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从因到果，中间有个”缘”，若无必要的条件，病毒不可能施威。西医是针对因，即针对病毒本身，想方设法防止病毒传播或杀灭病毒，及时隔离非常必要，但杀灭的结果是杀而不灭，反而加速了病毒的变异，使再出现的疫病更加凶险，大量消毒液的滥用，破坏了原有的菌群平衡，还有可能形成更难治理的菌群污染。

其二，广泛地服用中药，从上到下，人人服药。被封闭的隔离区内的师生员工，小汤山的护工和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等，服了我们配制的中药连疑似都好了。我们的员工没有宅在家里，相反有时，员工自己连老妈老弟都请来了，大家昼夜加班熬药，为避免上火，中午喝一大碗白茅根荸荠冰糖绿豆煮水，熬夜后吃半个西瓜，清除内热，最终无一例感染。只要是真的中医，开出预防的方子并不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用整齐划一，预防效果不会差。

其三，发烧是人体的抵抗和协调的必须。要战胜侵略者就要调兵，要增加白血球就必然提高体温，只盯住退烧，无异于在大敌当前时撤兵。只退烧而未退病，以退烧为指标，安得不反复？况且病毒感染的疾病有的没有白血球的增加，并不一定发烧。

其四，非典那年，北京四月最早开始以中药预防的，是国家机关。在五月初吳仪同志召开中医专家座谈会，在此之前，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中医专家就已经纷纷上阵，献方献策。尽管北京各医院几乎把世界上的呼吸机搶购一空，但真正用在非典上的很少，直至非典结束也没见到一篇论述呼吸机治疗非典的成功案例。明明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中医药，后来的舆论却是西医，因为不能埋没冲在一线被感染而牺牲或导致骨股头坏死的医护人员，不能不宣扬这种精神，而忽略中医成了常态，最多只是勉强提句”中西医结合”，由于没有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医药的作用，致使这次疫病几乎是重蹈复辙。

其五，非典时期没见到这么严格的隔离和管束，大家自觉地戴口罩，没有强制；各单位自动取消会议，自行安排放假，没有统一；只有三五处院校被划为隔离区，少数村镇自行管控，市民自觉减少外出；各政府部门以值班服务为主；最重要的是各单位都纷纷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中药，实在来不及的，就在食堂大锅熬，每个人每天喝。

其六，由于中医运用五运六气，成功地预测了非典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并且在防治非典中起到决定性的重大作用，所以非典过后，社会呼吁，在卫生防疫系统中打破西医一统天下的格局，增加中医，可惜这样一个建议，在热炒几个月后，除极少数落实，至今防疫部门依然是一条腿在蹦。

（作者系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创始人，原卫生部长崔月犁之子；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