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一文，原载于2020年出版的《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卷，对于研究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以及中美战略博弈和台湾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现经作者重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发布。修订版全文约8.7万字，拟分四篇连载，第一、二篇已发（见【相关阅读】），此为第三篇。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四、结论和启示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截至20世纪90年代）
在目前东亚主要国家既定国力和版图不变的前提下，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东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东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3.东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下）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二战后真正的美国对华冷战政策是以军事手段为依托的全方位立体打压新中国的政策，在实践结果看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政策。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它包括：美国对新中国人民政权颠覆的失败；干涉西藏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政策的失败。以下我们重点分析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军事包围及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失败的原因。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中提出“我们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判断上。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现在的强烈亲苏的政策不仅对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对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外部遏制，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分，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并没有沿着英国的思路，而是沿着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思路从1949年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后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就对中国禁运发表谈话说：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和北朝鲜有些东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国外供给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致实行完全的经济禁运就可以使在朝鲜的战争停止。
但贸易事关各国切身利益，因此，随着禁运的强化，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少，参与禁运的各国家对美国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也同步增加，导致禁运如同虚设，最终不了了之。1951年初，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便遇到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这在2月份美国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中已有披露：由于军事形势的差异和中国经济的特性，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实施的贸易管制有很大不同的贸易管制政策。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采取的选择性出口管制政策不同，我们实际上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出口与进口）和金融往来。
就这项政策而言，西欧和联合王国仅仅在很少方面与我们协调一致，而世界各原料产地几乎没有与我们一致的行动。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的《特别评估报告》就出口管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评估，结论认为：1．目前自由世界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管制，未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这些管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共产党中国经济潜力的发展。
2．即使扩大和加强目前的管制，达到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苏联集团可能会承受这样的代价：在不减少军事物资输入的情况下，满足共产党中国重要的非军事需求，只要西方船只仍能够被苏联集团租用，以满足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航运需求。
3．海上封锁行动及完全禁运可能迫使共产党中国的几乎全部进口都依赖于来自苏联的陆上输送。如果不把旅顺和大连包括在内，这样的封锁行动不会奏效。
4．海上封锁将使共产党中国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并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显著地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或影响到其政权的稳定。……
5．禁运措施和海上封锁，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铁路和水运系统中关键地点有效和持续的轰炸，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并使维持其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极大地恶化。然而，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空中轰炸。（言下之意，后一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笔者注）
6．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可能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军事行动方针产生显著的影响。
半年后，也就是1953年3月9日，这一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情报机构的一致同意，并增加一些更为肯定的判断，认为“我们相信，目前共产党中国内部的政治控制极其牢固，这些经济困难不会危及中国的统治”（第3段），“我们认为，封锁本身不会使共产党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第4、6段）。关于对中国贸易管制的范围及其效果，该报告第9-11段作了详尽的叙述：9. 苏联集团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出口管制。自1950年12月以来，美国一直维持着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航运的完全禁运，及对共产党中国美元资产的管制。加拿大、日本、国民党中国及菲律宾采取了几乎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严格控制本国船只向共产党中国运输物资。联合王国已禁止或限制种类广泛的战略物资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胶。1950年7月，贸易统筹委员会的西欧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早先针对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家采取的选择性禁运。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者后，这些国家对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施的管制比对与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贸易实施的管制更为严厉。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禁运三份国际禁运清单上的所有物资，以及对共产党中国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其他16类物资。为制定适用于远东的国际出口管制计划，1952年秋建立了一个与贸易统筹委员会平行的中国委员会。其他许多国家也遵照联合国1951年5月通过的额外措施决议，采取行动限制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战略物资。1951年秋制定的《巴特尔法案》通过持续提供美国的援助，加强了贸易统筹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禁运，这些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受援国予以合作，对向苏联集团（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供应战略物资的行为进行管制。
