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点击：  作者：高奇琦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布时间:2017-07-12 10:10:14

  

      【内容提要】结构失衡和文明冲突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两大挑战。人的流动或许是解开两大挑战的钥匙。人的流动的长期发展可以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要素相对均等化，同时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另外基于人的流动的交流和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文明的对立和冲突。在全球范围的人的流动中，中国人的流动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未来的国家和城市在应对全球范围人的流动时应做好三大平衡：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之间的平衡、内部利益与外来利益之间的平衡、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平衡。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人的充分流动基础之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特征是合作共赢、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包容共鉴、公正合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人的自由流动和发展要素分布的均等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为这种自由流动和要素均等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二十国集团机制的发展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公正合理。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将重点放在人的流动上。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所有流动的要素都围绕人来展开。全球性流动的本质是人的流动，从人的流动这一角度出发，可以找到解决全球治理挑战的具体治理方案。未来全球治理的目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则需要通过人的流动来完成。本文从分析全球治理两大挑战出发，引入人的流动这一主题，并力图探讨人的流动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在分析未来国家和城市如何应对全球人口流动的问题之后，本文阐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全球治理未来转型的意义以及中国的可能方案。

 

 

一、结构失衡与文明冲突：全球治理未来的两大挑战

 

未来的全球治理将主要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结构失衡，二是文明冲突结构失衡是指全球范围内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整体发展不足。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发达国家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缺乏发展基础。发达国家缺乏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其中人口的负增长是其经济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美国之所以更为强大，关键在于其人口数量与质量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美国成功的移民政策为其国家治理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贡献良多。可以想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如果在未来若能与美国一样引入大量的高素质人口，并有效地解决融合与整合问题，那么也将具有与美国更为接近的国际地位。此外，西方国家当前存在负利率问题，其本质是人的激励不足的问题。即使政府补贴资本的最低成本，民众也不愿意去生产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原有人口的需求已经满足的情况下，如果无法补充新的人口以创造新的需求，增长必然乏力。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发展动力不足是源于其人口结构。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则是投资不足和教育落后。当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极度落后，甚至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和港口等。同时，教育资源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也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虽然具有强烈的发展动力和愿望亟须改变国家落后面貌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但是囿于基础设施落后和教育水平低下等条件，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和稳定性依然不足。依照中国重视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发展经验，发展中国家需要引入发达国家的资源以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和提高教育水平，这样才能充分激发自身的发展潜力。

 

全球治理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文明的冲突。笔者认为，未来的文明冲突更主要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基督教文明越来越强势，对世界其他文明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同时，伊斯兰文明也正逐步复兴并渗透至基督教文明的内部。例如，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对自身文明的失望而皈依伊斯兰教。其中，最极端的案例莫过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白人青年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反过来对抗基督教文明。

 

正如许多思想家所预见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可能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冲突。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两者都是一神教。双方都坚定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教义和信仰是绝对正确的。同时，两者都不愿意妥协，也不愿意放低姿态向对方学习。譬如，基督教认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好战的。另外，两者对彼此的行为和传统大加批判。比如，基督教认为，伊斯兰教有极端主义色彩，且固守落后的“一夫多妻”制度；而伊斯兰教认为，西方社会缺乏真正的信仰，是遍布色情、娱乐至死的堕落社会。因此，两者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结构性的。

 

 

      二、人的流动：解开全球治理挑战的钥匙

 

