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30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把新疆作为遏制和肢解中国的抓手，其重要手段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打着宗教、民族和人权的幌子，宣扬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制度，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配合“东突”势力，使新疆成为其攻击中国的突破口。新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侵蚀，有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迷惘、困惑和怀疑，人们对边疆地区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丧失警惕，这些问题不但突出反映在民间、学界和教育界，而且在党政部门也有深刻的反映。

201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把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为新疆治理的战略总目标，强调要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民生工作要持续给力、强化国家认同、做好宗教和谐与民族关系和谐，要久久为功，实现新疆治理的总目标。新疆治理面临着多方面的任务，是长期的和综合性工程，其中意识形态治理是实现新疆战略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必须及早着手，从长计议。本文试就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加以简要总结，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提出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当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问题

新疆周边地区意识形态环境复杂，“东突”势力活动猖獗，对新疆渗透严重。近30多年来，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遭到多种毒素的侵蚀，加上社会快速转型的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从宏观方面看，可以总结概括为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1、“东突”势力在意识形态上渗透严重。“东突”势力是危害新疆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为害最烈。其危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长期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下简称“双泛”），严重影响新疆部分维吾尔族群众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社会主义价值的认同。二是鼓噪分裂主义思想，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分裂中国是近百年来“东突”势力的迷梦。长期以来在不同国际势力的操弄下，“东突”分裂主义思想时隐时现，但是从未断绝，严重影响国家统一，影响新疆广大维吾尔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三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侵蚀严重。最近30多年来，国际宗教极端主义渗透新疆，特别在南疆地区生根和传播，煽动宗教狂热思想，鼓吹“圣战”论，成为“东突”暴力恐怖主义滋生的直接因素。

“东突”势力的这些思想，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危害极为严重。毛泽东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东突”势力的核心是要分裂中国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因此它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其分裂主义意识形态。除了前述影响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历史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外，还挑起民族仇恨，割裂民族关系，侵蚀维吾尔族传统文化与习俗，剥夺青少年接受现代教育的权利，阻碍维吾尔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宗教至上论干预政府行政与司法，大肆攻击国家的治疆政策。近几年新疆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和干预治疗的阵痛期，其深层原因正是“东突”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作祟；从另一方面看，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的原因也正是缘于此。

2、面临着“西化”与“分化”问题。新疆地处祖国的大西北，与8个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差异巨大的国家接壤，处于不同文化的衔接带上，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激烈，是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地带。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扰乱新疆，为中国制造麻烦，“双泛”主义思潮就是典型。最近30多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把新疆作为遏制和肢解中国的抓手，其重要手段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打着宗教、民族和人权的幌子，宣扬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制度，企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使新疆成为其攻击中国的突破口。

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西化”和“分化”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不但是其意识形态领域全面侵蚀中国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扶持“东突”势力的手段，因而也使新疆意识形态更为复杂，斗争更为激烈。

3、新疆意识形态面临着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除了前面所述两种敌对性意识形态外，新疆和内地一样，也处于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问题复杂。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一方面，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化，既有的利益格局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社会处于转型中，这些变化都会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思想；另一方面，境外不同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传入新疆，对既有的、较为单一的思想意识产生巨大冲击，特别是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境内封建主义思想沉渣泛起，作为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新疆，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例如，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论、公民社会论和新闻自由等错误思潮，都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对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的重大干扰。[2]这些西方思潮在内地形成一定气候，自然会影响新疆意识形态领域。

这种社会与思潮的剧烈变化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极大的冲击。首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受到侵蚀，有些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迷惘、困惑和怀疑，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理念和信心。其次，消弭人们的意志，迷惑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耽于安逸，对边疆地区复杂的意识形态环境丧失警惕。这些问题不但突出反映在民间、学界和教育界，而且在党政部门也有深刻的反映。

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化的现状，既有极其顽固、激烈的敌对性意识形态的攻击，也有“柔性”敌对意识形态的侵蚀，还有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波动。凡此种种形成新疆纠结复杂的意识形态现状，深刻影响着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治理必须面对的深层问题。

    二、新疆意识形态问题出现的原因分析

如何认识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从改革开放之前稳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如此复杂的局面？下面试从治理的角度加以初步分析。

新疆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最近30多年来产生和凸现的，此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期，笔者认为境外思潮的渗透、指导思想的模糊和政策失误构成新疆意识形态治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就境外思潮渗透而言，改革开放使新疆与境外隔离不复存在，新疆周边地区多种思潮渗透新疆。首先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与伊斯兰复兴运动勃兴。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伊斯兰复兴运动高涨，而且极端化发展趋势明显；阿富汗抗苏战争则掀起更为广泛的伊斯兰运动，刺激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其次，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逐步高涨，强烈冲击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随后导致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民族主义趋向极端化。第三，流亡土耳其等地的“东突”势力乘机而入，将各种宣传品传入境内，或者直接在境内外组织宣传“双泛”思想。境外思潮的渗透不但激活境内“双泛”思想残渣，而且形成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思想，严重危害新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从管理角度看，当时对这些问题认识不够充分，管理不够得力。

