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卷记述的是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止，毛主席的事务活动记录。我从六月九日开始，到七月十九日为止，共四十天读完这656页。也是逐字过目地粗读了一遍。《年谱》第六卷跨越时间最长，有近十年之久(一至五卷分别为三年三个月、三年九个月、两年六个月、两年三个月、五年三个月)但篇幅却大体相同。因此记载内容就相对少一些。前五卷有时在一天内记载有四五个条目，甚至更多，几乎每天都有记载。连续几天没有一点记载的极少。在六卷中却经常是几天或十来天内没有一点记载，如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日止，这十八天内就没有一点记载(P420页)。当时他在北京，也不是身体有病休假，不可能不管工作。另一方面六卷中记载他‘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古籍中某几个篇章和他阅读古书的某些篇章的记载却有很多条目，这种现象表明是《年谱》编撰工作中如何选择和取舍所造成的。但不知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舍掉的又是那些内容?因此我觉得这部《年谱》记载的资料是不完整的。由于这一卷记载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对这一段历史又记忆犹新，因此看得更仔细一点，偶有所感就随手记下了一些情节提示和在书上的页码以备查阅的也比《五卷》记得更多了。读后感很多，我知道这些年党内外对这段历史都有很多不同看法，我难以逐一地来表述我的观点，故只能从《年谱》六卷记载的内容出发，寻找事实真相，就事论事，选择几个感触较多的侧面，写一点我的感受。兹记述如下：

　　一是毛泽东对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超越了前人，至目前为止，还后无来者。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必然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索和实践，都具有开创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谈周期律问题时说，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法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完成民主革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更艰苦’，要求全党要保持‘两个务必’;在进入北京城时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再到建国以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都无不是共产党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都无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都无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始终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制度、让工农兵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不再受二遍苦、遭二茬罪。而且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真正让劳动者来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的问题。在经历了与苏共修正主义的大辩论以后，引发他更深层次的忧虑。特别是联系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使他对在中国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除在《年谱》五卷中的记载外，在《年谱》六卷中又有更多的记载。如他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会见波兰共产党代表时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P23页)。”。同月二十六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 这些代表人物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内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P24-25页)”。一九六七年元旦，《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P28页)”。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又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P34页)”。同月十七日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在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们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替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P34页)。同年二月三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P46页)”。同年五月十八日，他在审阅《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后加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了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P84-85页)。同年五月，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说;”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P89页)”。同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报导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P128页)。同年十月在会见刚果政府代表团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P130页)”。同年十月七日，中央在发出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中说;“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P132页)”。同月十三日，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时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P132页)”。

　　从以上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着眼点，决不是只为打倒少数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罢了)，这只是主要任务而不是目的，而是着眼于能不能防止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复辟，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是向前进步还是向后倒退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只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政权争夺，而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人们的世界观，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要斗私、批修，目的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是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夺回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让人民群众自己起来直接管理国家、管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而不是越俎代庖，给予恩赐：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要夺回被篡夺了的领导权，还要部分地改造国家机器，使它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但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而是要看到谁胜谁负的问题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因此要有多次反复的思想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在中国一个国家内的伟大变革，而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这也正是他把这场革命定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什么‘政治革命’、‘反资产阶级复辟的革命’或‘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缘由。这些思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里没有论述过，在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领导人中也没有人论述过，其最终目标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一套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正是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伟大贡献，对如何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是一次伟大的探索和实践。表达的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瀚心怀和远大理想。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非议，有的是站在帝国主义反动派或被打倒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是他们阶级本能的反映：有的是出于对个人和家庭成员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产生的恩恩怨怨，耿耿于怀而形成的对立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意志消退、安于现状、眼光短浅、急功近利的平庸之见，是燕雀安知鸿鹄志。他们与毛泽东的思想境界都不在同一个立场和水平线上。即使是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几十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王震同志，也由于当时思想落后于形势而一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初衷，直到一九九三年他临终时才发出“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五十年”的感叹!