笔者认为，解开全球治理未来两大挑战的关键在于人的流动。全球治理的未来目标之一是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这里，笔者使用“人的流动”，而非“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偏向于社会学的概念，人口在社会学意义上是计数的词。在人口流动的语意中，人的个性往往被忽视了。“人”仅仅是机械计算的数字而已。而在人的流动语意下，“人”是独立的个体，是马克思强调的“自由发展”的人。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结构失衡挑战，其关键在于发达国家的资源不愿意流入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其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在此背景下，人的流动能够弥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要素鸿沟。发达国家出现的负利率和增长不足等问题说明，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不愿从事经济生产工作，因而导致发展要素的过剩。而发展中国家出现发展不足等问题则是由于发展要素缺失。因此，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进入发达国家，才能稀释发达国家过剩的发展要素，或者将发达国家的发展要素引入发展中国家。然而，当前对外投资和国际并购更多地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发达国家缺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意愿，其理由是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和投资回报率低。从全球整体利益来看，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的行为是对发展要素的浪费，并不能发挥发展要素的最大效用。因此，人的流动尤其是南北之间的流动，对全球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均衡配置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为什么人的流动的长期发展能够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要素相对均等化？这其中的逻辑可以用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来加以解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提出主奴辩证法的思想。黑格尔认为，在主奴关系中，所涉及的不仅是主人与奴隶的二元关系，而是主人—奴隶—物的三元关系。主人与奴隶的关联是通过锁链为中介的，而主人与物的联系则是通过奴隶为中介。奴隶之所以为奴隶，其在本质上反映一种物性。物对于奴隶有一定独立性因为物本质上不属于奴隶，所以奴隶只能对物进行加工。奴隶对物的加工使得主人可以享受物。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奴隶在对物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中成了物的主人，而主人则把奴隶放在物与他之间，从而把支配物的权利让给奴隶，这样主人反而处于一种依赖奴隶的地位：“奴隶的行动也正是主人自己的行动，因为奴隶所做的事，真正讲来，就是主人所作的事。”黑格尔认为，奴隶的反抗会导致主人历史的终结最终走向一种平等意义上的相互承认。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延伸。主奴辩证法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移出者身份的转化。移出者在进入发达国家之初，其传统的权利结构被剥夺掉，因此其处于相对的被剥削状态。这类似于黑格尔所言的“奴隶”。但是，这类群体在进入移入国之后往往会勤奋地工作，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由于其与生产过程的紧密联系以及对生产资料的掌握，这类人群多数最终可能完成身份的转化，并获得移入国民众的承认。

 

此外，因为移出者可以将先进的技术、发达管理经验和资本带回母国，所以其自身状况的改善也会对移出国的境况有所改善。此外，人的流动也有助于文明冲突问题的消解。两个文明之间在缺乏交流和了解时会建构矛盾，甚至将彼此的防御性行为当成进攻性行为，从而加深矛盾。在缺乏信任且封闭的文明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会呈螺旋式发展。如果两个文明群体能够在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下展开理性的对话和交流并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那么文明间的误解和冲突就会减少。因此文明冲突缓和的重要前提是交流。交流会逐渐减少双方的不信任。只有在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交流才能解开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矛盾。

 

由于目前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因此中国人的流动在其中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中国人的流动将对全球治理两大挑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中国人的流动有助于解决全球治理的结构失衡问题。中国处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中间地带。中国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由此造就了数量庞大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中国人流入发达国家能够带来两大益处：一是高素质的人才能够弥补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不足；二是中国人勤奋的特质能够激发西方普通人工作的活力。同样地，大量中国人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流入不发达国家，也会促进这些国家的教育、基础设施和资本等要素的增加。在未来，凭借庞大而活跃的市场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中国也将成为重要的移入目的国，如广州和义乌等城市已涌入大量国外移民。总而言之，中国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流动，将会有助于发展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均等化和匀质化。

 