10. 然而，各国采用的禁运清单和采取的管制措施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联合王国和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其他欧洲国家所实施的管制相当广泛，但远不如美国实施的完全禁运政策。其他国家（大部分是非工业化及不生产战略设备的国家）对联合国决议的解释难见统一，该项决议涉及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用于生产军用品的物资、汽油及纯粹的战争物资。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仅对禁止战略物资运往共产党中国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诺，而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不愿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的决议，虽然它们已给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战略物资被转口授予中国共产党。关于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橡胶一事，尚未加入联合国的锡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11. 船只管制特别不足。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售船只，并且同意限制向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来，至少有33艘船转而挂上了苏联集团的旗帜。不过，在1951年12月，贸易统筹委员会加强了售船限制。美国单独对船只买卖、修理和添加燃料实行全面的正式管制。过去一年间，共有61艘苏联集团的船只（注册总吨位达30万吨）在西方的船坞得到3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修理。只有美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禁止在本国注册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而利比里亚禁止本国注册的船只运载战略物资到共产党中国。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政策不禁止苏联集团租用商船（油轮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轮的命令未见实效。虽然大部分租赁船只未驶入共产党中国的港口，但这些船只被用于西欧、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从而使悬挂共产党旗帜的船只得以直接服务于共产党中国。
该报告“目前的管制对共产党中国的影响”部分的结论相当悲观。在 “经济影响”部分的20-23段认为：20. 工业影响。由目前的管制造成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进口限制，并没有削弱其工业生产。事实上，由于从苏联集团的商业进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产党中国现有的设备和库存物资，中国的工业生产一直在持续发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贸易管制不生效的话，其发展规模可能会更大。
21. 对铁路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尽管没有扩展到在无西方管制的情况下应有的水平，但其能力与性能已稳步提高。管制措施已使中国不能从西方进口机车、货车、火车零件及铁轨。然而，苏联集团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此类物资，加上当地生产的，已能保障现有设备的持续运转和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展，尽管此类物资在朝鲜消耗较多。
22. 对国内其他运输方式的影响。主要由于苏联卡车和汽油的进口，1952年共产党中国的汽车货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机动车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当大，这表明苏联集团的援助赶不上共产党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制已使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允许悬挂本国旗帜的船只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海岸贸易，所以海岸运输没有受到西方管制措施的显著影响。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对外国船只海岸运输的要求似已放松，中国共产党对内河和海岸运输需求的增长部分可能由他们自己的船队来满足。
23. 总的经济影响。尽管与西方贸易有所减少，过去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经济重建、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能力方面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共产党中国外贸净收入的减少，应视为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用来投资的资源的减少。没有西方的贸易限制，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进步可能比实际取得的进步更大，而且能够在苏联集团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
24. 陆军。虽然西方的贸易管制使共产党难以获取某些重要物资，如抗生素及其他药品、通讯器材和橡胶制品等，但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未受到西方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共产党中国仅生产轻型陆军装备和物资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军火工业所需原料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铜和锌，苏联的大量供应足以满足中国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苏联提供大多数重型军事装备、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以及在朝鲜使用的大部分轻型装备和物资。
25. 空军。由于苏联事实上向共产党中国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喷气燃料在内的所有飞行装备和物资，故而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空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实施管制的整个时期，中共空军一直在增加飞机数量和空战能力。
26. 海军。由于中国共产党海军主要由原来外国的海军舰艇组成，所以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几乎肯定阻碍了中共维修和保养海军舰艇的努力。就我们所知，苏联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少量小型军舰，这迫使中共几乎完全依赖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舰艇。
在最后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部分——这也是报告的核心部分认为： 27. 西方的贸易限制未明显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实际上，管制措施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国内宣传中，作为西方对华敌意难消的另一证据，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更为严厉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借口。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战协议签订（7月27日）整整两个月后，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提交的《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该报告对美国对华禁运效果有十分详细的披露： 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劝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
大多数西欧和亚洲的主要贸易国家不能采纳美国的立场。这些国家虽在战略物资的禁运上合作，但一旦禁运涉及棉花、肥料、纺织品、纺织机器、染料、药品之类的货物，它们就不愿断绝其对华输出。我们不必推断这些政府的决心不及美国真挚，我们只须说，它们是处于不同的环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问题。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深感它们对于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性。它们辩称，它们不但在对华出售非战略的出口货上获经济利益，而且在从中国换来的进口货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航运服务上得到经济利益。它们辩称，这种贸易是有利于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机器的。有些人还辩称，保持中国与西方间坚强的经济联系是明智之举，这样可以减少中国对莫斯科的依赖，也许有一天会把毛泽东变成铁托。一部分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受一件事实的影响，即它们和美国不同，它们已经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