　　二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打倒一切’的严重错误，是由于林彪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策划、煽动、制造出来的。而不是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中央印发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抡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P641页)”。我认为毛泽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是说得过去的，也是符合当时人们的愿望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受到诟病最多的原因主要也就是这两条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尤其是‘打倒一切’，最令人痛恨、叹惜、不可思议和难以忘怀。但这个结论却没有指出造成这两大错误的根源和罪魁祸首。这是历史条件的局限性造成的。现在，我们从《年谱》的记载中却可以看出，这两条错误恰恰是林彪一伙拉拢、利用陈伯达掌握的中央文革小组，抓住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籍口，制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舆论，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栽赃污陷，排除异已，滥用权势，目无法纪，制造出来的滔天大祸。毛泽东开始是听一面之词，偏听偏信，后来发现他们是另有所图，就采取劝止、反对、批评和努力制止、纠正的态度，并在短期内刹住了这股歪风，并逐步纠正并取得成效。如果没有他的制止和纠正，任其发展下去的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毛主席不仅没有过错和责任，反而是纠错有功的。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就明确规定：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干部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前两种人是大多数’;‘抓革命，促生产，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五卷P609-610页)。如果认真按照十六条去做，文化大革命必然取得预期的成效，一、两年内就会胜利结束。

　　但林彪一伙出于罪恶目的，有预谋、有步骤地抓住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机会，逐步实现他打倒一大批人以便篡党夺权的目的。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林彪就派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并带去林彪十一月三十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关于罗瑞卿的十份材料(五卷544页)。十二月八至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罗织罪名，说罗瑞卿篡军反党、逼林彪退位等，会议撤销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五卷P545-546页)。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经林彪同意，请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整理了一个《纪要》，说“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五卷P554-555页)”。这个文件导致了批判彭真、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汇报提纲》、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以及后来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五卷P576-583页)。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由第六位跃升为第二位。就在会议的最后两天(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二日)叶群两次找人写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通过江青把这份诬告材料转报毛泽东(五卷P611页)。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同贺龙谈话，把林彪指使吴法宪等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并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五卷P623页)。九月九日晚，毛泽东针对贺龙受林彪等诬陷一事，让机要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次日，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林彪谈话，明确表示：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五卷P626页)。从以上这些事情，毛泽东看出了端倪，他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说;“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五卷P597页)。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时说;你们这一摊子(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接受批评，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要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P47-48页)。二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跟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P50页)。二月十二日，他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时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是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两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P51页)。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局常委碰头会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对当时打倒一大批老干部表示强烈不满并与张春桥等争吵起来。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了谭震林等人的发言记录并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口头汇报，毛泽东仅在记录稿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没有表态(P53-54页)。二月十九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叶群代林彪出席)，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他们‘请假检讨’。会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江青等人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此后政治局停止了活动，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P56页)。同日，毛泽东收阅林彪转来谭震林写给林彪的信(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决心与他们斗下去，拼下去等)，林彪在附信上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仅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也没有表态(P56页)。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同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要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P161页)。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时，毛泽东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允许的。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在全会后期，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分组会上对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在全会的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全会结束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并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P210页及注2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阅军委办事组报送的有关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时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P225页)”。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共九大开幕，毛泽东说;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P239页)。四月十一日，在秘书处和各大组召集人会上，毛泽东说：中央委员会的名单由下面提，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是这个意思(P241页)。九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时剑英、刘伯承、朱德、李先念选入政治局，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选为军委副主席(P246页)。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谈话开始时，叶剑英到会，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P417页)。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完外交工作后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谈话结束后，叶剑英即赶往医院向病危的陈毅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日，陈毅病逝(P422页)。一月十日下午，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对陈毅家属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P423-424页)。