此外，中国人的流动也将有助于文明冲突的缓解。相比而言，中国人具有温和、多元和谦虚的特质。与一神教文化不同，中国人的信仰是多重复合的信仰在思想和宗教领域所持有的是“和而不同”的态度。中国人的多元包容态度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第一，多元文化力量可以在不改变自身特定属性的基础上和谐共存。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间的“三教合流”和“三教并行不悖”。在传统中国，儒教、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和相互给养，并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形成一种整合性的文化传统，同时这种整合性传统又不以破坏任何构成部分为前提。对此，郝大维（ＤａｖｉｄＨａｌｌ）和安乐哲（ＲｏｇｅｒＡｍｅｓ）有一个很有趣的评论：“今天中国人还常把自己说成是‘三家兼而有之’（‘我戴儒帽，披佛袍，穿道鞋。在公共生活中我是儒家，到了家中就成了佛教徒，漫步于自然中，我又成了道家’）。”这种价值观的综合强调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和宽容，同时其又不要求以消灭某一种文化的个性为前提。第二多元力量之间很少诉诸暴力来相互迫害。或者说暂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文化并不会用暴力或冲突的方式来消灭弱势文化。对此，艾恺（Ｇｕｙ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Ａｌｉｔｔｏ）评论道：“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所谓‘宗教迫害’是唐武宗采取行动打击佛教势力。这其实仍是一次政治迫害。前去摧毁佛寺、驱赶僧众的官员和士兵并不介意教义正确与否他们不过奉命行事而已。这次对佛教的打击，并没有影响到一般老百姓，他们在一千多年里继续把儒教、道教以及对鬼神的敬畏和佛教融合在一起，不断产生由多种信仰构成的宗教混合物。”第三，用开放性的态度来解释宗教和思想经典。这种开放性解读增加了思想的多元性，同时又促使人们不会偏狭地主张只有自己所持的经典解释是唯一正确和正统的。换言之，对于经典，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因此也就不存在异端邪说。这种对经典的开放性解读源自孔子。孔子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教人把当时注重外表的礼仪改为发自内心的尊敬之意。孔子教育人们，要重视礼仪的精神实质而不要拘泥于礼仪的条文。因此，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将会把多元信仰带入不同地域和群体之中，而这种跨地域和文化的交流将会调和一神教的极端主义倾向。

 

 

      三、未来的国家与城市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

 

当前，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应对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的重要主体。虽然一些戴着自由世界主义面纱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家把全球性力量和个体性力量组合起来，一起去抨击国家力量和国家治理方式。但是社群主义认为，社群或共同体对于人类非常重要，而国家是目前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群。具体而言，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和决策能力目前主要还是在国家间的意义上完成的。由于不存在全球政府，所以全球公共资源的集聚是由国家完成并再转交给全球社会的。第二，全球机制的最终落实，仍然需要回到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要使得全球机制发挥出实际效果，最常见的路径是通过国家将全球治理机制内化为国家治理机制。第三，争取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全球发展的不均衡具有某种调节作用。全球化并没有实现世界的均衡发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拉大南北方之间的差距。第四，公民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和地区治理的新困境，又重新把国家治理推到治理的中心位置。第五，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重塑了国家的自主性。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的终结，反而激发了国家在各个领域的治理方面做出一系列战略性应对，并产生了积极行动的国家。简言之，在应对全球人的流动时，国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城市在应对全球人的流动时的地位和功能也在日益提升。对于移民而言，其不仅仅是在选择国家，同时也是在选择城市。一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所呈现出的竞争力、实际行为方式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它的理解是影响城市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城市吸引力越强，越能利用全球化的红利，规避全球化的弊端也越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身的特色品牌、提高身份认同感和增强竞争力。因此，一个城市是否能够引进大量且优质的移民，与其是否具有深厚的城市文化、鲜明的城市品牌、高度的城市包容性、拥有全球观的城市政府、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国际联通性等紧密相关。

 

