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刘志丹与马锡五在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

1931年9月，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在甘肃省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当时活动于合水、南梁一带，由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率领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创建了陇东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从此而拉开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序幕，这次事件，史称“倒水湾整编”。

1927年“7·15”反革命政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为了坚持革命，先后领导了清涧、渭华等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但是这些暴动最后均遭失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刘志丹、谢子长等清醒地分析了形势，认识到要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就必须拥有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此后，刘志丹、谢子长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1929年初，中共陕北特委作出决定，派一批党团员和革命同志打入军阀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创造革命武装。当时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刘志丹和军委委员谢子长在陕甘边区从事了一系列的“兵运”工作。1929年春，他们先后派人在军阀高志清、杨庚武等部开展工作。同年秋，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利用关系当上了保安县民团团总，并将保安民团改造成为共产党掌握下的武装。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打入宁夏苏雨生部从事兵运活动。接着，他们又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此时，他们利用公开的身份聚集了散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在陕甘边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夏，由于在“三道川事件”中部队遭到惯匪张廷芝的袭击，这次兵运遭到严重的挫折。

1930年10月，刘志丹经过认真周密的准备，仍旧使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骑兵第六营的番号，率领20余名骑兵奇袭合水县太白镇，消灭谭世麟部二十四营，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1931年1月，起义部队在宁县战斗中失利，部队遭到很大损失，这时，刘志丹决定暂时利用军阀苏雨生部来保存革命武装。经过谈判联系，刘志丹的队伍被编为苏雨生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

1931年春，刘志丹在陕西旬邑职田镇利用补充团名义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被苏雨生诱捕，革命武装受到破坏瓦解。后经陕西进步人士杜斌丞先生营救，刘志丹获释。同年夏，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来到陇东，在军阀陈珪璋部从事“兵运”活动。陈珪璋任命刘志丹为第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早胜镇。刘志丹到宁县后，很快又集合了失散的革命同志约200余人。8月，由于军阀之间发生冲突，刘志丹部遭到袭击，部队被打散，刘志丹、马锡五等人脱离险情进入子午岭山区。陕甘边的“兵运”工作再次遭到严重挫折。

一次又一次挫折的沉痛教训，使刘志丹深刻认识到，在陕甘边开展革命斗争，必须走独立自主发展革命武装的道路，陕甘武装斗争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刘志丹在总结“兵运”工作教训时指出：陕甘边“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吸取兵运工作的深刻教训基础上，刘志丹决心创建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倒水湾旧址

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的农民武装驻地，集合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和失散的“兵运”工作骨干，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共400余人，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从此，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终于诞生了，由此开创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此，倒水湾整编是共产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度到武装斗争阶段的重要标志。

倒水湾整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次重要尝试。如何在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的陕甘边界偏僻山区，将旧式的、成分复杂的、作风松懈纪律涣散的武装，改造成为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这是在倒水湾整编前后刘志丹认真考虑并逐步解决的重大问题。几年的“兵运”工作挫折使刘志丹认识到，能否建立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观念的人民军队，是武装斗争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倒水湾整编期间及其前后，刘志丹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工作。

首先，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使南梁游击队成为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力量。刘志丹非常重视党对部队的领导工作。1931年8月“早胜事件”后，刘志丹不顾个人安危及时地保护了党的组织和从事“兵运”的党员干部。他在合水脱险前，委托同情革命的陈珪璋部警卫团长刘宝堂对从事“兵运”工作的同志加以保护，并安排张秀山负责党的工作，魏佑民负责行政工作。这样不但避免了党的组织干部遭受损失，而且保持了与上级党委——中共陕西省委的联系。由于刘志丹的精心安排，在三年“兵运”工作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坚强的党的军政干部在倒水湾整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倒水湾整编，在南梁游击队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保证了党在组织上对部队的政治领导，同时还使一批党员骨干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后来的陕甘边革命斗争乃至西北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加强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使其在政治素质上得到提高。1930年10月，“太白夺枪”时，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就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部队。1931年2月，部队在张皮原被打散后，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等人返回南梁、合水一带拉起了三支农民武装共约300余人。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民党反动官府及豪绅的压迫。8月，刘志丹奔走于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使贾生财、赵连璧、杨培盛等人提高了思想认识，树立了革命信念。紧跟其后，瓦缸川杆子队的首领唐清山，也闻讯赶往倒水湾，被刘志丹临时扩编为第四大队。当时，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头衔来诱骗收编赵连璧的队伍，赵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陈珪璋当营长”。刘志丹这些改造农民武装的工作，为倒水湾整编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倒水湾整编的顺利进行。经过整编以后，这四支农民武装力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整编为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人民武装——南梁游击队，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彻底抛弃军阀部队的番号，向公开“打红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倒水湾整编中建立起来的队伍尽管没有正式命名（因游击队经常活动于南梁一带，当地群众约定俗称“南梁游击队”，陕西省委则称之为“陕甘边游击队”），没有公开打出红旗，但它毕竟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一方面它与党在宁夏苏雨生部，陇东谭世麟部、陈珪璋部从事“兵运”工作时掌握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同，它不是在军阀部队的躯壳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独立创建的。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刘志丹领导的“太白夺枪”前的部队也存在根本上的区别，因为“太白夺枪”的部队仍然使用了军阀谭世麟部的番号，后来又在部队受挫后编入军阀苏雨生部，造成了最终部队被敌瓦解的后果。而倒水湾整编则是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了一切反动军阀番号的建军行动。它向公开地“打红旗”迈出重要的一步，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平定川林场

倒水湾整编后，南梁游击队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开展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它的影响迅速地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使反动统治者极为震惊，慌忙调来军队向南梁游击队发起进攻。1931年10月，惯匪张廷芝的一个骑兵连，由北向南直扑南梁二将川，与此相呼应，陇东军阀陈珪璋部的一个营及合水地主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凤川。敌人企图用南北夹击的战术，阴谋将刚诞生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严重的敌情，刘志丹决心利用南梁一带的有利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给敌人以狠狠地打击，他命令第一大队北上二将川诱歼张廷芝的骑兵连；第二、三大队迎击南线进犯之敌陈珪璋部及合水李鸿轩之反动保安团。

在刘志丹的周密部署下，赵连璧率领的第一大队出其不意，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一举消灭了张廷芝部骑兵连，缴枪20余支，战马40余匹。不久奋战在南线的二、三大队协同作战，彻底打垮了合水保安团的进攻，并迫使陈珪璋部退出南梁地区。经过这次反“围剿”战斗，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使部队迅速扩大到400余人，而且还在政治上扩大了在陕甘边的影响，从此，陕甘边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1931年10月下旬，晋西和陕北的游击支队（由晋西游击队和几支烟商的保运武装合编）转战来到南梁一带。刘志丹闻讯立即派人迎接，10月底，终于在南梁的林锦庙胜利会师。从此，红色力量进一步扩大。1932年1月初，这两支革命武装在正宁柴桥子村被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部队党委书记谢子长、委员刘志丹、荣子青。全军下辖两个支队，共700余人。2月初，部队移驻正宁县三嘉原。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公开打出红旗，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仲远任参谋长。从此，由倒水湾整编发展起来的红色武装，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铁流，开始了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顽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