　　与‘二月逆流’的老帅们一样，党内还有一大批老干部都受到林彪等掀起的‘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被打成‘走资派’、‘叛徒’、‘军内一小撮’等，毛泽东对此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在他的指挥下周总理尽心竭力保护、解救、重新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避免了干部队伍的更大损害。如：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这把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P11页)。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要支持造反派。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要做右派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们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了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那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李大章、张平化、张体学、韦国清、江华、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要保。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P37-38页)。二月一日，他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P44页)。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人自首叛变材料的通知》，但这个条目上并没有写经毛泽东审阅、批示或同意等字样，说明是背着毛泽东发出的。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他召集林彪、周恩来和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说他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不赞成他去。毛泽东说：我不怕乱，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P98页)。到武汉后，他开会要武汉军区做好三派群众组织和支左部队的工作，让他们团结起来，都拥护军区，不要打倒。七月二十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的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了东湖客舍，并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询(因他公开压制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立即转到上海(P101-103页)七月二十二日，林彪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要杨成武回北京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P104-105页)。七月二十五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四名正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长先后被拘押审查(P104页)。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抓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月三十一日，对周恩来请示说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等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毛泽东明确表示：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P106页)。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么派，支持他们冲击外交部并夺外交部党委的权，同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大会上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P109页)。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时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提出要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P120-124页)。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林彪、江青合伙罗织罪名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他们撤销职务，并被关押(一九七四年七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P154页)。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聂荣臻来信说明自己历史上与杨成武的工作情况，并要求面谈。毛泽东批示：“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P159页)。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同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老干部谈话时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的‘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包括叶剑英、栗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等，都打倒怎么行?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现在黄镇、耿飚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P165-166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审阅根据他的指示起草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他加写了“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通知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发出。此后，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P222页)。一九七〇年七月底，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毛泽东批示：“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P316页)。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针对张春桥、江青认为萧劲光上了林彪贼船的说法，毛泽东提出：萧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的什么贼船?萧劲光还要当海军司令，海军司令不要换人。周恩来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萧劲光(P455页)。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说：‘二月逆流’当时实在搞不清楚，光看现象不行。谭震林，要出来。那时他乱放炮，也不策略。次日，周恩来即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造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出来。二十七日，纪、汪报告周恩来：提出谭震林回北京安排工作(P458-459页)。一九七三年二月，毛泽东与张春桥谈话时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1933年12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并指示要为贺龙平反。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未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P471页)。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同邓小平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说;贺龙要恢复名誉，不要核对材料了。杨、傅、余也解放了嘛。一个宋任穷，一个王恩茂，叫他们振作一点，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何必搞得紧张呢?(P544页)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林彪等人给贺龙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所谓‘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P548页)。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笳、曾希圣等十三位老干部(P477-478页)。一九七四年七月下旬，在武昌一次谈话中指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名单见报。七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接见吕正操、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等，代表中央宣布为他们平反。周对杨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P541页)。………，《年谱》六卷中记载的这类事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通过以上事例说明，这一大批老干部，并不是毛泽东要打倒的;毛泽东为了解救这批干部，费了很多心机，做了很多工作，仍然困难重重，阻力不小。如果这些曾被‘打倒’过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把责任和怨恨都记在毛主席身上，那完全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误解。

