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军队瓦解的九大教训

点击：作者：王跃来源：察网发布时间:2015-11-05 09:32:42

苏联解体，偌大的苏共作鸟兽散，至今留下了很多教训值得深思。其中，苏联军队的瓦解是解体的重要因素。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军队一片混乱，在国家危急关头“竟无一人是男儿”，整个苏联轰然倒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的谈话中，多次谈到苏联军队瓦解、政权解体的教训，强调要引以为鉴。

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习近平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1]这就深刻地指出了思想信仰瓦解、党组织涣散以及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带来的恶果。

当前在中国，军队腐败问题也不是没有，但有些人借以夸大军队的阴暗面、全盘否定中国军队、歪曲丑化党领导军队的革命历史与英雄人物，还有人像苏联解体前夕的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一样，抛出“军队国家化”、“非党化”的论调，企图使军队脱离党的领导，对照苏联解体的历史不难发现他们的险恶用心。

“党指挥枪”是自毛泽东以来我党的最高建军原则。同苏联红军一样，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军在党的领导下，摧毁了旧政权，保卫了革命成果，并在和平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保障国家和人民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一点，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首位”；针对一些人叫嚣“军队国家化”，习近平总书记坚决作出了回应：“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是高度一致的。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当年，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危急关头苏联军队袖手旁观，美其名曰‘保持中立’，甚至有的直接投靠反对派，最后瞬间苏联就分崩离析了、苏共就土崩瓦解了。教训深刻啊!”[2]

总书记再次以苏联解体为鉴，强调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表示了从严治军的决心：“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要集中整治各种不良风气，特别是要下大气力整治发生在士兵身边的不良行为，坚决纠正请客送礼、收受钱财、谋取私利等问题。要坚持关口前移、防微杜渐，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力度。要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军纪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姑息，决不手软。”[3]

以苏为鉴，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教训，避免重蹈军队瓦解、政权垮台的覆辙。

关于苏联军队瓦解的教训，国内外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现总结如下：

1军队“非党化”，主动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

从苏联红军组建开始，就遵循列宁的建军原则，确立了苏共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将无产阶级的军队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手中。建军初始，苏共就在红军中建立了坚实的组织系统，各级党组织、政治部和军队政治委员列入红军组织编制，政治部成为苏共在军队中的组织核心。在多次艰难的历史时刻，正是靠着苏联共产党在军队的领导带头作用，才团结一心，克服困境，战胜了国内外各种敌人。

国内战争时期，苏联共产党动员了优秀党员总数的一半到红军中去，构成了部队的基本核心，击败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卫国战争时期，面对战场上苏军严重失利的险恶形势，斯大林发布了《关于改组政治宣传机构和实行军事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在团以上部队重新实行政治委员制，苏联红军上下团结，迸发出了极强的战斗力，打退了德军进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新思维”改革，其中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体制编制进行调整，主动放弃了对军队的领导。为体现“民主化”思想，苏共逐步削减了军内各级政治机关和约8万名政治工作军官，撤销了总政治部，并在《苏共组织在武装部队中的工作条例》中规定，“苏共组织及其机构不得干预行政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的工作”。特别是全苏第三次人代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

由此，苏军内部刮起了“tui党风”，大批年轻军官主动tui党，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也弃党而去。这成为危急时刻军队不作为、最终没能挽救苏联的前奏。

2多党制的推行影响和动摇了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再到军事改革的。1988年前后，政治改革成为重点，戈氏大力推行的“民主化”改革引发强烈动荡，社会上一时间冒出5万多个各式各样的非政府政治组织，苏共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要求取消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行多党制。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正式认同实行多党制的可能性，同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了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各种fan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纷纷建立。至此，苏共由执政党演沦为西方国家的“议会党”。

政治制度的改变必然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随着多党制和总统制的实行，fan共势力开始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争取对军队的掌控，他们猛烈抨击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苏共建立的军队体制。尽管这样的军事改革遭到一些共产党员的强烈反对，但政权结构已发生改变，此时已无力回天。

1990年10月，苏颁发了联《社会团体法》，规定军人活动不受政党决议的束缚；1991年初，军队政治机关进行全面改组，将属于党在军队中的各级政治部门，改成服从政府指令的机关，苏军总政治部更名为武装力量总军事部，走上“军队国家化”的道路。至此，苏共完全放弃了对军队的组织领导。

