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元、李政隆 | 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再思考
点击： 作者：张志元、李政隆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1-12-31 13:35:54
苏联的计划经济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它不是在理想条件下形成的，而是在强敌环伺的贫弱农业国逐步建立起来的。
计划经济体制，即经济行为是以统一计划为条件的制度化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与劳动人民广泛参与经济管理密切相关，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区别。
计划经济体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力图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时使苏联经济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脱离出来。在苏联，计划经济代行工业革命的职能，使苏联实现电气化与工业化，并为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却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苏联解体后，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并给予其正面的评价：
苏联为计划经济体制设计了ОГАС系统(全国自动化系统)。苏联在计划经济的中后期，试图以此系统作为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技术手段和方案。该系统在莫斯科建立计算机中心，其他地区建立二级中心，最后在各个经济重地建立终端，各个终端和计算机中心通过网络交换数据。该系统基于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进而给生产部门提供指导。
作为数据收集整合系统，ОГАС其本身不会进行生产，其目的是解放人工，让更多的人从事创造性工作；减少人为信息失真，加快信息反馈。但20世纪的基础设施决定了ОГАС系统能发挥的作用很小。由于触动了苏联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利益，ОГАС的发展最终流产。
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军事领域——战略核力量自动控制指挥空中系统，一旦该系统确认苏联任何地区或指挥系统遭受打击，就能依照预设方案展开核反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全面、科学地研究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源起、发展与成就，对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具有重要意义。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与实践
（一）苏联发展计划经济的理论支撑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医院需要利润，生产药品的资本家也需要利润，制造生产机器、租售厂房……在资本流通的一切环节都要利润。资本家剥削无产者的剩余价值，商品交换获得的利润被少数人占有，资本占有者愈加富有，劳动者愈加贫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面对这种状况，马克思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马克思还提出了计划经济的具体原则：“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要素可以归结为市场、雇佣劳动以及商品利润，计划经济则要排除这几个要素。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公有制，因为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这种调整是通过社会对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来实现的。
马克思提出计划经济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的异化以实现人的关系与物的关系的统一，消除个体生产同社会生产的矛盾。这是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实践进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所有制形式一旦改变，如何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列宁说过：“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斯大林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即首先消灭资产阶级，进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建立起以经济和生产单位划分的基层单位，然后根据人民的需要，进行生产。
列宁逝世过早，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未完全展开。斯大林继承列宁未竟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绘制蓝图，为20世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苏联推行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退出历史舞台后，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政策由余粮征集制改为粮食税；企业工厂由完全国有改为部分交由资本家运作；恢复商品货币关系。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农民开始从经济收益角度关心农业生产，进而保证了城市与工业的后勤供应。商业是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环节，不断扩大的商业代替了居民配售制。1924年完成的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苏俄经济得以恢复，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基础。但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几年里，富农开始囤粮，待价而沽，城市缺粮成为长期困扰苏俄的严峻问题。同时，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俄共（布）认为，如果工业品价格太高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破坏工农联盟。于是，苏维埃政府下令降低工业品的价格，这导致需求增加。由于城市是工业品产地，市民获得工业品的难度远低于农村，大量的工业品在城市被买走，到农村已经剩余很少，而城市剩余的工业品被富农以高价向农村出售。其结果就是，本想降低工业品价格，实际情况却是其价格被抬高。对企业而言，人为降价的后果就是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收益而发生亏损，政府不得不以印发大量钞票的方式填补企业亏损。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城市居民购买力提高，需求进一步扩大。大量工业品在城市被抢购，留给农村的工业品更少，价格更高，工业品一到农村就立刻被抢购一空。