　　毛泽东还通过阅批受迫害干部和他们的亲属来信的方式，帮助和解救了很多干部，使他们解除了苦难，得到了解放，恢复了名誉，重新参加了工作。如：六七年二月二日，阅王任重的妻子来信，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向，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即电告武汉军区协助省委按此办理(P44页)。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阅陈云同志来信，请中央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批示：”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可以同意，请总理办”。不久，陈云同志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P440页)。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六日，阅中央办公厅信访处《来信摘要》，原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儿子来信说，许自六七年十二月被群众专政，不准回家，失去自由。请求批准他回家治病。毛泽东批示：“纪(纪登奎)、汪(汪东兴)酌处”。十二月，中组部业务组提出，许涤新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建议解除监督，恢复党的生活，分配适当工作(P452页)。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阅《信访摘要》，马列主义研究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写信给毛主席，说柴沫被陈伯达迫害，被迫自杀。已两年多了，还没有给柴沫作出正确结论。恳请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作出正确结论。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后又来信说，感谢主席的批示，军代表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他是受陈伯达迫害的。但柴沫系自杀，不够党员条件，应党内除名。她认为柴沫是受迫害后自杀的，不应党内除名。毛泽东十二月五日再次批示：“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十二月六日，中组部业务组即决定：对柴沫同志仍按革命干部对待，‘党内不应除名，也不给任何处分’(P453-454页)。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阅原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来信说，今年八月，我已解除监护，病情逐日好转，请求尽快给我作出政治结论，让我回到党组织中来。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办”。一九七三年四月，中组部正式提出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由农林部负责安排(P455页)。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中旬，阅王海容、唐闻生转来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来信，来信说，刘建章被拘留审查已五年，一九七二年六月八日专案组通知家属到监狱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差，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条件很差，每天饮水只有三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三十分钟时间，信中请求改变审查方式，允许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即向公安部革委会主任李震等人作出三点指示：一，将刘建章送保外就医，并通知家属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李先念、纪登奎批;三，对北京监狱待遇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P459-460页)。一九七三年五月初，阅谭政来信说;我年已六十有七，身体日见衰老，病情日见增加，希望对我的问题从宽处理，于近期内，把我解放出来。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谭政是原总政副主任，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一九六零年受林彪陷害，文革中继续受迫害。一九七五年八月出任军委顾问，七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P477页)。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阅叶飞来信说，最近中央两次批准我住院治病，并批准家属来京探望。十分感谢。现在我恳切请求中央批准我解除监护，批准阅读党内文件。毛泽东批示;“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P484页)。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阅罗瑞卿来信说，我现在浑身是病，两腿伤残。加上年龄条件，特别是我思想上、政治上的极端愁苦，恳请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监禁，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批示：“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不久，罗瑞卿被解除监禁，一九七五年六月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八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P507页)。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阅陈丕显来信说，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毛泽东批示：“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九七五年九月被任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P546页及注1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阅梁必业来信，嘱工作人员转告：给他印一下，发在京政治局委员。梁必业在信中提出继续工作问题。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恢复其总政副主食职务。十二月二十一日，阅刘景范妻子来信说，我去看望刘景范，发现他身体不行，对他的问题还不能下结论，是否可以把他放出来一面治病，一面继续审查。毛泽东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送汪主任酌办”。刘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任全国政协常委、民政部副部长(P561页及注1 、2 )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阅周恩来转来贺龙之女贺捷生来信说，六月九日，接到通知，中央军委等单位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要求保密，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认为这样做不符合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精神，请求补行葬仪。周恩来在附信中提出对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要设法补救。毛泽东批示：“按总理意见办理”。当日，在周恩来安排下，重新确定了仪式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并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P590页)。………《年谱》六卷上记载的毛泽东阅批的此类信件还有约二十多封。以上各例，充分说明，在广大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心目中，毛泽东是他们赖以期待的唯一的保护神，毛泽东也确实给他们力所能及的保护，使他们永世难忘。罗瑞卿刚从监狱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叫女儿开车到天安门城楼，整理好军装，向毛主席像鞠躬敬礼。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看，是既相同又有区别。相同的是都希望他们认识错误，治病救人。不同的是，对刘少奇是信心不足，对邓小平则寄于厚望。刘少奇因病早逝，邓小平却言行不一，口是心非，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从《年谱》记载可以看到这些微妙之处。如;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由第七位上升到第六位。在闭幕会上毛泽东讲话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五卷P611-612页)。九月五日，召集林彪、周恩来、王任重等开会，毛泽东说：关于少奇同志的生活会，不要再开下去了。越开调子越高，一定要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再讲下去就是彭罗陆杨一帮了(五卷P623页)。九月十二日，阅刘少奇的检讨提纲，毛泽东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会有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五卷P628页)。十月二十二日，阅邓小平的初步检讨稿中写道：“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引自邓小平的检讨信)。毛泽东阅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可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P5页)。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P5页)。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成员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他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P6页)。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毛泽东在谈到路线错误时说;“你们过不了关，我也是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错误，有的人讲是稀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在这次会上，林彪发表了长篇讲话，说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P11页)。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在天安门城楼第六次接见二百多万红卫兵，同刘少奇交谈时，特意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P12页)。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阅刘少奇来信说北京建工学院要刘少奇去作公开检查，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的行动(P29页)。一月十三日，毛泽东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P33页)。据查，这是毛、刘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谈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能不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P35页)。三月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指刘少奇)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章士钊的来信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坚强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P63页)”。五月四至七日，毛泽东三次审阅陈伯达送审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并作了修改。主要加了两段话：“按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都是这一路货色(P77页)”。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要求同毛面谈，一天深夜，毛派机要秘书接邓到住处谈话。邓小平向毛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七月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毛说，有事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P89页)。