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自2009年启动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政策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经历了从经常项目到资本项目、从银行企业到个人客户、从简单业务到复杂业务逐步发展的过程。截止到2019年年底，人民币已连续十年成为中国第二大国际收付货币，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储备货币和第八大交易货币，与中国发生跨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和地区达到242个，人民币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当前国际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脱钩标志着全球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恶化，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又加速了国际经济体系的“逆全球化”进程，美元体系面临储备货币多极化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危中有机。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产品和服务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在平台经济、移动支付网络、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创新和领先，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能，为人民币国际化使用提供新通道和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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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支付功能不断增强。经常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从2009年度的不到4000亿元，增加至2019年末的6万亿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1%。资本项目下人民币跨境收付从无到有，2019年末超过了13万亿元，收入大于支出。在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5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第一期投产使用，截至2019年年底，CIPS直接和间接参与者达到934家，覆盖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CIPS 与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合作，推动人民币成为SWIFT产品和服务除美元、欧元之外的第三种计价货币，提升了跨境交易的效率，标志着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进入了更高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先后与39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7万亿元；在2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币清算行制度，将人民币现钞出境和回流渠道逐步延伸至全球范围。这对于便利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投资、促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维护地区间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人民币投融资和交易功能持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双向通道逐渐开放，人民币跨境融资、资金池等金融产品不断创新；RQFII[1]、RQDII、沪深港通、沪伦通、基金互认、债券通和黄金国际板等投资渠道逐步开放。2019年，中国472家A股公司被纳入明晟MSCI指数，人民币债券被纳入全球三大重要债券国际指数，充分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的信心。截至2019年年底，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等金融资产合计6.41万亿元，持有债券托管量占比2.3%，持有股票市值占A股总市值的3.6%。随着境外人民币的不断积累，市场自发形成了以香港和伦敦为主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离岸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境内机构向境外人民币贷款余额合计超过5300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余额4227亿元。市场对人民币信心明显增强，人民币离岸汇率围绕在岸价格波动，离岸人民币计价的权益类投资产品更加丰富。全球人民币外汇交易日益活跃，日均交易量占全球外汇市场份额从2%上升至4%，其中95%是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从2010年开始，人民币陆续对欧元、英镑、卢布、韩元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直接挂牌交易。上海外汇交易中心已成为世界第八大外汇交易中心，与人民币的交易货币地位相匹配。（三）人民币计价功能有所突破。2013年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中国铁矿石期货上市，目前大连的铁矿石期货市场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对国内钢厂锁定利润、稳定经营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以人民币计价的INE原油期货在上海挂牌交易，目前已成为亚洲交易量最大、全球第三的原油期货合约，仅次于美国WTI原油期货和英国BRENT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的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交易和期铜交易也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上市，同时引入境外交易者，其交易合约报价将成为全球或区域基准。推动人民币成为大宗商品的计价结算货币，是我国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重要举措，缓解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但缺乏定价话语权的困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四）人民币储备货币功能逐步显现。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在篮子货币中排名第三。截至2019年年底，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中人民币储备规模为2176.7亿美元，在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第5位。据人民银行统计，已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不匹配。据SWIFT统计，2019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GDP的20%，但是人民币主导的交易仅为1.16%，美国GDP约占全球的25%，但美元交易却占44%。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原因，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境外使用人民币的网络效应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是当前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因素。（一）面临着国际经济体系“去中国化”的严峻风险。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战略对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掀起贸易战，多边贸易体系被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所替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运转处于半瘫痪状态，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被迫调整。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2019年中国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13.1%，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对外投资大国。相比之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国内贫富差距加剧、产业空心化以及失业严重等社会问题，被美国的政客们归罪于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强大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老大地位。