在新经济政策后期，苏联出现严重的工业品短缺和粮食收购危机。此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集体，终止了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步骤，他指出：“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
在经济基础已经稳固的情况下，苏联放弃这条过渡性政策，走另一条经济路线是当时最好的历史选择，正如斯大林所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斯大林认为，在争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建立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后，需要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的经济基础。在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才会有计划经济的逻辑推演。计划经济作为早期无产阶级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组织体系，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得到实现。所以，必须消灭劳动力的商品属性，消灭生产资料占有者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消灭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直接面向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计划经济就此产生。以“一五”计划为标志开始的计划经济实践，既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实践与探索，也是苏联在当时的国内外客观形势下为完成加速工业化战略、应对战争威胁而作出的最优选择。
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与历史成就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三种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时间经济。小农经济是自然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而“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时间经济以及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于不同的生产部门，仍然是以集体为基础的社会首要的经济规律。甚至可以说这是程度极高的规律”。
马克思还在此基础上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计划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计划一切的经济，而是不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真正的计划经济学是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
第一，计划经济的本质在于不为利润而生产，即实现社会生产的非商品化。工业化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得到巩固。但计划经济并不是所谓精确地集中控制某个项目计划，而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劳动时间。具体表现为进行分配预算，以取代利润驱动生产决定社会成员收入。
计划经济并不考虑利润，只考虑时间的节约与浪费。如果社会的总劳动时间和个人使用自身的劳动时间一样，那么社会组织的成本标准上也无需考虑利润。因为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利润，而是更少时间下的更多生产与使用。这就意味着货币的非商品化。
同样，价格也被消灭，计划价格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价格。传统意义上的价格反映的是商品交换比例，其存在的目的是利润。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的收入与利润无关，只与时间节约与劳动有关，从而计划价格不再是生产价格。由此可见，理论上的计划经济是可以消除异化、解放人性的制度。
从严格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依然存在少量的商品生产，但这些商品的流通并不完全受市场规律的自由调节，而是国家将部分产品根据利润计算，其他部分则根据社会效益来计算，并以计划的手段进行控制。国家以总体更契合社会效益的定价措施掌握价格，进而保障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对基本生活用品的定价只是实现社会效益的一部分，同时还要有保障国家整体盈利的定价计划——即在特定时期内抬高非必要奢侈品的价格，进而与必要日用品价格保持平衡。在苏联“市场”内，生产资料脱离市场，不作为商品流通，国家决定这些生产资料的分配与控制。
第二，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更少时间下的更大化社会生产，即用更少的时间进行更多的生产活动。苏联的计划经济没有同时期西方市场经济那种相互压榨的竞争，而是推行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是在这种倡议和运动影响下，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Алексей Стаханов)在一个工作班的时间内采煤120吨，超额完成计划13倍并创造了世界采煤新纪录。
在当时的苏联，计划经济的直观表现是在工人文化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改善劳动组织、革新工作方法，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苏联计划经济中一切项目计划的选择，都和市场经济完全不同，其逻辑是要把利润驱动转化成物质使用与个人时间节约的驱动。
斯大林反复强调：“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计划经济的“计划”不是指集中控制的“项目计划”，而是指有计划、有比例地分配劳动时间，用预算驱动来取代市场利润驱动的社会活动。