在明确国家和城市应对全球人的流动的重要地位之后，国家和城市又该以何种态度面对人的流动呢？国家和城市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应对人的流动。这一点可以从伦理上和实用主义分别加以论证。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提出的永久和平原则第三条款即为“包括世界公民权利将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其中，康德将“普遍友好”界定为“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在康德看来，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包括自由选择在何处居住、工作和学习。塞拉·本哈比（ＳｅｙｌａＢｅｎｈａｂｉｂ）也认为，人有好客的权利（ｒｉｇｈ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即有义务行“免费接待穷人、旅人等食宿的善举”。在本哈比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身份的界定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而将陌生人、难民和政治庇护者拒绝在边界之外的做法变得越来越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因此，当人因其基本权利希望进入一个国家时，人们在伦理上越来越不能接受其被禁止进入。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外来移入者在公共产品的取得上往往具有一些限制，这反而会激发其通过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换取所得。意大利哲学家吉乔奥·阿甘本（ＧｉｏｒｇｉｏＡｇａｍｂｅｎ）用“赤裸生命”这一概念来描述移民在流动中的脆弱地位。阿甘本认为，在进入移民国之后，移民的公民属性和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剥离，因而生命可能会处在一种潜在的暴力之中。詹姆斯·博曼（ＪａｍｅｓＢｏｈｍａｎ）也认为，在西方社会中，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是一种不正义的但却是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每个移民在移入某个国家时都存在一段“权利间歇期”。权利间歇期是指外来人口从进入一个国家到正式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之前的这段时间，其权利处于相对真空状态。城市的移民也是类似。在这段时间之内，国家和城市可以对后来者提出各种条件，如居住年限、缴税金额等，并根据他对国家和城市的贡献来决定是否给予公民权利。因而，国家和城市可以利用移民这段权利的间歇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后来者的价值。

 

具体而言，国家和城市在应对全球范围内人的流动时应做好如下三大平衡。

 

首先，做到人口流入和人口流出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都不能完全排斥外来人口的流入。当国家和城市具有强大的拒绝人口流入的机制时则说明该国家和城市会逐渐失去活力和吸引力，其要素价格也不会继续上涨。总之，人口流入是一个地方具有活力和吸引力的标志。任何开放和具有活力的国家和城市都应该鼓励人的进入，而非完全拒绝人的流入。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出时，国家和城市不应太过狭隘地采取机械的方式进行限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城市应该采取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基础设施、增加工作机会、改善生活条件等方式鼓励人口流入，而非采取机械的方法拒绝人的进入或者阻止人的流出。事实上，一定的人口流出有利于缓解国家和城市内部的压力。就中国而言，目前中国的土地和资本要素价格较高，储蓄率也很高。如果中国的资本无法走出去，则会不断地加剧通货膨胀。人的适当流出能够带动一部分资本走出去，从而缓解内部的压力，否则压力的无法释放将会酝酿新的危机。

 

其次，做到内部利益与外来利益之间的平衡。内部利益与外来利益之间具有强大的张力。如果内部不能充分且持续地吸纳外部的成员，那么新移入群体将逐步失去积极性。实际上，外来者特殊的经验、视角和为获取身份付出的成本是移入目的地发展的重要机会和条件，因为内部成员在高福利制度之下会逐渐丧失努力工作的动力。外部移入人口往往能够发挥“鲶鱼效应”，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当然，从内部成员的立场来看，外来移入者在取得新共同体成员身份之后会分割新共同体的利益，甚至抢夺共同体内的福利和工作机会等。尽管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但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观点，而且从短期来看，人们很难完全排除这种观点的影响。从移入者的视角来看，在他进入一个新的共同体时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共同体身份。在这段时间内，因其权利和义务会出现相对不对等，移入者会将这段时间看成是被剥削时间。因此，如何设定移入者获得共同体身份的时间便变得至关重要。如果移入群体在很长时间甚至永远无法获得当地身份，这类群体的利益就一直处在被剥削状态，那么移入目的地的吸引力也将大幅降低。但另一方面，如果移入的大门完全敞开，移民短时间之内即能获得身份，那么势必会产生福利的搭便车问题。大量的移民在短时间内移入到大门敞开的国家，这些国家最终将被未消化的移民所割裂。因此，一个好的移民政策是在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国家需要通过设置相对合理的申请期和申请条件，使得移入者既可以获得当地的身份以保证移入社会的活力，又有利于移入社会的消化、整合和长期发展。

 

