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已经来临，改革进入深水区，国民经济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阶段。

30多年前的改革，使国人摆脱了缺衣少食的千年之困。如今，深化改革的新号角正在吹响，破解城市住行难题的历史重任，也已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当代中国人的肩上。

城市住行是世界性难题，除了少数人稀地广的发达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深受城市住行供求矛盾的困扰。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资源不足，城镇化发展势头迅猛，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城市生态环境难尽如人意，宜居难和畅行难已成为奔小康征程上的两大拦路石。

破解城市住行难题，适时可行。

衣食住行是民生第一需求。我国城市居民，在获得“丰衣足食”这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果之后，必然要在“宜居”和“畅行”问题上，提出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中国现有的国情是，拥有举国体制、高效益民生投资项目数量不足、一线城市住行需求旺盛、建筑科技领先、产能过剩。城市住行是深化改革进程中必须面对和一定要妥善解决的难题，与当年的衣食解困有着类同之处，其处理方法并不复杂，关键是要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和改革的新突破。

一是应充分发挥我国特有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

二是城市必须对千年不变的路房分离建设格局实施颠覆性、创新性变革，坚定走紧凑型发展和路房合一建设新路。

三是通过浅层地下空间、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封闭型和单功能畅行路网以及过街高层住宅楼的工业化、集约化联动开发，实现城市土地资源多层次、有序、复合利用以及道路两边的适度建绿留白，将一半居民吸引到视野开阔、景观秀美、风和日丽、价格低廉的过街住宅楼。

四是推行廉租房、底层架空商品房、高档别墅公寓房梯度消费的新模式。

至于城市交通，我们做得也很奇葩。一二线城市交通转轨一哄而起。大量资金砸向地铁项目，经济效益差，既恶化了地方债务，又无法根治地面道路拥堵痼疾。

地铁本该是一线城市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不赚钱的难题至今未能解决，为何不下大气力挖掘降低地铁投资和运行成本的潜力？一味争投资、上项目，光想拉动短期的GDP，导致地铁的超前和超量开发建设，城市财政是否能承受？还本与付息由谁来买单？

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顽症的有效方法是，除了进行道路升级改造外，必须紧紧抓住彻底清除交通拥堵源这个龙头，实行城市道路禁停、交通节点禁红、车辆转弯控左等“两禁一控”新政，建立和完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三分离”新格局，实现职住合一以及停车产业化等运作新模式，做好交通削峰填谷、优化规划与设计、依法治路等项配套工作，确保城市的路通、车畅和人安。

破解城市住行难题，可收到哪些方面的效果呢？

缩小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是备受诟病的社会现象。我国城市住房供应始终未能向中低收入者倾斜，一些先富族拥有数十套高档别墅，而很多才华横溢的精英，却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无立足之地。中国经济需要前行，人民生活指数需要提高，我们应当努力探讨和实施为民谋福祉的“宜居”方案，不能让一线城市成为官二代、富二代、拆二代的专属地。

高房价加快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目前在上海市中心地区，质量和环境不咋地的住宅房，单价已达10万元。若是地方政府能下定决心开发兴建无须支付土地费用的优质廉租房，其建安费也就是在2000元/m2的水平线上，中国城市既可率先破解中低收入者的“宜居”难题，又能有效缩小和缓解贫富悬殊的差距。

稳定物价。

高房价助推着城市的物价和商务成本，对中国经济形成了一种恶性冲击。高房价主要源自于高地价，而高地价则与土地财政息息相关。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土地财政说到底是一种上吃祖宗、下吃子孙的短视行为。南京市2016年土地拍卖1616亿元，超过了2014年和2015年之和。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与民争利，既不公平，又不可持续，同时还破坏了政府的形象，从长远看是得不偿失。

如果能将各级政府对保障房的投入，转型为国家对过街廉租房的投入，且这种投入最终将形成一种优质房产资源，能满足广大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政府通过国有房产资源的经营性租赁运作，则可形成一条稳定的财政收入新渠道。

一线城市政府手中若有了数千、乃至上万亿元的优质房产，就可以像调控粮油一样，运用自如地调控房地产价格，进而有助于确保社会的和谐以及物价的稳定。

提振经济。

城市住行，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住行，是我国提振经济的优质内需资源，只要科学开发，实现由“投入高、回报低、成效差、难题纵生、危情四起”到“投入相对低、回报相对高、成效优、有序运行、和谐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破解城市住行难题，能让城市人民率先分享到深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同时还能为今后提高农村住行质量，以及妥善解决近几年出现的粮油进口压力递增、农业经济效益下降等新问题，积累有益经验和开创可行之路。

破解城市住行难题，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只要客观论证决策，正确谋划，13亿中国人就完全有责任和有能力，为破解城市宜居难和畅行难，作出历史性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