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在武汉同杨成武等人谈召开九大问题时说;“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P124页)”。二十日晚在同曾思玉等人谈召开九大问题时又说：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以当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P126页)”。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在审阅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请示报告时，把《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他伙同党内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名字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后来书名改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言论集》，由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出版内部发行(P132页)。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P169页)”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二日，在同林彪等人谈话时说;“老干部整得多了。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P204页)。十月十三日，在主持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些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P205-206页)”。十月二十六日，在审阅《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时，将草案中“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一句中的‘邓小平’三字删去(P209页)。十月三十一日，主持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会议通过全会公报，通过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P210页)。就在这次闭幕会的讲话中，毛泽东还专门谈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P212页)。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在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初稿时，毛泽东说;“我历来不主张把邓小平和刘少奇弄到一起”(P233页)。一九六九年五月五日，阅邓小平来信说：九大开过了，不知是否已到对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对此，我完全静候党的决定。毛泽东批示;“林、周及在京政治局各同志阅(P249页)”。十月下旬，阅汪东兴转报邓小平十月二十一日来信说，第二天就要离京去南昌，并汇报了自己到南昌后的打算(P273页)。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在开封含冤去世，终年七十一岁(P237页)。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问：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毛泽东说：嗯(P357页)”。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在同南萍等军队干部谈批陈整风说历史问题时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P401页)。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还为党做点工作。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P416页)。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阅邓小平八月三日来信，据查，其信中有几段话：“前天(　8月1日　)，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毛泽东阅后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P445页)”。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纪登奎、汪东兴转发告毛泽东意见要让谭需震林回来，信中还要纪、汪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曾提过几次。二十七日纪、汪报告周围恩来：邓小平仍任副总理。周阅后表示，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P459页)。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阅周恩来报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稿，这个决定三月十日发出(P471-472页)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江青、李先念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三月九日，毛泽东同周恩来、邓小平谈话，同邓小平握手时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起他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邓小平说：‘等待’。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六年后第一次会面(P473页)。

　　从以上过程，就可以看出，六年多来，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是情有独钟，一直是真心诚意地原谅他、保护他、要他‘忍’，‘不要着急’，向他交底;‘刘邓可分开’。虽然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头面人物，但他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群众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受到很好的保护。这在高层领导干部中是屈指可数、极为鲜见的。邓小平退出领导岗位以后，毛泽东又不惧阻力重重，不惜千言万语，只要有机会就为他说好话，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才终于有了让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邓小平是恩重如山的。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又一再提携他，重用他，说他‘人才难得’，周恩来重病以后，毛泽东把党、政、军大权全部交邓小平掌管，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却立马违背了自己信誓旦旦的诺言，以‘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拒绝了毛泽东要他主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工作(P625页)，却另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在实际工作中推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支持有些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P614、619页)，因而引起党内外的不满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作第一次检讨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园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一九七六年一月三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作第二次补充检讨，其中说：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请示主席，也没有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P634页)。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代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专管外事。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二月二日，经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P635-636页)。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实际上这是党内外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化，四月七日，毛泽东听取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后说：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好，性质变了。当天，政治局作出两个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P646-647页)。邓小平复出后的这一段时间，违背自己的承诺，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终于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四，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的，但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篡党夺权，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在《年谱》六卷中，对林彪的活动记载得比较详细，与林彪事件后公布的材料大体相同，没有更多的新内容，所以没有必要加以引述。从建国后的历史看，林彪长期称病，没有工作。虽然表面上他一直在休养，但却时刻在窥测政治动向，以求一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更是表演得淋漓至尽。一是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什么顶峰论、天才论，大树特树、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等等，受到毛泽东的反对和批评，另一方面又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二是大念‘政变经’，以种种籍口和理由打击、迫害、排挤一大批与他派系不同的老干部，把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拉帮结派、争权夺位的政治大博斗，他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破坏者。毛泽东对他这些阴谋活动，早就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几年来采取了种种措施对他耐心劝导，批评教育、挽救保护，等待他回心转意。但他却恩将仇报，竟然急不可奈的抡班夺权，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就仑惶出逃，叛国投敌，摔死于国外。林彪集团和暴露和覆灭，一个曾经的开国功臣转变为叛国逆贼，证明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