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是在北京的另一个综合医院。它有大约八百张病床，十三个科，二百五十一名西医，九名中医，二百五十四名护士，十一个病房。每天要接待门诊病人二千五百人至三千人。这所医院原来是苏联人建造的，医务和管理人员也是苏联人，当时称为中苏友谊医院。在文化革命中改称“反修医院”，现在叫友谊医院。

　　在参观病房之前，我们在一张长桌旁坐下来，同座的有：北京卫生局革命委员会代表王康久;医院军宣队的两名负责人(即革委会领导人);著名的儿科医生，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炜逊，他以前是医院的副院长，现在在一个外地公社的“贫下中农”生产大队劳动(是请了短假到这里来的);另外还有十位医务工作人员和革委会成员，其中有五位妇女。

　　在听取革委会讲述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以前，回顾一下人民共和国在二十年前继承下来的卫生问题之严重性是有益处的。我要再一次依靠美国公共卫生署威廉·Y·陈医生向一次美国医生组织的讨论会提出的有文件证明的报告。

　　“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他写道，“医疗卫生组织尚在幼年时代，远低于现代标准。贫穷和疾病是常事。”每年死于“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有四百万人，并有六千万人需要“日常治疗设施”。陈医生对中国的需要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个问题的广度，他认为“最低标准”是每一千五百人有一个医生，每一千人有五张医院病床。

　　“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总人数(1949年)，估计只有一万二千人;这个国家每年只能向大约五百所医院提供五百名医科毕业生……。”医院的病床总数是七万一千张。

　　“因为在农村地区的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付不起私人医药费，对这种悲剧的唯一及早解决办法，据信是一种由国家(或社会)供应医药的制度。”早在1937年，中国的著名医生们就持有这种主张了。而“县保健中心制度的想法，则大都是受过美国训练的医生们所计划、形成和实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仍生活于中国，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骨干。”

　　在头十年中，符合西方条件的医院病床和医生，增加了四倍到五倍。这还远低于陈医生的“最低标准”，但他说，“卫生、保健教育和预防工作的改进方面已有很大进展。……斑疹伤寒、回归热及其他必须‘通知’或‘报告’的传染病，已经受到控制。在控制主要寄生虫病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几百万患疟疾病的人得到了治疗，其发病率显然已下降到不到百分之三的水平。……”并且治好了三千六百万钩虫病患者。

　　革命后七年就访问人民共和国的英国医生们，带回了使“中国通”吃惊的报告，这是一个有关“对苍蝇的成功控制、整洁的街道和家家户户非常清洁”的报告。利物浦热带医学院院长布赖恩·梅格雷思教授，把村卫生委员会的群众工作和街道卫生描述为“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任何一个了解过去中国农村肮脏情况的人来说，下面引用的一节是特别引人注意的：

　　“一种经常在进行的进一步控制(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的方法，说明了已经达到的普遍协作的程度。直到人造肥料能够以十分巨大的规模发展之前，人的排泄物依然是最便宜和最宝贵的肥料。幸而危险的血吸早卵在粪便中如果不与水是活不长的。因此只要把粪便保藏好就不会传染。由于高明的宣传，粪便的这种必要的保存已成为一个经济的和社会的事实了。现在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厕所，一只手提的色彩鲜艳的桶。每天早上，把桶里的东西倒在公用的陶制大容器里，装满之后把容器密封，经过适当的时间使发生的氨起杀死虫卵的作用，然后这些就可以安全使用于农田。家庭粪便的收集因为付给代价，所以是有保证的，根据年龄每人一天多少钱，按比例付给家庭。这个办法也被用来控制渔民对河水的污染，现在每条渔船都有收集粪便的桶，被看作是一项收入来源。”

　　感到惊异的不仅是“中国通”而已，我在1960年问过善良的基督徒林大夫，使她感到最出乎意外的革命成果是什么，她喊道：“苍蝇!我从没有想到他们能把苍蝇去掉!”