3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军队信仰瓦解，思想混乱

1998年，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撰写了《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Military》（《苏联军队的瓦解》，又译为《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书，该书开篇就特别分析了“苏联的战争观”，提出源自马克思主义、并由列宁发展成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苏联军队的建军之本，因此，想要瓦解苏联军队，首先要瓦解其“军魂”。在苏联军队非党化的同时，思想上也去政治化。

奥多姆写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的新‘防御性学说’与上述战争观长期形成的自然统治地位、与军队和党的教育中对此的刻意阐述都发生了冲突”[4]，军队和党的意识形态专家不得不拼凑出一套说辞，设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同所谓“新思维”统一起来。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必定无法作为统一性的思想体系和崇高的理想价值来整合、指引军队。

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领域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极力倡导“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等新思维，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此指导下，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和7月苏共二十八大提出“取消意识形态垄断”，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与之相伴随，苏军逐渐淡化马列主义理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废除了原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代之以“政治新思维”教育，各军兵种、军区和集团军设立的马列主义学校也于1991年6月宣布取消，改组为社会政治中心。

这一系列举动使得苏军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纲领与共产主义理想荡然无存，军队凝聚力、基层官兵的使命感、集体认同感趋于消失。

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名义下，各种思想理论纷纷出笼，军中充斥着各色社会思潮，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泛滥。特别是fan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极力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军的建军原则和光荣历史，否定苏军官兵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传统。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坏了苏共领导苏军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许多官兵信仰发生动摇甚至缺失，tui党或tuo党的人数剧增。

因此，苏军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领导层放弃了本应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导致军队指导思想混乱，丢掉了目标方向，对自己的职责和效忠对象都搞不清楚。军人出身的奥多姆对丧失目标的危险非常清楚，他在书中写道：“虽然我对苏联的解体并不感到难过，但我确实同情这些职业军人，他们目睹了苏联政权在自己身边崩溃，并对自己的职责是什么、自己应该效忠于谁这些问题很迷茫。我也是一名职业军人，好在我没有这种可怕的经历——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同战争一样可怕。”[5]

4军队去政治化，任由敌对势力、fan共分子、“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渗透腐蚀

为了配合“新思维”改革，显示“民主化”和“非党化”倾向，戈尔巴乔夫取消了苏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对军官晋升的政治审查。同时，军内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做指导，政治原则性丧失，去政治化的改革，使投机分子、政治敌对势力乘机渗透。

正如俄罗斯总参谋部上校尼·布兰涅茨所说，废止了政治审查的结果是：“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军队，同时把庸人留在部队，使骗子扛上将军肩章”。[6]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投机家乘机渗入部队，进行“民主化”以及军队“非党化”“国家化”的宣传煽动，有的甚至叫嚷“打dao共产党人垄duan政权”“撤销工厂、军队、部队的党委”。他们上蹿下跳，拉帮结派，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夸大苏共及社会主义的问题，丑化、污蔑苏联的现状和历史；有的大搞裙带关系，同腐败军官拉帮结派。

面对“自由派”分裂军队的行径，苏共特别是军中党组织并没有采取反击措施，反而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加以附和，丢掉了自己的阵地。在反对派的煽动、渗透下，军内出现了“盾牌”“荣誉与良心”等大量反对派组织，78%的中下级军官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影响严重，仅1990年军内tui党的人数就达3万多，消极怠工、各行其是、违抗命令的现象更比比皆是[7]。

与苏共主动放弃军队领导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各种反对派、“民主”分裂派加紧拉拢与扶持军中亲己势力。叶利钦、波波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原苏共高级官员还对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渗透行动。一方面派出密使或利用对他们有好感的官兵，在军队煽动对苏共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主动拉拢利诱军队官兵特别是有影响的中高级军官，以博得军队的好感和支持。

例如叶利钦就专门派助手尤里·斯科科夫多与军方特别是空降兵接触联系，叶利钦还亲自以利诱导，拉拢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向一些军事团体发表讲话，主张组建“俄罗斯军队”，拉拢洛帕京少校、察尔科上校等一批军中激进改革派成员加入自己的阵营，等等。