最后，做到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平衡。在全球化的流动时代，强势群体是指那些具备高教育水平和拥有资本的高端人才。在全球化流动之中，高端人才是最受欢迎的群体，其在选择移入目的地时拥有优先权。各国往往会制定优惠的人才政策来吸引这类群体的流入。与之相比，另一类群体则是非常弱势的，其中包括难民、政治避难者等。这类群体是在受到各种结构性压力之后被迫流动的，同时移入国往往缺乏动力去接受这些弱势群体。一些当地的极端主义者往往会把这类弱势群体当成新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而通过民族主义动员去攻击这类弱势群体。在全球化的流动之中，这类群体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如果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这类群体的流入在短期内会增加移入国财政负担，这也是多数移入国不愿接受这类群体的主要原因。然而，从全球正义的角度来看，这类群体不能被简单地排斥在人口流动之外。如果所有的国家都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那么全球范围的正义将是遥不可期的。当然，对这类群体的内部化过程是漫长的。如果缺乏对这类群体逐步社会化的考虑，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萨斯基亚·萨森（ＳａｓｋｉａＳａｓｓｅｎ）对这两类群体利益之间的紧张有非常好的评述：“全球化是一个产生冲突空间的进程其特征为竞争性、内部差异化、不断跨越国界。全球城市就是这一境况的表征。全球城市不成比例地集聚了全球企业巨头，并且是其获得价值赋予的一个重要基地。但它们也同样不成比例地集聚了弱势群体，并且是其降级的一个重要基地。城市并不是一片公平的竞技场地。”因此，从整体来看，移入国在吸引移民时应该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做到平衡，即不能只考虑对强势群体的引入，也应该通过“配额制”给难民群体配给一定的移入比例，这样可以给结构性压力下的人们一丝全球正义的希望。

 

      四、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何为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者认为，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建立在开放的共同体观念之上。西方的主流观念认为共同体是封闭的，即共同体通过向内认同强化共同体的意识，并通过建构与他国矛盾来强化本国的认同。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所指出的“敌人造成的威胁越大，国家会越是团结”便是西方主流观念的经典写照。这种共同体主义是封闭的，它把共同体内部和外部截然区分开来。这种共同体观念在基督教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譬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基督徒彼此视为兄弟姐妹，而将非基督徒看成是完全不同于自己的异端。与这种封闭共同体主义不同，中国人对共同体的认同则类似于费孝通所言的差序格局。在中国的共同体文化中，边界是模糊的、多元的、动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这种开放共同体主义的集中体现。

 

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共同体观念是由内及外、逐层外推的共同体主义。整体来看，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体而言，这一理论由如下知识内核构成。

 

第一，其逻辑基础是合作共赢。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是对抗独占，即在竞争和冲突中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就是“各国和各国人民一起”。这里不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多个国家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

 

第二，其交流态度是平等协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交流态度是武力强制，即往往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最后导致冲突的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同时，在出现争端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诉诸武力，要坚持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来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对话和交流。

 

第三，其行为模式是互联互通。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封闭狭隘，即划分势力范围，在一个封闭的地域空间中求得一己私利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现象，使得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有机会来享受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和好处。“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的主要载体。互联互通不仅是道路和基础设施的贯通，更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群策群力、共创未来的开放系统。

 

第四，其运行过程为包容共鉴。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运行过程表现为排斥独享，即排斥和反对其他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关怀，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综合考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交流和对话，使得各国在优势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和理解中共同发展。

 

第五，其实现目标为公正合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实现目标为霸权统治，即少数霸权国家通过强力干预和控制体系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利益的攫取。开放共同体主义要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共建共享的，不能由单独某一国家独占。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同时，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并不是推翻现有体制，而是要对其进行创新和完善，使该体制能够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其更多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简言之，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特征是“合作共赢、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包容共鉴、公正合理”，其批判的是以“对抗独占、武力强制、封闭狭隘、排斥独享、霸权统治”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

 

