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的人们,无需再去啃树皮、吃野菜,无需再徒步两万五千里。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依然是荆棘与鲜花并存。要前进,每一步都可能碰壁,每一步都可能流血。长征,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往小了说,就是一个人决不向困难低头的气概。长征胜利80年后,我们再回望前辈们走过的长征路,不是为了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
80年过去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如今还健在的,没有多少了……
(一)
我的家乡,在金沙江畔。
小的时候,学校每年清明都会组织去烈士陵园。
家乡不大,烈士陵园也不大。两座山之间的小山坳里,有一圈淡红色的围墙。一条笔直的路,直勾勾地通向最大的两座墓碑——那里,埋葬着两位红军战士。
8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这里,两位红军随小分队垫后,后来又留下来发动百姓革命。在军阀和地主武装的围剿下,两人弹尽粮绝被俘,牺牲前受尽严刑拷打。
几个胆大的百姓偷偷收殓了他们的遗体,在一个小荒坡上草草埋葬。解放以后,一位老人指着山上的两个小土包说:“那里埋着两个红军。”
后来,政府重修了两座坟墓,立了碑,围绕着它们,修起了这座烈士陵园。
一年又一年,看护烈士陵园的大爷要给一波波孩子讲两位红军牺牲的故事。小学六年,我听了六次,人还是那些人,故事还是那些故事,一尘不变。
他们的故事本就简单得可怜,见过他们的人很少,知道他们的人也很少,他们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就牺牲在了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边上。
除了坟冢,他们什么也没有留下。所以,也无所谓发掘历史。他们只是数万红军中的普通一员,大海中的一滴水。他们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我们不知道;甚至,连他们叫什么,也没有人知道。
多少年来,我们听着他们牺牲的故事长大,却渐渐忘记了他们。
听到后来,我和同学都不再听了,眼珠子轱辘转,看蜜蜂,看蝴蝶,数坟头有几朵小花。走过了规定的程序之后,清明,其实更像是一场春游。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乡,再也没有去过那座陵园。据说,它的四周现在渐渐变得繁华,有了高楼大厦,通了宽敞的马路。守陵的老人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换了别人。
但墓碑还是那些墓碑,故事还是那些故事,那座陵园,一尘不变。
(二)
历史是会落上尘埃的。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们一遍又一遍听那些不算故事的故事。
这或许是一个年轻人对于历史最初识的怀疑和否定吧。就像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吐槽的:人是要向前看的,去他的唐宋元明清!
所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同学中没有人选择历史系,哪怕是被调剂。读历史,你让我将来去干嘛呢?
是的,不管给年轻人讲多少大道理,历史就是这么尴尬。
突然有一天,我曾经念过的那所省重点高中,让一位历史老师当了校长。许多同学都愣了:你让数理化的脸往哪放呢?但大家又不得不承认:那是个深得老师同学喜欢的人。
尴尬的还有我。当我因为工作需要写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和昔日的一些学霸同学讨论起这个话题,许多人瞪大了眼睛:哈哈,你现在就干这个啊?你不是当兵的吗?
好吧,我无法解释——毕竟,如果他们认为部队就是高科技和信息化,那也挺好。
可我现在确实在干“这个”——无数个夜晚,办公楼灯火通明,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80后、90后埋首故纸堆中,用他们所能用的新潮而现代的方式,还原着80年前的长征历史。
他们,许多刚刚走出校门,从未接触过真正的历史研究。在接手这项工作之前,许多人不知道大渡河、金沙江、泸定桥有何关联和区别,许多人不知道红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不是这个问题多么复杂,而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和我一样,不知道那段遥远的历史和我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弄懂它。
直到那一天,一个90后女孩熬了几天后,剪出了她的第一个长征短片。她怯生生地找来几个同事,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看,还行吗?”
看完短片的同事红了眼眶,许久没有人说一句话。大约隔了一分钟,一个平时挺爱开玩笑的家伙,突然严肃地说:“我现在觉得,我们做的事,挺有意义的。”
(三)
眼泪,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
一名叫陆昶全的大学生,曾从福建宁化出发重走长征路。当地人问他,你知道宁化也是长征出发地之一吗?他回答不知道。对方的回答让他震撼:“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从这里出发的红军基本都牺牲了。”
那一天,他突然觉得迈出的每一步都很沉很沉。走到湘江边,大多数宁化红军的牺牲地,他和同行的人主动买了白酒,洒江祭奠。
这些年轻人,在那里哭了,因为长征。
一个国家,总要有一些人,做着无关风月的事,把有关这个民族的记忆碎片拾起。有时候,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人们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
几年前,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年轻人,一路参观长征遗迹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参观的人并不多。有一次,巨大的博物馆里只有寥寥两个人,一位退役老兵带着孙女,孙女心不在焉,耳朵上始终挂着耳机。
2006年,警察夏桂林跟随央视重走长征路。251天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夏桂林胡子拉茬、白发苍苍,连家人都不敢相认。妻子从电视上看到丈夫出发前的一头黑发全白了,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老夏,快回来吧,不要再走了。”
2014年,深圳一家公司负责人左力决定暂停自己的工作,独自重走长征路。更多的人问他,究竟为什么?几十年前的事和你有关系吗?他想起自己采访老兵,他们想说却形容不出,只是紧紧咬着牙关的神情。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寻找精神力量”。有朋友却甩给他一句话:你有病吧?