在渗透、腐蚀军队的反对派中，“亲资本主义联盟”是一大势力。“亲资本主义联盟”是美国著名学者大卫·科兹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提出的，“联盟”主要由激进知识分子、自由派经济学家、新兴私人业主阶层、背叛苏共的原党政军官员等势力构成，他们以民主为口号，名义上是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为了一己利益而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将苏联解体后实行资本主义体制，大搞私有化，疯狂瓜分苏联的遗产、人民的财富，成为资本寡头、社会新贵。

叶利钦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对民众示以正义良知，对他要依靠来夺权的军队却是赤裸裸地以利诱导，例如对空降兵许下等他做总统后就给他们置办房产的承诺，这就完全是利益交换，毫无理想、原则可言了。在“8·19”事件之前，以叶利钦为首的苏共反对派对军队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渗透和利益引诱，诱使很多官兵与苏共离心离德，同时加剧了军内的腐败、混乱。在最为动荡的解体前夕，这种军内混乱达到高峰，甚至开始对此前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攻倒算，出现“一些军官示威性地撕毁了党证，并故意大声地给同事讲，他们的祖父曾经是自卫军成员，或者他们的祖父曾经放火烧过苏联最初建立的集体农庄。”[8]

此外，西方敌对势力也一刻不停地对苏联进行思想渗透，军队是其渗透的重要对象。里根政府拨款10亿美元，专门用作“自you之声”等电台的广播经费，其中大量内容是针对苏军的宣传煽动，并与苏联国内军内“持不同政见者”遥相呼应；甚至叶利钦在8·19事件中发表讲话时，地上到处散落的就是西方传入的煽动性小册子——《非暴力革命指导》，小册子的作者就是后来被称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的美国人吉恩·夏普。

对这些已经非常明显可见的渗透，苏共及其在军队中的党组织没有进行有效的抵制，放弃了对官兵的积极引导。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在军中随处可见，色情作品泛滥，不良社会思潮对军人的毒害愈来愈深。

通过思想渗透、政治欺骗、培植代理人里应外合，美国成功瓦解了盛极一时的苏联帝国。苏联解体后，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飞到莫斯科，骄傲地在红场散步，说了句发人深省的话：“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9]

5放纵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军历史功绩，夸大军队阴暗面，破坏军人形象

面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戈尔巴乔夫不但不据实力争，而是发起所谓“公开性”改革和公众大辩论，毫无顾忌地全面“揭露”军队问题，报刊未经查实就连篇累牍地刊发关于军队各种所谓“丑闻”的文章，戈尔巴乔夫任命的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更是怂恿和鼓励这种行为。

民族主义分子趁机肆意攻击苏军是“占领军”“侵略者”，各种fan共反社会主义政党、组织、运动、阵线等乘机而起，大肆歪曲军队职能，贬低军队作用，散布军队导致经济危机的言论，称苏军是“社会食客”，极力夸大军队存在的问题，利用媒体全面丑化军队和军人形象，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股反军浪潮。再加上当时苏军深陷占领阿富汗的道义困境，导致民众对军队信任度一路走低，军人失去了长久以来被推崇备至的地位和社会荣誉。

在一片质疑声讨之中，苏军的公众形象一落千丈，从现状到历史都被否定，历史虚无主义盛行，连苏联红军在二战期间浴血奋战保卫家国的功绩都被颠覆，歪曲、丑化革命领袖、英雄形象的报道层出不穷，军队内部的思想混乱、军心涣散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人趁机以“新思维”、“公开性”为名，在党的头号理论刊物上批评党对军队的领导，鼓吹“军队非党化”。戈尔巴乔夫对军队实行的“民主化”、放弃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推行的。

其中丑化英雄的报道对大众心理的影响最为恶劣，例如，为抵抗德国侵略者、保护苏联军民而牺牲的女英雄卓娅，曾经激励了无数苏联红军将士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然而在苏联解体前夕，却突然流传起一种颠覆性的说法：“卓娅当年神经病发作，她不是烧了德军战车而是烧了老百姓的房子，是被乡亲们送给德军处决的……”[10]英雄被如此抹黑、污蔑、诋毁、嘲讽，可以说在放弃军队领导权这一自毁长城的举动之外，又加上思想、历史领域的自断脊梁。