因此，我们大多数盟国继续运出它们认为是非战略的物资，以换取中国的货物。1952年自由世界输往共产党中国的货物约值2亿5700万美元。1951年为4亿3300万美元。1952年的减少是由于种种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运战略物资以及共产党中国在1952年上半年对于西方贸易表面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国人试图改变其贸易方向，从对自由世界的贸易转而为对苏联的贸易。他们改组其对外贸易机构并加以集中，同时还举行了“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有一部分是反对“外国人”和与自由世界的贸易的。1952年中国向后转，在秋季他们又复积极谋与西方贸易。这一运动在1953年的统计里便开始反映出来了。
1952年所有对华输出的自由国家中，香港以输出9100万美元（1951年2亿8100万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输出的主要项目——多半是其他国家的转口货——如药品、肥料、染料、毛条、纸和纺织机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输出价值8390万美元原棉。锡兰以价值2600万美元的橡胶交换中国大米（橡胶是战略物资，但劝说锡兰勿运的努力失败了）。联合王国运出价值1280万美元的杂项物资，以钠化合物（如苛性钠）、肥料、毯子、毛条、纺织机器等为主。其他各国的先后次序为：埃及（棉花）、芬兰（纸张、纸浆）、印度（黄麻制品）、瑞士（染料、纺织机器、药品）。
与输往共产党中国2亿5700万美元货物同时，自由世界从中国输入货物约值3亿4500万美元，主要的项目有：大豆、干制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铁砂、谷类和猪鬃。香港输入1亿4500万美元；马来亚4000万美元；印度3200万美元；而美国居第四位，输入2770万美元。其余各国的先后次序为：西德、日本、瑞士、联合王国。日本进口达1500万美元，虽然该国经慎重审查后的输华货物仅略逾5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依赖自由世界的货物。他们在1952年中从欧洲的苏联盟国获得的货物数倍于从自由世界所获得者。由共产党国家输华的货物，包括武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多半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的。中国共产党宣称，和苏联集团各国的贸易在1950年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许多国家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在1953年头几月续有增加。例如香港、锡兰、西德、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该年的货运率便高于各该国去年特别低的货运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输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个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难断定——继续下去，则1953年的输出总值将达3亿7500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将高于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并非由于对战略物资贸易的管制有所松弛。该年上半年战略物资的禁运是加紧而不是放宽的。1953年的增加系在非战略物资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放弃了不愿和西方往来的态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订购各自由政府一向愿意输出的货物。
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月间就任以来所遭遇的多方面的远东问题之一。
美国自1949年开始的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且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的时期。其实，美国的上述评估报告忽视了一个对西方世界最致命却对中国成长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正是西方对华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全面禁运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才使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最为艰难的所有制改造的任务。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同一天，中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中发展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使新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泽东就此对周世钊说， 我们志愿军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狈逃窜。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个战争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可以说，我们这回抗美援朝的战争是打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一个美国的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及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支持：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而西方在同时期实施对华经济禁运恰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进入“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的历史进程，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么彻底，而庞大的私有权的保留又会在庞杂的产权交易中大量截流并由此耗掉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与两极分化同速扩大的问题。如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加紧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快军事遏制中国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但美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立，1955年4月就接纳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仅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评而且在东南亚集体条约国家中消释宿怨，使美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意在封锁中国的链条反倒成了反帝前线。会议4月28日结束，29日美国白宫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影响，国务卿杜勒斯正话反说，认为：亚洲的友好国家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惊奇，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获得周那样的个人声望。结果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识，这在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
杜勒斯承认周恩来在会上获得了“个人声望”，这实际承认了中国通过会议获得了国际声望。这也同时说明1954年9月由美国拼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在半年后就变成一堆废纸。白宫内阁会议几天后（5月5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就万隆会议向国务卿杜勒斯做工作汇报时便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他认为：
会上真正的斗争不是体现在演讲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很明显，大家不愿普遍攻击国际共产主义，也不愿揭露其性质。
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现在有三点是清晰的：1．对美国来说，目前不与共产党中国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2.对美国来说，要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难的；3.对美国来说，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