第三，计划经济否定西方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即为私人资本增殖服务的原则。市场经济下，资本流通的一切环节都追求利润，要求雇佣劳动者用大量的劳动时间去进行生产，其自由时间被窃取。当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那么其成本标准，就不是人与物关系上生产要素的消耗，而是人支配人这类权力关系上的交换。
例如，企业为提高利润率而采取的“减员增效”措施，并不能提高单位时间内最大化生产和使用物质的生产效率，而是为了提高剥削效率——即让余下的工人在相应劳动时间获得更低的工资，或者以相同的工资劳动更长时间。也就是让工人在更长的劳动时间内不为自身服务，加重了对工人劳动时间的不平等交换，表现为对劳动力和商品生产的资本预付，加剧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自由市场”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时间经济”的异化，企业在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计划经济是为劳动者本身的需要服务的。
斯大林曾指出：“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逐渐满足社会的需要。”即根据上一时间段的生产数据和消费数据找出生产的最优值，调整各个生产单位之间预算分配，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把因此节省和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投入其他行业，进而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现实中的一切项目计划，都是相应专业的基层人员或者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的知识或者信息。如果不是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在做这些项目计划，那么应当如何进行选择？这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计划经济在严格意义上反对平均主义，讲求按劳分配的原则，“平均主义的根源……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工人想要更高的工资或者职称，就需要进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最典型的就是用低预算的使用量来完成更多的项目。计划经济中的“项目计划”，正是通过这种节约时间的劳动竞赛进行选择的。同时，时间的节约使得社会可以实现更多的项目计划，从而使更多的劳动者给社会提供知识与信息。这样，只需相应环节的人依据使用与时间节约的原则进行“比较”，社会的知识信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复杂的计划经济体系得到最广泛的传递。
同样，计划价格——即生产消耗就是通过斯大林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较得出的。计划价格是预算下达的核算依据之一，另外的依据是库存流量消耗和物质扩大再生产的比较。在每个生产与管理周期，相应的部门通过预算，以资金的形式向计划委员会按照计划价格采购相应的机器、原料等。相应的部门都要编制一定的预算，并且以此进行经济活动。
（二）计划经济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而带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在重工业领域，优先发展机械工业，大规模发展黑色和有色冶金产业。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面来讲，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工业革命的职能。
苏联成立时文盲率接近80%，“一五”计划前，工程技术人员不到意大利的1/5。在“二五”计划完成时，基本消灭文盲；工程技术人员的数量已高达1300多万，是德、意、日、法、英五国总和的6倍。到卫国战争前夕，苏联一共建成1万多个现代化大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战时的苏联机械制造业产值增长近40倍。这是在法西斯入侵工业区、能源不能正常供应、有色金属和钢铁无法按量供应的情况下实现的。
计划经济取得的成就证明，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前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言：“西方各国用了将近两个世纪才完成的事情……俄罗斯只用了几十年残酷而又坚定地完成了，而结果却是对现代历史最伟大的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创造了另一个经济奇迹：被摧毁的国民经济在5年之内就得到恢复。失去数千万人口的国家，在没有马歇尔计划以及外国贷款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保持在4%~5%之间。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方式。苏联计划经济既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真理性，也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我们要客观、科学地评价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思想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合理汲取其中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的部分，积极扬弃其缺点与错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认识误区的澄清
（一）所谓“计划经济导致苏联农业落后”
一部分文章和书籍用“苏联粮食产量比沙俄1913年的产量低”来说明苏联计划经济导致苏联农业落后，似乎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力量都用于生产武器装备，老百姓吃不上饭、穿不上衣，好像苏联只有重工业是成功的，农业则是完全失败的。其中最典型的说法是，实行集体农庄制度的苏联，粮食产量不如沙俄时期。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粮食产量比沙俄时期要高很多。数据表明，1913年是俄国史无前例的丰收年，粮食产量高达8600万吨。然而1909～1913年的5年中，俄国粮食平均年产量实际上只有7250万吨。而1953年是苏联的一个歉收年，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但在1951～1955年的5年中，苏联年均粮食产量却高达8850万吨。