　　到1970年，一切流行病和传染病，包括血吸虫病和麻疯，都已消灭、被控制或者减少。性病已在二十六个省里(即使在西藏也受到了控制)绝迹(信不信由你)--因此，北京皮肤病研究所的性病科已经撤销了，马海德医生作为一个临床医生，也就能够完全应该地半退休了。小儿麻痹症、麻疹、伤寒和斑疹伤寒，由于疫苗和卫生措施，已经得到预防。1969年，在反修医院看病的大约九十万病人中，只发现两个赤痢病例。当然，死亡的两大原因是心血管病和癌症。

　　现在，再回到前面讲过的北京卫生局的王康久医生。他的职责及于整个北京市特别行政区，有大约六百万人口，包括郊区十个县、二百八十个人民公社。这里共有十七个市级医院和三十个区县级医院，病床总计二万九千张，公社和工厂诊所的病床未计在内。这个地区有医科大学毕业生八千六百人--1960年以来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九，另外还有中医二千人左右。

　　关于最近的“革命变化”，王康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事实：

　　“毛主席在1965年说过：‘卫生剖城市老爷部。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人们已习惯于在指挥时把语录当作政策一样来背诵。)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思想。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北京已有三千六百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我们还把六千名医务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四百三十个巡回医疗队，派到四川、云南和内蒙古去。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干部轮流参加这一工作。

　　“这个地区有一万三千名赤脚医生，男女都有，平均年龄二十岁。他们在卫生学校或医院附设学校接受三个月的训练(西医和针刺相结合)后，回到公社在当地卫生院的辅导下工作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小病由他们在病人家里或生产大队的卫生所给以治疗;比较严重的病号送到公社的卫生院。现在只有疑难重症的病人才送到城市的医院去。”

　　除训练赤脚医生外，所有的医院还培训隶属于邻近地区或工厂诊疗所的红卫医，并为人民解放军培训卫生员。北京有二千一百六十四名部队的卫生员，在市内的三百三十五处急救站“为人民服务”。反修医院目前正在培训四十一名这样的青年，为期三个月。它还派出八名工作人员参加一支五十人的医疗队，去几内亚从事医疗工作。

　　“去年，这个医院有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我们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员经常分批到田间工作。巡回医疗队的任务是：直接为群众治病，提供预防性和医疗性服务，而以‘预防为主’;培训当地的基本医务人员;促进计划生育;提高现有服务水平和公共卫生工作;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和批判资产阶级作风，以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它以自己的福利基金(由劳动人民缴纳一部分)给社员提供健康保险。在城市，医院同工厂和其他组织订立劳保合同，费用由它们的福利基金提供，并由国家补助。劳动人民只付伙食费(一天合二十到三十美分)，住院的一切费用则不需缴付。

　　我转向从农村回来的张炜逊，他很瘦，皮肤呈古铜色，两鬓已花白。三十多年前我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是该校的一个医科学生。他在美国学医，后来回到中国来工作。我们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的英语仍讲得很流利。

　　“老张，”我说，“你是怎么离开北京的?”

　　“我是我们医院到公社去的九十六名医务工作人员中的一个。现在我在大兴县采育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这个生产大队有八百人。”

　　“谁派你去的?”

　　“谁也没有派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去同农民结合，改造我的思想。以前我是这个医院的儿科主任兼副院长。文化革命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反动的。在巡回医疗队工作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农民是多么需要医药和医生啊。我是作为一个干部下去参加体力劳动的，但农民知道我是一个医生后，都来找我治病了。”

　　“最初他们叫我‘先生’，把我当知识分子看待。当他们要我治疗时，就说‘请您’。耕种和收获季节，我白天黑夜地同他们一起劳动。现在他们叫我‘老张’，我们都一样了。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我决心在那里过一辈子。过去，我脱离政治，脱离群众。我也不懂针刺，不懂中医。现在我已经学了一点，发现它很顶用。这样我就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不再留恋城市生活了。我正在为需要医生的各地培养青年医务工作人员。有着广阔的前景。”

　　他的家人呢?他们仍在北京。他每月回来探望他们一次。当新的党组织需要他时，也许会把他再召回城市来--当他已经把青年人培训好，能接替他在生产大队的工作时。也可能他的家搬到农村去同他住在一起。

　　以上所述，是我同医生、赤脚医生、护士、病人和医务界革委会委员们进行的许多小时谈话的摘录，它也许至少可以表达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一些概念或气氛。在这个时代里，注意力已从享受特权的城市及其以自我为中心的专家主义转到内地的田间和农村去了。全国约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民是住在那里的--而中国共产党人的权力就是人民给的。

　　“农民都全心全意地热烈拥护毛主席”，老张说。在我到过的十一个公社里，我没有听到过和这相反的话，但也不应得出结论说，他们全都已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模范了。毛对农民在灵魂深处已经抛弃如他所说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并不抱有幻想了。

　　本文出自《漫长的革命》，破土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