再看中国西部边陲，美国1955年 2月主导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反倒乱了美国的阵脚。就在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即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先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由于签订地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以一般称之为《巴格达条约》）。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格达。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自然也动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0月，该条约组织总部被迫迁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双边防御协定，所以美国在该组织中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常设委员会。同月，伊拉克卡赛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该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1年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到惨败并失去东巴基斯坦，其间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中央条约组织”及对巴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的实质性保护，这使巴基斯坦深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苏联对巴北方邻国也是大兵压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接着土耳其也步其后尘。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国代表在会议上决定，中央条约组织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转而与中国结为战略性合作关系。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搭起的自东到西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遏制新中国的体系，因美国无力“维修”而链断环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公告：“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同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对此，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10月12日，艾奇逊致电部分驻外使领馆馆员称：“美国的观点没有改变（国务院5月6日及6月10日通电已经阐明）。中共‘政府’的宣布成立早在意料之中。美国认为，此举并未给非共产党国家考虑承认问题带来任何特别的紧迫性。但是，局势的发展确实表明了有关友好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共同态度的必要性。为此，美国政府强调，在各有关友好国家的政府朝着承认方向采取明确的或独立的步骤之前，有必要充分地交换意见。”此前，也就是在5月3日美驻华使馆在发给艾奇逊电文中均认为：“要想有效行动，我们必须至少得到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公约的成员国政府，尤其是英联邦国家的政府，不得为了暂时的表面上的经济政治利益，而过早采取承认行动。”5月13日，艾奇逊复电强调：“国务院继续坚持过去的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强烈地反对任何国家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认共产党，而且应当继续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认同（尤其是英国），以便有望在这个问题上结成联合阵线。”6月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勒给国务院的电文中表示：“英美共同认可的政策要求共产党对美国采取主动，这是惟一应遵循的路线。”然而，对于美国政府这些建议，英国、印度及西欧国家最先不买账。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10月17日，杜鲁门与艾奇逊谈话时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11月1日，英国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进一步解释道：只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因此，出于政治的、现实的原因，英国政府倾向于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贝文先生认为，考虑到中共政府所控制的中国领土的数量和这一控制的稳定性，同时又考虑到国民党人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小部分以及它控制的脆弱性，在目前形势下，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并不能被视为有违国际法的原则和实践。可以断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抵抗现在显然已无望，它在大陆上对任何中国领土的控制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贝文先生认为，给予中共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在法律上是正当的。
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等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亚洲国家和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的同时又与苏联开始全球争霸。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包括英法在内的世界反美反霸的浪潮。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大多并没有追随不可一世的美国，而纷纷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大丰收的背后，除了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推动之外，还有英法国家反美的“影子”。与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英联邦国家比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一样，六七十年代非洲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多是与英国政治联系密切的国家。（见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建交资料，可以看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时间选择上有下列规律性的梯次排列：1.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最早给予新中国以外交承认，这是共同事业的需要。
2. 中国支持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的政策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比如1956年埃及与中国建交正值其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前夕，就是需要中国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些反殖反帝的政权组织在取得国家独立后也与中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
3. 在新中国外交地位提升的历史进程中，英、法、美各自势力范围的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是有时间差的。作为英法传统势力范围的亚非地区和作为美国势力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在回报中国外交的时间上正好形成梯式错位。
在中国最困难，美国对华遏制最紧的五六十年代，英法势力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承认中国的较多，时间上也较早。比较典型的是印度。1950年1月26日建国，4月1日印度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地位。当时有几个“藏独”分子闹事，美国希望印度给“藏独”以军事支持，印度的冷漠态度令美国一筹莫展。可以设想，印度的这种外交选择固然有本国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后面不能没有英国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知道，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在1949年10月6日向周恩来提议了“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以至使杜鲁门埋怨：“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不仅如此，英国在印度与新中国建交后3年即在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的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不管英国人怎么解释，英国人曾于1902年利用日本牵制俄国的外交策略在此已表露无遗。在二战中与美国合作吃了大亏的英国，在战后采取了暗扶中国以牵制美国并由此减轻美国对欧洲控制的策略。继英国之后，即1964年法国对深陷越南战场的美国“落井下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较早承认新中国的都曾是欧洲，尤其是英法势力范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60年代美国对亚洲军事控制加深，此间承认新中国外交地位的国家则在英法势力范围的非洲地区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却处于美国控制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则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五六十年代，承认新中国的只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古巴一国。