西方学者专门挑出1913年和1953年的粮食产量来进行对比，以此说明苏联的农业不如沙俄时期，并试图进一步证明苏联农业集体化不如私有农业，可谓“用心良苦”。如果把谷物产量和土豆（土豆是苏俄和西方国家的主食）产量加在一起，可以发现，1953年的产量并不输于1913年。1913年的谷物产量比1953年多350万吨，但1953年的土豆产量比1913年多了4070万吨。由此可见，1953年广义的粮食产量其实是远高于1913年的，计划经济导致苏联农业落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沙俄是粮食出口大国（高于早期苏联），但是这不能说明沙俄时代的粮食是足够的，老百姓都是温饱的，因为沙俄把人民的口粮出口，不问人民死活。苏联时期，国家要顾及全体人民生活，粮食首先要供应全体人民，因而没有余粮出口。
同时，在西方国家，因为存在很多人消费不起的现象，所以总是存在过剩的问题，显得商品很丰富。如果实行公有制和供给制度，西方国家同样的商品量是无法满足全民共享的，就会出现商品短缺现象。
（二）所谓“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支撑基本靠资源创汇”
这一说法同样不符合事实。苏联石油出口在1983年达到高峰，人均石油年收入为46美元，且2/3是向社会主义阵营出口。而近些年，俄罗斯人均石油出口收入则为1700美元左右，是苏联石油出口高峰时期的近40倍。
苏联时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89年出口的产品中，再加工产品占出口比重为77%，其中机器制造与金属加工为34%，开采部门占比则为23%。近些年来，在俄罗斯出口商品结构中，能源、矿产品、原材料占比为70%，而机器和运输设备的占比不到6%。
虽然天然气和石油的确是苏联出口收益的来源之一，但说苏联经济靠资源出口来支撑是言过其实。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中，苏联本身也处于矛盾的双重地位：对于不发达的成员国来说，苏联充当经济发达国家的角色，生产并出口了不少尖端产品；对于东欧发达的成员国来说，苏联又充当原料供应国的角色。
（三）所谓“计划经济时期苏联轻工业水平低下”
这同样不是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毛织品、棉布、鞋和砂糖的产量均为世界第一，许多轻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啤酒产量世界第二，同时是世界第一大奶制品消费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冰淇淋消费国。
苏联轻工业门类齐全，产量并不低，主要问题出在流通而非生产环节。对于国土面积辽阔的国家而言，纺织中心在中亚，消费中心则主要位于欧洲，对于几千公里的运输距离，物流的重要性不亚于生产。苏联温带较少，每年冬春转季时，道路都会严重劣化，不利于产品运输。此外，苏联幅员辽阔，人口相对较少，基础设施的维护非常困难。即使苏联开发大量的寒带运输车辆，面对反复劣化的道路，物流效率的提高仍十分有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只能维持一条铁路运行。
（四）所谓“计划经济时期苏联日用品严重短缺”
这种观点是颠倒黑白。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比50年代增长了20倍左右，而同期的美国生产仅增长了约2倍。认为整个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物资紧缺，要靠排队供应，这其实是把20世纪80年代末计划经济体系逐步瓦解、供应链逐步崩塌的乱象套到整个苏联时期，得出苏联缺乏食品和日用品的结论。
事实上，物资短缺很大程度上是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制定与市场经济配套措施的情况下抛弃计划经济所导致的。丧失理想信念的官僚因失去国家管控有了腐败的空间，大量物资被倒卖到黑市或者拆成原料卖向海外。物资短缺阶段正是1987~1990年戈尔巴乔夫集团放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改革”时期。
综上所述，计划经济体制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被计划经济体制拖垮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同市场经济一样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分配物质财富，同样能支撑国民经济的合理运转。苏联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总体向好，而且没有周期性崩溃。能和整个西方阵营竞争，苏联依靠的正是计划经济体制。
四、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再思考
（一）苏联采用的MPS核算方式更符合计划经济体制
苏联计划经济没有GDP概念，而是采用MPS核算，即实物生产体系MPS体系以劳动价值论为价值基础，更注重物质生产的扩大导向，主要适用于计划经济国家，以经济平衡表的形式对物质生产部门进行实物核算，主要核算方法为统计和单式记账法，主要指标为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
苏联的经济核算基于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这个体系的基础是以一定预算去完成更多的科研指标、社会工程等项目。GDP则是SNA国民账户体系SNA体系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以国民账户矩阵表的形式对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进行资金核算，主要核算方法为会计和复式记账法，主要指标为GDP和GNP。不存在“苏联GDP”这一概念。
苏联解体前，联合国同时采用MPS和SNA两套体系；苏联解体后，基于SNA体系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成为经济唯一衡量标准。GDP核算包括土地增值、资本增值、第三产业利润增值等要素，而这些要素在计划经济国家是没有的。例如建造的房屋，直接进入分配阶段，而不进入市场交易环节，基于住房市场化产生的地价就不存在了。
计划经济时期，苏联人民极具劳动热情，建设的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都不计入GDP。当时很多时代特色并不适用当下的标准，因此根据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农业产值来估计所谓的“苏联GDP”无任何意义，因为非商品化经济下不存在总的“市场价格”。所以，苏联当时的建设成果无法用GDP衡量。
GDP仅仅是所有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用以反映国家在一年内新增产品、服务的价格总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规模和经济规模。除此之外，这个指标对于衡量综合国力或国际影响力并没有绝对意义。因此，马克思从关注经济运作中探讨社会发展脉络的方法是正确的。
（二）苏联计划经济与中国计划经济不同
苏联计划经济的关键部分，是以列·康托罗维奇(Леонид Канторович)为代表的科学家不断研究并发展的高度复杂的线性规划。使用这种计划方法的困难，在于对计划制定者的数学类学科受教育程度要求极高。
中国曾请求苏联领导人派遣专家协助编制计划，但对于当时中国基层单位统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来说，如此复杂的计划填报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中国自1958年就放弃了这种高度复杂的计划方法。在此之后，中苏两国实行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
