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国治理，是个世纪课题，是一道难题，也是一道必答题。——题记

当前，外部环境牵扯了我们很大精力，也聚焦了国人几乎所有的注意力。但是，还是那句话，对于大国来说，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内部无忧，则外部无虞！中国的事情，难就难在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就难在治官。

这两年以来，从接种疫苗到拉闸限电，再到当前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一些地方和基层的各种“一刀切”，以及由此引发的怨声载道，都反映出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基层政府和干部的治理能力短板。

随着“准战时经济”成为常态，统筹安全与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新时期的硬要求，加上推动共同富裕、应对外部挑战、打通内外循环、建设统一大市场等等全新的工作，都需要很强的治理能力和现代治理思维，即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种一刀切的懒政式治理，已经远远不适应时代要求了。

斐君之前也在文章里分析过疫情防控下国家治理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具体到治官：不是用力不足，就是用力过猛，是当前基层政府和官员行为的显著特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拉长时间段来看。

2020年疫情最紧张时，由于严厉问责和一堆乌纱帽落地，各级官员变得极度谨小慎微，对于各类潜在风险点夸大其词，以提前甩锅。事事请示、时时请示、处处请示，成为“新常态”。因为请示即是留痕，是报备，出了问题也有大个子顶着。

在我印象中，基层工作中的过度“留痕”就是从那个时候加剧的，留痕既是一种形式主义，也成为基层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上级来检查督查，下级把工作留痕一交一亮，反正我按照你们的要求做了，你问责不到我。一刀切式的懒政和乱作为，也是一样的道理，反正我按照你上级的要求做了，让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对不起，做不到，不冒那个险，不担那个责。

除了“甩锅”和自我保护，还有一种倾向：过去常态下好干事、干事即出成绩的时候，各级都纷纷向上面要权，主动要求当试点，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当前大变局之下，工作的性质和工作要求变化很大，主动作为、主动干事从得失权衡上不划算，于是一些基层乐于将决策权“主动上交”，上一级政府和领导，将面临巨大的决策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决策负担，必定超出他们的精力与能力。这个过程中的信息误差，对形成高质量的决策也是一种妨害和阻碍。如何走出这一循环，考验治理者的智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国治理，是个世纪课题，是一道难题，也是一道必答题。这一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短板，我相信决策层是洞若观火的，相信肯定会有举措出来，这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另外，说几句题外话（其实与今天文章主题也相关）。最近，网上网下都在讨论经济形势，有人提出保经济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解决问题为方向的讨论甚至争论是好事，但是我们要警惕一种倾向，就是把稳经济和防疫情完全对立起来的一种对立思维。这种思维非此即彼，有你没我，不可调和，完全对立。这种讨论持续下去，既无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凝聚人心。不排除有人故意带节奏，故意引发争论。

事实上，对立思维不仅体现在舆论场，也体现在具体工作中。

前两天，官媒一篇评论员文章说，“与一位地方领导交谈，他脱口而出：既要这又要那，做不到啊。这话应该代表了不少干部的真实想法。”

文章继续写道（下面这段话我认为很重要，暗含了对未来大趋势和走向的判断，值得逐字逐句细细体味）：

“我们的工作处于越来越多的两难甚至多难选择当中，处于越来越严格的双目标甚至多目标同时实现当中，这一局面恐怕是今后相当时期的一个常态，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准备。

即使疫情防控的挑战没有了，其他的想到或想不到的挑战也会出现。这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各级干部理解把握、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太平官’不好当了、太平日子过不下去了，而且还可能出现干活可以出活、但也可能成为‘合成谬误’一部分的情况。（斐君注：合成谬误，是最近学术界提的很多的一个词，即每个局部都正确，加起来却是谬误；指从各部门、各局部来看，每项政策都是对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合起来看，当齐头并进地实施时，可能就错了。）

要像习惯于在监督常态下工作一样，习惯于在两难甚至多难选择下工作、在双目标甚至多目标同时实现的要求下工作。”

非常时刻，必有非常之举，必用非常之人。大胆预测一下，用人标准、用人机制、人才选拔机制可能会有大的变化。因为，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不光是体制内，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越是非常时刻，越是人才喷涌而出之时。

最后重复我多次说过的一句话：相信我们民族的脊梁，我们这个民族，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英雄辈出；在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民族精英一定会喷涌而出。这是群星璀璨的时刻！相应的，不符合历史大潮和时代要求的，都将被大浪淘沙。这是空前的新陈代谢的大时代！

作者：夏斐君  来源：斐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