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弹指间40年过去。记得1976年的1月8日，我从风雪边防哨位回营房时从广播中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当时的悲恸终生难忘。周恩来没有子女、没有坟墓，没留骨灰，却成为一座受到亿万人崇敬的精神丰碑。

　　周恩来在解放前常被称为“周副主席”(指中央军委)，解放后则是“总理”，这道出了他一生的两段辉煌——前半生艰苦奋斗打碎旧中国，后半生呕心沥血建设新中国。今天，经济腾飞的中华大地已经进入信息纷杂、价值观各异的多元化时代，但人们谈敬业、讲廉洁时还经常以这位开国总理为榜样。有的市政府大门厅还放着他的雕塑，作为公务员的楷模。我戴红领巾时，于1965年在人民大会堂近距离见过周恩来，其伟人气质和潇洒风采让人如仰高山。多少年后参加撰写领袖传记时，我访问过周恩来的几位秘书和身边卫士，又深知他有着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经常强忍内心苦衷而委屈求全。

　　不同的政治集团、群体和文化圈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甚至对立，但人类毕竟还是拥有一些共同的道德标准。周恩来正是因公认的优秀人格品质而不仅在党内、国内受到爱戴，同时也赢得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家们的尊敬。蒋介石及国民党黄埔系高官们虽坚决反共，但对周恩来敬重有加。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会谈后对他钦佩备至，后在唁电中称赞周恩来的智慧超过他所见过的其他一百多位国家首脑。有着深厚西方文化修养的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尔舍马德访华后曾感慨：“在周总理面前，我无法不感觉到自己是个‘野蛮人’”。

　　周恩来的人格魅力自然不是天生，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追溯一下这位伟人的生平，可以看出他由中国传统儒学熏陶出温和、谦恭、礼义和待人以情的特点，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古训激励出忘我的工作精神，又在留学日本、西欧和几赴苏联时树立起改造世界的革命理想。1920年秋天，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在巴黎地铁中偶遇并结识了他所称的“革命老大哥”——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的越南人胡志明。他们二人既反对垄断资本剥削压迫的不公，又汲取了“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合理内核，反对走极端并要纠正斗争的阴暗面。我在巴黎漫步于法国大革命时放置“断头台”的协和广场时，马上联想到周恩来在创建保卫中央的特科时严禁滥杀，随后率先制止“肃AB团”，直到“文革”时又反对狭偏狂暴情绪，这正是汇集人类优秀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思想升华。

　　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的门上悬着四个大字“全党楷模”。一些敌视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人恰恰想以抹黑周恩来来毁掉这座正气的丰碑。在他刚去世时，就有香港反共刊物抛出“伍豪启事”这类政治谰言，多年后又有敌对分子编造低级谣言想从人格上进行毁谤。其实早在40年前清明节的“天安门诗抄”中，就有人仿韩愈诗写出:“总理英灵在，光焰万丈长。群丑多痴愚，哪用故诽伤。”那些卑下的“群丑”在周总理的光焰下，始终是见不得阳光的。

　　曾有多位西方记者采访周恩来时问到：“您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重，还是以中国人的身份为重。”他们得到回答都一样：“当然是以中国人的身份为重。”某种程度上说，周恩来为人倾倒的魅力首先体现的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遗产。记得鲁迅讲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今人们常说“同国际接轨”，在这方面其实应该多学学周总理，只有汇中外优秀美德于一身，才能成为真正高尚、纯粹和有道德的人。(作者是国防大学专业二级教授，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