从更为抽象的意义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人的流动自由化和要素流动均等化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西方学者也有一些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相似的表述。譬如政治哲学家托马斯·博格也指出：“我并不提倡更大程度上的相互孤立，而是倡导一种不同的全球化路径，涉及政治和经济的一体化，这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权，使各地的人们都有机会来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收益。”博格所强调的“各地的人们都有机会来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收益”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可以界定为未来全球治理的目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有自由流动的权利，而被移入的国家和城市也不应该拒绝人的自由流动。但是，由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都不可能接受所有人的移入请求，因此需要在移入意愿和移入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同时，通过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使得要素均等化应是未来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可以想见，如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要素鸿沟非常大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就会有强烈的动机移入发达国家。如果两者的要素差别仅仅是程度上的，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移入发达国家的意愿就会减弱。甚至在其他条件的平衡性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可能会做出不移入发达国家的选择。总而言之，发达国家不但不应拒绝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流入，而且应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帮助，使之要素状况与己相近，从而减弱发展中国家民众移入发达国家的动机。

 

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中的核心内涵是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便是使这种要素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依附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也非常强调这种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公正分配：“以平等的方式利用全球的资源，减少不平等现象。我们也不得不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决策程序，而这个程序要求有效利用资源的价值（征收关税），减少浪费，对资源价值和收入进行更平等的分配。这或许是建立全球财政体系的开始。”事实上，要素均等化就是实现正义的操作性内容的目标。因为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差别原则，从弱势群体的角度思考问题才是正义的标志。因此，在要素流动过程中，各主体应该在平等协商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同观点间的交流。只有在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沟通对话，才能有效地消除不同群体之中的隔阂和偏见。同时，在不同群体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各主体应该互相包容彼此的差异和学习对方的优点，由此导向相对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发展均衡与全球正义即从长远的目标来看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应有良好的发展状况。然而，这个目标不能直接通过强制性的分配来实现，而是要在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美国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对资源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资源平等关切集中于“某种形式的物质平等”。德沃金用两个原则来支撑其资源平等理论：一是重要性平等的原则，即每个人的人生同等重要公民的命运不受到其经济背景、性别、种族、特殊技能或不利条件的影响；二是具体责任原则，即每个人对其人生负有具体的和最终的责任。德沃金用荒岛上的“虚拟拍卖市场”和“虚拟保险市场”两个场景来解释和论证其资源平等理论。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则提出能力平等的观念。森认为，不同的人在用相同的物质资源实现其理想时，能力水平大不相同，也就会导致功能表现的不同。他强调，应该比较人们不同的功能表现或其参与各种活动时的能力，这样才能实现充分的平等。森指出，“一个人的生存是由各种功能表现构成的，对福利的评价必须采取对这些构成因素进行评估的形式。与功能表现这一概念密切相关的是功能表现的能力的概念。能力……表示一个人从可能的生活中进行选择的自由”森强调通过实现每个人能力的平等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状况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森的能力平等是实现未来全球正义的两种重要路径。通过人的自由流动逐步推进发展要素的均等化，并渐次实现个人综合能力的提升。简言之，在人的自由流动基础上，通过资源平等的能力平等在较长时段内逐步实现发展均衡和全球正义。

 

    五、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与Ｇ２０机制化

 

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总体理念的话，那么“一带一路”与二十国集团（Ｇ２０）的机制化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推进方案。就“一带一路”而言，其难点在于如何推进和落实。目前的推进方式主要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的合作协议，并共同围绕基础设施等开展一系列合作。这是政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整体规划上的功能。然而由于财力有限，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国家往往只能在关键节点采取引导性举措，而不能承担所有的事情。因此，在国家整体规划和引导框架之外，企业和个人参与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中国企业的进一步“走出去”将与“一带一路”结合在一起。伴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于基础设施合作等协定的签署，企业和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企业的经营活动也与人的流动密切相关，如一个大型海外工程的启动，往往有大量的中国劳工参与。随着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更深度的进入，海外务工也将常态化，这都将增加中国人在全球更大范围内的流动。

 