就政策失误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在纠正冤假错案上，新疆有些政策矫枉过正。例如历史上被判刑的人士并非都是冤假错案，有的确确实实是“双泛”分子、敌对分子，而在纠正冤假错案大背景下，有些处理简单化了，有些人获释后还被委以重任，为那些人祸乱新疆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便利。这些人不但成为后来新疆意识形态混乱隐患，而且还对广大群众的认识造成混乱。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最典型的如叶城县阿·买合苏木，出狱后担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利用此身份公开传教，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先后培养800名弟子，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南疆不稳定的祸水。热比亚丈夫斯迪克也是如此，平反后进入高校继续教书，实则利用大学讲坛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传播“双泛”思想。

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在学术界也非常突出。20世纪80年代，新疆学术界一度反常，有的著名少数民族学者提倡民族文化反思遭到嘲讽打击，而“双泛”思想浓厚的吐尔贡·阿勒玛斯却接连顺利出版《维吾尔人》、《匈奴简史》和《维吾尔古代文学》，其中后两本还被翻译成德文、阿拉伯文出版，极力鼓吹“泛突厥主义”思想。20世纪90年代新疆报刊上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从不同视角宣扬“东突”分裂主义思想，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从根本上看是我们治理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一方面，当时对“文革”的批判和西方自由化的冲击曾导致社会上出现“信仰危机”，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怀疑，这使新疆意识形态治理迷失方向，不敢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对哲学、思想、文化、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表现出进退失据，政策制定和执行失去明确方向；另一方面，全力强调发展经济使人们更多地专注于经济建设，淡化了对意识形态重要性的认识，疏于教育和建设，既有的意识形态阵地遭到冲击，而新的意识形态阵地却建设维艰。特别是，我们忘记了新疆意识形态混乱的核心不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其最核心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反映。无论是将新疆作为遏制中国的抓手，还是作为分化中国的突破口，矛盾的实质是敌我矛盾，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必将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3]因此，不能够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和建设，无异于自卸铠甲，自毁阵地。

      三、加强新疆意识形态治理与建设的若干思考

新疆意识形态领域固然复杂，但是究其实质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问题，是否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4]鉴于此，新疆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抵御敌对思想渗透立足点，作为统领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宝，作为新时期新疆意识形态建设的指针。以此为出发点，就加强新疆意识形态治理和建设提出几点初步认识。

1、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治理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疆，首要任务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曾经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5]邓小平也谆谆告诫全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必须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还指出：“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础。因此，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新疆各民族党员，指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活动，这是新疆意识形态治理与建设的灵魂和基础，决不能动摇和含糊。其次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要深入宣传和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各族人民，扎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锻铸共同的利益体。

2、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普及到新疆各民族中，深入到新疆全社会里。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断提升新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软实力。一是要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经过百余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的融合，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之源，也成为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资源。在新疆意识形态治理与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力的作用，铸造新疆各民族坚定的国家认同。二是要结合新疆文化丰富多样的实际，创作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时代文化精品。新疆自身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多元，既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又衔接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因此新疆要打造出一系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的文化艺术精品，创造出一批文化品牌产品，不但要满足新疆各族人民的精神需求，而且还能更好地向外辐射和传播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疆周边地区形成文化缓冲带，更有效地抵御境外意识形态毒素的渗透。

3、加强文化载体的创新和管理。首先要做好文化载体，要面向境内和境外，兼顾高端和低端。一是要实现文化载体的多样化，既要借助“西新工程”、“东风工程”、“新新工程”、“村村通工程”与“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等项目，大力发展互联网、电视和广播等现代传媒，又要扎实做好利用“乡村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及“流动舞台车工程”等规划，扎实建设好图书、报刊等传统媒介，确实做到新疆文化传播的全方位、全覆盖；要占领新疆文化传播的制高点，使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和中国故事能够走出去，有效辐射周边地区，逐步形成中华文化带，有效抵御境外意识形态毒素渗透。二是加强载体和渠道的管理，形成“攻防并举”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管理体系。要确实保证各种文化载体的有效高效使用，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方面新媒体尤其需要加强监管，做好多语种网站管理，建立政治过硬、攻防兼备的网军，推行“实名制”网络准入管理；创新互联网技术，提高网上有害信息的发现能力和处置机制；打击和遏制有害信息在网上蔓延，确保互联网总体可管可控；要推行互联网管理全国一盘棋，系统管控，不留死角。

4、做好新疆意识形态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首先要建设好“三支队伍”。“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和“宗教人士队伍”是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管理和建设的“三支队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高度重视。这“三支队伍”的建设要从严，管理要从严，惩处要从严，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的建设权要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决不能使国家政府部门、教育系统和宗教寺院为敌对势力利用，这方面教训极为深刻。其次要下大气力强化基层宣传文化力量，建立草根宣传员队伍。要建立宣讲员、审读员、网络管理员、土喇叭、文化能人和文化带头人等基层宣传队伍，解决好基层文化宣传“有人干事”的问题；要以“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为契机，使住村工作组成为现代文化的宣传队、播种机，着重在加强基层文化建设、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上，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化产品的供给以及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上下功夫。

进入新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7]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态势是好的，但是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理论领域到噪音时有出现，具体到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如此。国家对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与管理历来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意识形态建设取得极大成就。当前应对新疆意识形态出现的问题时，既要看到新疆意识形态领域的良好基础和丰富的治理经验，保持坚定信心，也要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充分认识到新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

【注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2]马学轲：《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十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5]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

   [7]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4/01/content_7896535_3.htm），访问时间：2016月6月30日。

    （作者：许建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新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