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待改革方向的大是大非面前，过去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更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肆意侵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深化改革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起了日益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决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改革。

　　一、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表现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思潮，是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在当代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实质是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贸易思想绝对化，提出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和去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在政治主张上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国际贸易领域主张不加区分地对外开放，放弃对金融等战略性领域的国家控制，极力强调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新自由主义虽然发端于西方，但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我国，对理论界和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改革开放后不断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60多年前，而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虚无缥缈的，进而认为按照西方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才是解决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二是有人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结果。认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取向改革、承认人们合理的物质需求等都是西方经济学所倡导的，继续深化改革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实行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三是在对待改革问题上盲目照抄西方模式，似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标准答案。例如，有人在改革实践中提出国有企业要退出所有竞争性领域，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归结为“一卖了之”；有人把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盲目在国有企业推行经营者年薪制。再如，有人对分配制度改革，只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忘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罔顾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甚至不惜以牺牲工人、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谋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从世界范围看，新自由主义被强加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指导经济转型的政策原则，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等国家采取所谓“休克疗法”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经济长期低迷，一蹶不振。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经济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和衰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谷，至今不能自拔。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指导发展实践的作用极其有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无助于解决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二、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不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该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不适合中国国情。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私有化不适合中国国情。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判断一个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好坏，要看它是否适应该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私有制尽管在生产力发展上起过重要作用，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所有制提出了更加广泛的变革要求，单一的私有制不再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向更高级的所有制过渡。从中国历史看，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私有制，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反而陷入了周而复始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我国生产关系进行了彻底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实现了工业化的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事实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展单一的私有制，现实中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实行国家所有，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私有化主张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面市场化不适合中国国情。能否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对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科学性的试金石。市场机制对促进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政府干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充分发挥了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差距过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主要原因在于过多依靠市场机制，没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只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变得更加有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要否认政府作用，而是更有效地发挥政府优势，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世界历史看，即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也不是没有政府干预，只不过政府干预得相对较少而已。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面市场化经不起发展实践的检验。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绝对自由化不适合中国国情。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开放发展不是无条件、无原则，而是要以一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为基准。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等观点，无非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大肆攫取发展中国家利益找的借口，发达程度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能给谁带来绝对利益，是人尽皆知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盲目推动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无异于一场梦魇。历史教训何其多，如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就是贸易和投资过度自由化，亚洲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目前，我国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整体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这就需要我们高度警惕自由贸易陷阱，需要继续在开放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走渐进式开放的路子。

　　三、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指导全面深化改革

　　历史与实践一再证明，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实践，社会主义道路才会越走越广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发展实践，制定了与国情相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相反，苏东国家背离马克思主义，按照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搞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绝对自由化，最终导致经济停滞、失业剧增、通胀严重，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代中国已经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改革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我们只有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犯颠覆性错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有人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一致，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模式推进的。固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但却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有着天壤之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主义为指导，目标是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其他什么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人类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范例。实践证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已经并将继续展现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生动体现，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开始起就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是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绝对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

　　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就是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固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了起来，但我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彻底私有化有本质区别。第一，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所有制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必然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作出的必然选择，对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盘私有化是两回事。第二，我国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基本前提是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出现了下降，但总量迅速扩大，质量持续提升，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这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应当在改革开放中长期坚持。

　　我国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已经探索出了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日益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回顾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对待改革方向的大是大非面前，过去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不能用新自由主义解构，未来全面深化改革更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肆意侵扰。

　　（作者：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执笔：赵振华；来源：《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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