如果要罗列,重走长征路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上至花甲老人,下至青葱少年,他们的故事不尽相同,他们选择重走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可与中国人13亿多的庞大数目相比,重走者的数量又显得微不足道。
10年前,军旅作家王树增写了《长征》。写作之初,同行曾经多次问他:有那么多挣钱的题材你为什么不写?你写《长征》,有人买吗?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没人买,那你写它干什么?你也拿不到版税。
当时,王树增说了一句很狂妄的话:“你写卖不出去,我写就能卖出去。”这部书后来很畅销。回首往事,王树增却不狂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读者不是爱我,而是爱我们这个民族。”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人守望历史的星空。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就像记忆对于一个人的意义。
失忆,是一种大不幸。
(四)
长征途中,担任师长的贺炳炎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半个身子被鲜血染红。他挺到了战斗结束,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
在一个小村子里的打麦场上,卫生员抬了个大凳子,用绳子把贺炳炎捆在凳子上,什么麻药都没有,踩着贺炳炎的身子,用锯木头的锯子为他截了肢。
在场的贺龙从凳子底下的一摊脓血里扒拉出一些东西。后来做战斗动员时,贺龙从怀里掏出手绢打开说:“同志们,这里面是你们师长的骨头渣!”
埃德加·斯诺所说:“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
1985年,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撰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成为畅销书。从1972年向周总理提出要写长征,他用了13年探求长征背后的故事。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2000年世纪之交,美国《时代》周刊邀请了全球几十位顶级专家,评选人类1000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100件事。评选的标准是:入选的事件必须深刻影响人类进程。
结果,中国有三件事入选。第一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第二件是成吉思汗的铁骑征服半个欧洲,第三件事就是长征。
长征,历史是表,精神是核。有人说,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好比一个人的血肉和灵魂。人不能没有血肉,也不能没有灵魂。国家也一样,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今天的人们,无需再去啃树皮、吃野菜,无需再徒步两万五千里。但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依然是荆棘与鲜花并存。要前进,每一步都可能碰壁,每一步都可能流血。长征,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往小了说,就是一个人决不向困难低头的气概。
回望长征路,不是重复过去,而是面对今天。
(五)
一位作家曾讲过一个关于“沙漠玫瑰”的故事。
“沙漠玫瑰”并不是玫瑰,而是一种地衣,拿在手里,它是一蓬枯萎的干草,很难看。但把它泡在水里,几天之后,它就会复活。
一次,这位作家收到了朋友赠与的“沙漠玫瑰”,将它泡在了清水中,翘首以盼。每一天,“沙漠玫瑰”都会一点点舒长,吐出一些新绿。到第八天的时候,“沙漠玫瑰”已经完全复活,变成了一蓬绿色的地衣。见证了整个过程的作家欣喜若狂,而前来做客的邻居却不明就里:不就是把杂草吗?
作家说:这八天,就是历史。
如果割断了“沙漠玫瑰”一点点复活生长的八天,单纯看待当下,就会如邻居所见的一样,看到的不过是一把活着的杂草。然而,如果见证了这八天里生命复苏的轨迹,就会觉得它的美丽更胜玫瑰一筹。
历史里,藏着辩证法。不理解苦难,就难以理解辉煌。而现实中的人们,常常是站在苦难与辉煌之间。
今天,人们总是觉得,我们的国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人嗔怪:你中国,怎么会这么不堪?
我们,延续着他们的希望。
在遵义有一处烈士陵园,许多红军连名字都没留下,夏桂林抚摸着墓碑,泪如涌泉。一名女中学生看到哭成泪人的他,静静地陪坐在他身边。夏桂林对她说:“我以后可能再也来不了这儿了,你以后能不能代我常来看看他们,献一支花或者只鞠一个躬……”
左立重走长征路,在路上几个月后,对他的质疑渐渐没了。他的坚持,开始成为朋友中的美谈,有人钦佩他的勇气,有人赞赏他的态度,有人开始从之前的反对和不屑,转而信服他的观点。回到深圳,他被很多单位请去做讲座。
在山区路上,警察设卡检查,得知左力在“长征”,一起竖起了大拇指;他借宿老乡家,对方得知“长征”,很多时候连借宿吃饭的钱都不要了;在四川抚边乡,房主大妈在左力出发前,硬是把干粮塞进了背包,大声说:“饱饱地找红军呐!”
长征,其实从未远去。
(六)
历史昭示未来。
长征过草地时,红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食物,只能吃野菜。当时,红军大部分来自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不熟悉草地的植被,误食中毒的人很多。
于是,红军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叫做试吃小组。这些人吃了某种草后,只要他们不过敏,没有死掉,就证明这种草可以吃。
要参加试吃小组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党员。
今天,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复兴,更接近实现中国梦。改革步入深水区,我们还有没有“试吃小组”那样的趟路勇气和精神?还能不能闯过改革面前的“雪山”和“草地”?
沿途的风景在变,路上的坎坷在变,不变的,唯有人的决心和意志。
1935年2月26日那天,红军得到了一条战斗动员令——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这条发布在遵义会议之后的动员令,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进了书中。
中国自古以来有千万种路。一地马铃声的茶马古道,记载着大国气象的丝绸之路,战火纷飞的秦汉栈道……而80年前,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将中国西部最激越的河流,最巍峨的高山和最广袤的草原串连起来,趟出了中国走向近现代文明的独立之路、复兴之路。
雪峰依旧,铁索犹寒。习主席说,长征永远在路上。
今天,在新一轮改革面前,我们又将是探路者。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我们每一个人,也当走好我们自己的长征。
(资料来源:中国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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