苏联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对国企负有法律责任。而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受政治影响比较大，直观表现是“特殊时期”的政治挂帅。我国真正开始学习苏联计划经济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厂长负责制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才确立的。
苏联计划经济相对法制化和系统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计划委员会为其愈加复杂的经济制度设计了新的复式记账表格。通过此表，计划委员会可以计算出产品变动对上下游产业链的影响。1970年前后，苏联设立专业部委计算机中心，通过联通各部委的计算机中心，进而设立国家计算机中心。这一时期，苏联的计划经济达到较为完备的程度。
（三）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缺陷
由于计划经济体系过于庞大和复杂，计划者面临极其复杂的数学任务，这对统计人员受教育程度要求过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多年，最终因无法以MPS体系进行完整的精准核算而放弃。
在过去，计划经济通常被认为是和市场经济对立的社会生产运转体系。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应是全体劳动者参与制定并执行的，劳动者既要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也要安排自己的劳动过程。
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以大量科研人员以及经济专家牵头，经过大量的运算来进行的。康托罗维奇院士把“资源最优利用”这一传统经济学问题，由定性研究和一般定量分析推进到现实计量阶段，对线性规划方法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时我们要清楚，虽然从理论上讲，苏联的计划经济是较为完备的，但从实践过程看，它是有缺陷的，即计划过分精密和庞大。苏联国企在当时几乎不会负债经营，导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没有国家命令，产业在自行发展的基础上更新速度不会很快，致使计划经济的创造力下降。
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确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正如市场经济也需要不断改革一样。斯大林以及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把公有制的作用绝对化，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违背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
（四）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简单称为“计划经济”，而是称为“社会的计划调节的经济”。也就是说，计划经济的主体是整个社会，不再是个体和私人。政府是管理经济的主体，对经济过程进行调节，并且必须有社会规模的计划性管理。
长期以来，对计划经济有很多曲解和误解，提到计划经济就想到“僵化”之类的字眼，这同样是思维僵化的表现。市场经济同样不乏“郁金香危机”“黑色星期五”等因投资人狂热导致的经济灾难。“自由市场”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由于信息差异与资本差异，真正的自由竞争始终不能实现，掌握要素优势的一方总能借此为自己牟利，乃至确立垄断市场。
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都经历过国家调控时期。作为英美主流经济学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就是在市场机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提出国家必须干预调控经济的理论。
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国家计划如同洪水猛兽，根本不进行国家调控，连建议性的国家指导也没有，把计划的一环完全丢掉，以经济和生产单位划分的基层单位被取消，这导致苏联经济迅速崩溃。
由此可见，任何经济体制的良好运行，都无法离开政府干预。在促进合理分配的意义上，一切经济行为都具有公共服务的意义。其中食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是现代社会进行高度分工、保障物质生活的基础。相比于其他产业，它们与公共服务关联更加密切，也更加无法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各个国家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干预、保护这些产业的运营。在工业大发展时期，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尤其迫切，这时计划的优势体现在该体系在资源规划方面的高效，国家计划可以用高效的执行力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整体转型。
2020年，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国家动员大规模生产医疗物资、口罩与防护服，满足了疫情发生时对医疗防护用品和器械的井喷式需求。相反，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西方国家在病毒面前却不堪一击。
对于列宁去世以后的苏联，特别是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部分人是持彻底批判态度的。但这种“苏联亡于计划经济”的论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道路难走，在经济、政治、思想上全面倒向西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推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细，推动我国早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者：张志元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政隆系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本科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年第1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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