当前，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处于下行阶段。美国和西欧出现了强大的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政治家为了迎合民众也纷纷提出“关闭边界、驱逐移民和反对自由贸易”等反全球化口号。实际上全球化的流动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只有流动才能给底层的民众带来机会。全球化是社会流动中最宏观的一种，有利于机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当前全球化的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希望垄断全球化带来的特殊收益，往往采取相互投资的方法来使得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留在发达国家的边界之内。尽管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全球化，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充裕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下对商品的定价权较高，所以在整个利润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获得太多利益。正如阿明所分析的，在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心国家和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外围国家之间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的特点。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心区形成了五大垄断：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信垄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因此全球治理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全球不正义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化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却没有获得合理的收益。在此大背景下，全球治理转型成为全球治理的未来核心主题。全球治理转型是指全球治理秩序从不公正不合理转向公正合理。具体而言，Ｇ２０机制的发展为这种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七国集团／八国集团（Ｇ７／Ｇ８）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而Ｇ２０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框架下的新的制度安排。然而，因为许多观察家把Ｇ２０看成各国领导人定期聚会的“清谈馆”，而非强有力的行动机制，所以当前Ｇ２０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Ｇ２０自身的制度化转型。

 

笔者认为，未来Ｇ２０的发展应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Ｇ２０内部的机制化建设及其与已有重要国际机制的联通与对接。具体建议包括：其一，设立Ｇ２０秘书处。通过设立秘书处可以确保Ｇ２０内部的沟通顺畅以及前后主席国之间的衔接，从而有助于实现峰会议题的延续性以及对执行情况的关注。其二，制定Ｇ２０协调行动章程，确立相关决策程序。针对议题的不同性质，引入１／２、２／３和全票三种表决机制。其三，将Ｇ２０建设成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经济理事会”，以此进一步增强Ｇ２０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四，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三大国际金融机构与Ｇ２０的制度联系，并通过制度联系，确保在Ｇ２０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其次，在Ｇ２０机制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结构转型。具体建议如下：（１）鼓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入持开放态度，督促其给予难民一定的准入配额，并完善移民政策，在一定时间内逐步给予流入者以国民或准国民身份；（２）各国应协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抬头趋势，逐步落实“巴厘一揽子协定”，进一步推进包括简化海关及口岸通关程序，允许最不发达国家的服务优先进入富裕国家市场等在内的改革措施；（３）确立并落实全球投资多边规则框架建设路线图，减少跨境投资成本推动跨境投资合作的便利化；（４）借助Ｇ２０峰会开启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在更加平等包容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贸易框架；（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普惠各国，增加发达国家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并逐步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到期未还债务；（６）通过Ｇ２０框架落实最不发达国家出口至富裕国家的商品免税免配额制，实现发达国家向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７）进一步推动各国接受贸易自由化战略，基本消除人为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８）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确保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健康发展，避免周期性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

 

      六、结论

 

全球治理面临两大挑战———结构失衡和文明冲突。结构失衡体现在发达国家因要素过剩而发展动力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则因要素缺失而发展缓慢。文明冲突最可能出现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之间。全球治理两大挑战的解决，关键要通过全球治理状况均等化和匀质化来完成。这一过程中，人的流动，尤其是中国人的流动将起着关键作用。人的流动能够促使发展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更加均衡化，同时也能带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了解。中国由于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中间地带，实际上起到了沟通二者的桥梁作用，并在全球发展要素均等化配置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人流入发达国家能够激活发达国家的发展动力，而流入不发达国家则能够提高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并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同时，持有多元信仰的中国人还能够促使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一言以蔽之，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开放的共同体主义基础之上。就目前而言，中国已经实现了“产品走出去”和“旅游走出去”，接下来要做的是“身份走出去”和“文化走出去”。身份与文化的“走出去”与“走进来”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中国应以开放的态度鼓励人们“走出去”和“走进来”。当前，凭借庞大而活跃的市场和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正在朝向移入目的国的方向发展。在未来，全世界的优秀人才会逐渐流入中国，助力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大量的中国人也将流向世界各地，为全球范围内发展要素的均等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添砖加瓦。中国与世界将形成关系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可以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可以惠及人类。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分享中国发展所带来的重要机遇，最终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与互利共赢。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