公众在一片悲观愤怒情绪中不加辨别，别有用心之人趁机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公众对苏共、苏军的失望不断加剧，转而支持叶利钦之流的野心家、投机分子。许多父母不允许子女参军入伍，许多地区拒绝接纳退役官兵，许多军队驻地经常断绝军营正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军官及军人家属得不到社会尊重和保护，甚至出现了多起残害无辜军人生命的事件。这些都严重损伤了苏军官兵对苏共的感情，动摇了苏军听命于苏共的情感和心理基础。

6党政最高领导人漠视军队作用，不懂军事

戈尔巴乔夫是个政治上幼稚，军事上无知的低能领导人，被西方势力扶植上台，根本就搞不清政治道路和需要依靠的对象是什么。政治大方向上糊涂透顶，毫无原则，在改革中被人牵着鼻子走；并非政治理想主义者，实际上与叶利钦之流是一丘之貉，虽然满口是民主正义的许诺，然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远比不上对个人权力、威望和物质利益的追求。

戈尔巴乔夫一贯言行不一、耍两面派的手段，这在对军队的态度上最为明显。它把军队不是作为政权赖以倚重的长城、国家坚实后盾，而是作为政治牺牲品，可以随意拨弄的棋子、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19八9年春天，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爆发了示威活动，苏联出动军警部队镇压。事后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使用武力，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站出来承担责任，却将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推给了此前他提拔起来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并在媒体上公开指责本是按他命令行事的空降兵和内务部队。时任空降师师长的列别德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事件使得军官对党的领导的态度开始向危险的方向转变，随后作战师、团拖延或拒绝执行命令的事情不断发生”。[11]

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玩弄类似手法。从1986至1991年间，苏联处理国内事件，几乎都是依照这一逻辑：政治领导人没有勇气担负责任，过错被越来越多地推到军人身上，士兵、军官、将军成了替罪羊，这为军队高官的离心埋下了伏笔。

空降兵副司令、后来担任叶利钦国家安全助理的列别德，这样总结戈尔巴乔夫的行为模式：“日益恶化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克格勃、内务部作用无效——接着依靠国防部的公式（空降兵+运输航空兵=苏联政权）——最后，军事干预失败或过于血腥，则将责任推给地方官和军队指挥官。”[12]

相比于军队工作，戈尔巴乔夫对“民主”政治秀更为热心，为树立其改革形象，他还刻意与军队保持距离，不注重军队问题，不去解决官兵的实际困难，而只是消极性地裁军、撤军、削减军费，进而因为安置不力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对于一些富有经验的老将领，戈尔巴乔夫因意识形态原因视为他改革的绊脚石，许多忠于国家忠于理想的将领被晾在一边不受重用。

截止到1988年底，国防部长、总参谋部所有的副总长、所有的部队集群司令和舰队司令、所有的军区司令全都被撤换。老元帅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中拥有崇高威望，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虽是唯一的总统军事顾问，但1991年初开始，戈尔巴乔夫却从没咨询过他，1991年8·19事变失败后，68岁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里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当我看到我的祖国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托遭受破坏的时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而苏联官方却对此没有什么反应。

戈尔巴乔夫提拔了一批年轻军官，但又不加甄别，不善用人，结果这些军官大部分弃他而去。他破格提拔的包括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在内的人都是同他一样的两面派、投机分子，在8·19事件中先是观望，后见风使舵，倒戈支持叶利钦，以葬送苏联换来了自己在叶利钦时代的飞黄腾达。

此外，戈尔巴乔夫个人能力上非常欠缺，其工作仅限于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发布指示、号召群众等空泛形式，不注重执行效果，不深入具体实际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跟基层官兵严重脱离，丢掉了党领导军队的一些经验传统，而热衷于凭空构想新战略、新思维，把军队越搞越糟。

7盲目削弱国防力量，不重视基层军人待遇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搞乱了经济，物价飞涨，卢布贬值，住房短缺，军人的工资福利待遇大幅下跌，许多军人家庭生活水平跌至贫困线以下。为了推行“民主化”改革，树立新形象，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12月宣布单方面大裁军，50万人复员，对复员军人的居住地、住房、就业问题，国防部无力解决，高层并不重视。特别是一些在国外服役的官兵被召回后得不到妥善安置，待遇骤降，心理落差极大。