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少数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大部分中小国家则随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这说明拉丁美洲对华外交开放后面有着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子，这正如亚洲、非洲对华外交的开放后面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样。而造成欧洲这种世界范围的与美国进行暗中较量的背景则是英法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利用吃亏的经验：其间美国利用欧洲的困境扶持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权并最终击败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体系。对美国东亚对华外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后的冲突。首先美国不同意参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内的五大国会议来一般性地讨论世界和平问题”。法国和英国则主张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此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特意于4月中旬去伦敦和巴黎，要求英法等国针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发表宣言“表示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行动，以反对中国继续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如果中国不停止援助“越盟”，就威胁要“对中国海岸采取海空军行动”。此要求遭到英法的拒绝。4月22日，杜勒斯在北约会议上再次要求英国参加联合行动，随后不久又建议以美、英、法、菲律宾和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的名义宣布，为了“共同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不惜使用“最后军事手段”。美国的这些建议均遭英国的拒绝，并且“英国的态度很强硬”。会议期间，英国政府发言人认为，英美之间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意见分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马歇尔曾通过扶持苏联压缩欧洲的战略空间，后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反制苏联，现在英国和法国人则“请君入瓮”：利用美国人解放了的民族自决权，在美国最困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是在亚洲印度，后在非洲，自己则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通过扩大中国的外交空间对美国形成巨大反制，并通过这种反制继续维护其殖民利益。由上可见，在中国突破美国对华外交封锁的斗争中，除了主战场中朝、中越人民的英勇作战及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支持外，英法等国家构成的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霸权主义的矛盾也是造成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对华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对此，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过明白的分析。他说：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鲜占去了，把台湾占去了，把菲律宾占去了，泰国变成它的了，巴基斯坦变成它的了，还有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国家呢？过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鉴于对英法等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分析，毛泽东开始注意中国与英法等西欧国家联手削弱美国的可能性，1960年5月27日，他对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说：“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就不可能改变局势。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蒙哥马利赞同但又表示害怕美国的报复，毛泽东说：“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的结论是正确的；由此我们不得不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此外，就连龟缩台湾的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54年7月8日，他请美驻台“大使”转告艾森豪威尔：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支持美国主导的远东任何区域防御体系，“当然，他们可以被包括其中，但是，要求它们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就像是与虎谋皮”。如果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进行的自北向南的军事围堵，美国拼凑的从东、南、西三面封锁中国的各式条约组织则是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双重遏制。在这铁桶似的“包围”中，美国还针对中国采取干涉、分离、制造动乱等政策，试图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如果说前两种是用于遏制中国的两条主要战线，那么后者属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条战线，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国配合东亚战场从西面侧翼牵制中国的重要举动。二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官员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认为：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
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提醒：“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并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如下理由：（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
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鉴于美国、英国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及西藏的政治形势，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中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1950年3月1日，美国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开始试探向印度提出“美国和/或英国与印度合作满足西藏的要求”，并致电美驻印使馆要求向印度表达“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月8日，亨德森致电艾奇逊披露，英国不断鼓励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扩大军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满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实质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项目”。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旋即出兵朝鲜，7月22日，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要求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和资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意帮助西藏”。9月9日，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见”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并对“美国主动提出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达了“西藏想要的是独立”的迫切愿望。在得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对西藏“独立”持消极态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问题上洗手不干了’”的报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和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美国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10月31日，亨德森会见印度外长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准备撤回在拉萨的印度代表团，尼赫鲁指示“给在印藏边界西藏一边向西藏军官提供军事训练的印度官员”，“继续他们的工作”；同时也告诉亨德森：“目前美国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行动会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机会重新指责大国对西藏不怀好意，让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对西藏的进攻在共产党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分裂。”