邓稼先临终前，他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和他的同事于敏，也是氢弹的理论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起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上面说，发达国家的核技术，已经完全可以依靠实验室模拟来进行，为了保证垄断地位，势必会限制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中国必须加快赶超。

      按照这样一份建议，中国赶在1996年9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前，抓紧进行了核武器实验室模拟的关键研究工作。此后，中国的核大国地位才得以继续保持。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转了一小圈，表示自己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有人说，那个年代太遥远了，太难以想象了。甚至还有人说，邓稼先把自己的一切，他的青春、他的梦想、他的生命都献给了核事业，就得了20块奖金，他傻不傻。

　　他离开我们已经30年了，而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的“傻子”竟然还有不少。甚至，就有许多人去到和当年邓稼先的工作环境同样艰苦的地方，有的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不是所有梦想都在城市汇聚，不是所有价值都和金钱有关。有一种梦想叫年轻，总有一片大漠，在你的心中，就像鲜花盛开的草原。

　　今年是邓稼先离开我们30周年，或许，或许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老邓是一个传奇，他就是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镌刻着一句话语：我愿以身许国，隐姓埋名。

　　这面旗帜，映射出一个信念。用一辈子，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祖国的人。

　　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忠诚并奉献于祖国的人!

　　今天，是邓稼先逝世30周年，

　　致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