在19八9年开始的从东欧撤军行动中，由于无力安置、军队组织混乱，据称“约有65万名苏联公民被困在4个中欧和东欧国家中，包括约35万名士兵、15万名军官和大约15万名家属”，另外还丢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军事设施、营房和训练场地。

对基层士兵的漠视，导致原本就对军队失去信心的社会公众更加反感部队，抵制征兵工作。特权家庭想方设法不让孩子参军，普通家庭的父母也不愿孩子应征入伍，退休军官、老兵再加上现役军人也在揭露军队的问题，媒体集中暴露军队阴暗面，结果随后的征兵工作大受挫折，波罗的海地区只完成了征兵计划的约10%，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只完成了不到20%，国防部不得不将征兵时间再延长一个月，并派出警察和军队的官员追寻逃避者。

由于兵员的缺乏，空军和防空军的许多部队丧失了战斗力，海军由于缺少人员和技术保障而急剧衰落，许多战舰锈迹斑斑，很快就不再适于出海，战略火箭军由于人手和物资短缺而在痛苦中煎熬。仅海军核动力潜艇，19八9年就有一艘沉没、一艘导弹发射造成重大破坏、三艘发生严重事故。“8·19”事件中，根据国防部命令进入莫斯科的三个师（坎捷米洛夫卡坦克师、塔曼摩步师、图拉空降师），从指挥官到单车、单兵更是各行其是。

许多军官不按命令时间行动，甚至把所属排、班径直带入商店游逛；开进中的坦克、装甲车随意脱离编队或停下来，不少士兵接受市民给予的烟酒及食品，与围观者一起歌舞嬉戏，甚至在装甲车内喝得大醉。

用《苏联军队的瓦解》一书的作者威廉·奥多姆的话说，戈尔巴乔夫的军队改革就是“怂恿民众反对军队，怂恿下级军官反对将军，怂恿母亲反对儿子应征”[13]。1985年，苏联军队约有530万名现役军人，但是，到了1990年已减到399万人。对此，奥多姆认为，当一个帝国的军队不能有效地征募新兵时，帝国政权本身也就危险了。

与大规模裁军同时，戈尔巴乔夫投降般地削减战略核武器、中短程导弹，使军队瞬间产生了大规模指挥紊乱和大量没有预案的工作任务，这导致“荣誉感、自信心和尊严丧失殆尽，苏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整体政治力量不复存在”。[14]

因此，在面临国家政治危机时，苏军没有发挥应有的中坚力量来力挽狂澜，反而在少数野心家的操纵和利益诱导下推波助澜，懵懵懂懂地充当了搞垮祖国的工具。

8没有从严治军，军内腐败盛行，纪律涣散

苏军的纪律规范原本是受政治工作的指导，在取消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去除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后，纪律工作也随之松懈；反对派的思想在军中渗透、蔓延，军队规范失去约束力。

信仰瓦解、思想混乱加剧了腐败与特权的盛行，加剧了军队纪律的涣散。在苏联解体前夕，军队分化已相当严重，高级军官享有特权，占有了大量资源，基层军官和士兵的待遇很差，军队不再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而是分成了不同层次，相互隔离。高级将领大部分是腐败堕落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对下级的冷暖死活毫不关心；下级军官对上级满怀恐惧、怨恨和嫉妒；士兵不听从军官命令，消极怠工，肆意玩乐。

军纪涣散，军心动荡，甚至出现军人酗酒、吸毒、开小差和倒卖武器装备的现象。“大批武器装备被盗窃、被私吞，通过黑市交易流失，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将军们带头进行武器交易，将整船的武器装备运到国际军火商手中，将大把的外币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克扣德国政府提供的在俄罗斯给军官们建房的资金”[15]他们还克扣德国政府提供的在俄罗斯给军官们建房的资金。

开小差的士兵越来越多，驻远东地区的基建工程兵部队一天就有多达500人逃跑，有时几个士兵为了抗议虐待而集体逃跑。格鲁吉亚某单位整个连的士兵跑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门前举行抗议活动，抗议他们的连长将他们作为劳动力卖给当地的集体农庄以换取白兰地酒。对于军队从上到下的腐败涣散，军队高层领导并没有采取从严治军措施，没有制止问题的扩大加重。