巴杰帕依告诉亨德森：“即使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分裂，也显然来自于事件的推动，不是来自于外部大国的帮助。”11月3日，亨德森拜见尼赫鲁“希望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鲁再次明确告诉他：“美国现在什么都不做，少说一些话是最有帮助的事情。”10月24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的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争取起义人员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2/3，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但美国并未至此放弃颠覆新中国的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在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同时，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现在应该：
a. 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决定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 195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动乱，蒋介石集团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会谈中承认：去年秋天以来，他“继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反共活动。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但其他国家对此则很少注意。从5月份以来，这些反共活动几乎已成了既成事实，这促使共产党采取严厉手段”。与美国决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遥相呼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即《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并诬是解放军所为，并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 与1950年“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动是配合美国朝鲜半岛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1959年西藏叛乱也是美国即将大规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动，遏制中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叛乱期间，“藏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1959年4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韦什尔•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鉴于西藏抵抗运动最近出现高潮，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导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彻底决裂，我们正在现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制订计划。”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通报“看来康巴地区的起义力量已被完全击垮。拉萨的起义力量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地。”同日，达赖托转“请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答复建议，告诉达赖美国“一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并正在考虑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在内部保留了“承认似乎可作为一种实践措施，但只能是在举措会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热切回应之后，才能加以实施”的考虑。5月5日，就承认达赖“政府”问题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的研究报告建议“我们不应该鼓励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要求，除非我们肯定这一要求将得到很好的回应”；美国“将给予他们的呼吁以同情的考虑，支持寻求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众多的自由世界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合作，就应该给予承认。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我们应重新评估局势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此后，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线。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也制定了长期计划，计划目标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独立，并建立一个反共产党中国的抵抗力量”；“在政治行动和宣传领域，西藏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西藏人和其他国家当中支持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独立，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5913/1号文件中最初确立的美国政策目标，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为此“中央情报局派出小组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同时也认为“西藏人继续有效的抵抗，不仅会给中共造成很大麻烦，还有助于在整个地区保持抵抗的火种”；“这不仅是出于对西藏的人道主义考虑，也是为自由世界的长远着想”。1960年2月4日，白宫举行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会议，在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关于“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计划执行汇报后，“总统批准按照预定方针继续执行该计划。”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加大实施“西藏计划”力度，每年所需经费173.5万美元，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非中国及西藏的事态发生突然变化，这一有关西藏的长期政治计划的开支预计不会超过这个数字”。1966年，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国及西藏的事态”确实“发生突然变化”并对美国的“西藏计划”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968年年初，美国在越南战场遭到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败局已定，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于1月16日提交的“关于西藏各项行动的情况报告”也对“西藏计划”作出极其悲观的评估，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蔓延到西藏，这包括内部交通、通讯、旅行的破坏，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这一内部混乱寻求进一步的自治。中国的安全状况并没有显示出恶化的迹象；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控制，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样广泛深入。西藏领导层已经被清除。由于中国人直接控制当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财产被发现并被消除。
越南战场的失败导致美国在东亚实行收缩政策，中央情报局逐渐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美国对“藏独”支持的年度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
张文木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修订版之一）
张文木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修订版之二）
（未完待续；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原文载于《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卷，参阅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3-309页；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最新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