腐败问题使得当政治危机来临时，军队以更快的速度瓦解；组织涣散，没有决断与执行力，根本不可能齐心协力挽回局面。大多数高级军官只关心个人名利和仕途，不愿冒险挺身而出，在重大政治斗争中见风使舵，毫无原则性，对于即将到来的政权倾覆形势剧变感觉无所谓，一位将军竟懵懂地以为“改变的只是国防部大楼上的标志”[16]。

9大批军队干部关键时刻充当不左不右的“中间派”，投机观望，甚至倒戈

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保持“中立”，甚至倒戈。在1991年8月19日，为了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宪法，阻止《新联盟条约》在8月20日签署，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几乎所有苏共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为苏联国家政权和军队的最高合法权力机关，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早就知道这一动向，他怀着“让他们去干吧”的心态，在事件中保持观望状态。

此前，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越高越乱漏洞百出的改革，以及叶利钦集团越来越嚣张的分裂、夺权举动，一部分党内、军内官员实际上是反对的，但在社会思潮整体西化、政治一再右转的情况下，他们也怕被扣上“僵化”、“保守”、“极左”的帽子，并且担心以后政局下自己的前途，因而无所作为，以“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形象示人。

在“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挽救苏维埃政权的8·19事件中，大批的军队干部持观望心态，充当“中间派”，实际上是投机的两面派，从而使军队维护政权的努力落空。甚至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国防部长亚佐夫也是举棋不定，在挽救苏维埃与向叶利钦妥协之间难以决断，“最终也没能做出正确的选择”，错失了多次扭转局面的机会，反而使叶利钦坐大。其他将领就更是出于政治投机的心态，不愿为挽救苏维埃政权冒风险。

威廉·奥多姆写道，“到了1991年，苏共已如强弩之末，根本无法控制军队。而军队领导层严重腐败，争权夺利，优柔寡断，根本不可能齐心协力。大多数高级军官不是不愿冒险，就是只关心个人的名利仕途，在重大政治斗争中，一个个就像墙头草，看到哪边获胜的希望大，就毫不犹豫地倒向哪边。大多数资格老的共产党员也同样都是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

也有一些人，像沙波什尼科夫和一些上校军官那样投靠叶利钦的，他们完全摒弃了共产主义制度，在军队与政府的矛盾中他们不支持任何一方”。[17]

如掌握重兵的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等高层军官，在“8·19”事件中并不坚定站在紧急状态委员会一边，而是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观望投机，最后倒向了叶利钦一边。格拉乔夫充分显示了其两面派面目，在指挥图拉空降师进入莫斯科执行紧急状态任务时，国防部下达给他的每一道命令，他都立即通报给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表示自己保护“民选总统”。

空降兵的实际行动，振奋了叶利钦及其支持者的士气，局势很快转向了有利于叶利钦的一面，列别德率领的伞兵营也随即宣布保卫叶利钦、同“民主派”站在一起。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关头，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18]

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掌握重兵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人担心引发内战，自始至终没有下达武力逮捕叶利钦以挽救苏联的命令。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高的叶利钦的力量则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军队倒戈宣布中立甚至支持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则最后站在叶利钦一边，使叶利钦实际上取得了政变成功。

正如《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一书作者奥多姆总结的：“政变开始时，策划发动、政变夺权的个个都是身居高位的领导。然而危机结束后独揽大权、使苏联解体的却是先前在中央政府中并无正式席位的叶利钦。可见叶利钦才是这次政变的发起者，他获得了成功。”[19]

事实正是这样。紧急状态委员会解散后，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检察院的命令非法逮捕了所有苏共高层人物。西化派彻底消灭了共产党，戈尔巴乔夫也就成了叶利钦这只猫任意玩弄的老鼠。苏共、苏联政府由此彻底失去了对国家的掌控，最后的努力也告失败，没能阻挡苏联的轰然倒塌。

[1] 习近平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引自《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113页

[2] 《习近平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转引自：

http://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15_08_02_329088_2.shtml

[3] 同上

[4]［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5] 谁瓦解了苏联军队

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5576

[6] 苏联军队“非党化”的历史悲剧

http://www.qstheory.cn/hqwg/2013/201313/201307/t20130710_247739.htm

[7] 刘振：苏联军队的心理是怎样崩溃的？——从群体视角看苏军的瓦解，载《社会心理科学》第25卷，2010年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