中美在贸易、科技、外交领域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中美脱钩的现实，这是当前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背景和不稳定因素。中国成为“去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全球美元体系的“去中国化”迹象明显。一是今年疫情在全球大暴发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美元荒”，凸显了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重要性，美联储在3月份与14个国家央行建立了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总计4500亿美元，人民币被排除在外；二是中国正面临美国金融制裁的严峻挑战，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和长臂管辖权，对中国特定个人和机构的制裁不断升级，冻结在美国的账户和资产，禁止使用美元交易，严格限制美国机构投资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融资，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将香港踢出SWIFT系统的说法屡见不鲜；三是美国重新考虑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其印太军事战略“一唱一和”，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排斥在美国所构建的新的贸易投资联盟之外。只有持续深化与世界经贸的交往和联系，坚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打破美元体系的包围和垄断。（二）面临着后疫情时代和经济“逆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新冠病毒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尤其是美国“面临着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盛行，对外交往上的孤立主义、本国优先主义和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将大行其道，预示着以人员、货物等物理空间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出现倒退。有着相似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经济联系紧密、地域临近的国家相互合作共渡难关的区域化特征将成为趋势之一。“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以来，2013年-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了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但是大部分仍然是美元计价，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只占不到15%左右，域内66个国家只有8个国家主权货币与人民币直接挂牌交易。另一方面，中国在控制疫情蔓延和感染死亡病例方面表现较好，经济复苏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根据IMF最新预测（见表一），2020年全球GDP增长预期为-3.0%，除印度外，中国是全球十大经济体里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未来几年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基准利率将仍然保持2%-3%的正数，中国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和发动机，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三）面临着美元衰弱和国际社会“去美元化”的新趋势。“9·11事件”以后，美国将金融制裁升级成一种重要的国际权力工具频繁使用，这种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暴力手段实施成本低而且破坏力巨大。比如2012年，美国为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通过SWIFT向伊朗施压，禁止伊朗金融机构通过SWIFT进行资金交易，迫使日本、希腊等11个国家大幅度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2014年对俄罗斯国有银行和石油、天然气公司进行制裁，导致俄罗斯企业海外债券损失超过400亿美元等，此外对海外金融的巨额罚单成为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制裁的新现象，2008年-2017年，美国监管机构对银行的罚款总计超过3500亿美元。这种将美元武器化的做法激起美国的对手甚至是盟友的强烈反对，俄罗斯抛售1000亿美元国债作为对美国制裁的回应，并推动卢布国际化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欧盟2019年成立新的欧盟-伊朗交易支付新渠道INSTEX，使用欧元计价，不通过SWIFT系统，以继续支持伊朗履行核协议。全球“去美元化”之路已经开启。另一方面，为应对疫情而重新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4万亿突增到7万亿，一手发债、一手印钞的做法，势必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加剧了美国和全球经济长期衰退的风险，影响美国巨额债务偿还的可持续性，如果美国国债违约，将会严重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础。其次，美国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地位决定了美元能成为全球使用的货币。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政策，虽是国际贸易平衡的产物，但是“特里芬难题”[1]的存在，也会影响将来在国际贸易中美元的使用，美元的衰弱不可避免。（四）面临着数字货币冲击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确定性。2019年，美国互联网科技巨头Facebook联合众多大公司计划推出了跨国界流通的超主权数字加密货币—Libra（天秤币），其匿名性、低成本交易、币值稳定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亿级用户和巨大应用场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和期待，未来很有可能对主权国家货币形成“挤出效应”，如同当前美元取代二战后的金本位一样，未来Libra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数字交易的主要媒介，这将颠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因此遭到了各国货币监管当局的担忧和阻击。当然，也不排除Libra会成为美国信用输出的一种渠道，通过Libra的使用扩张，强行迫使其他主权国家接受美元信用作为其主权货币信用的替代和补充。面对这种不确定性，部分国家央行也顺应数字时代转型，推出了本国的主权数字货币。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最先完成测试，今年四月开始在苏州、深圳、雄安以及成都试点使用。目前主要是在国内零售终端使用，但是数字货币的天然跨境特点，也助力人民币在跨境支付交易上更易被人接受和使用。
（一）平台经济模式的成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最终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互联网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企业能够很好地整合消费者、服务企业、支付机构等不同组织的信息，促进主体间的信息流动并形成和创造海量数据，通过大数据算法能够显著降低产品和服务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成本，影响中国人的消费模式，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增值。目前我国市值超100亿美元的平台公司就有20多家，证明了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平台公司创造的消费生态系统提升了中国普惠金融水平。得益于生物特征识别、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贯穿消费金融贷前、贷中、贷后的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从2014年的0.02万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7.8万亿元，增幅近400倍，信用卡发卡量到2018年末累积9.7亿张创历史新高，激发了新中产、年轻一代群体的巨大消费潜力。5G和物联网作为技术支撑的、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新生态正在成为下一个发展方向。我国目前有60余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启动数字化转型，估计可以拓展 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美元以上的价值。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率先应用能够帮助中国银行业成为与中国制造相关的全球产业链金融、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商，助力中资银行国际化，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金融服务支撑。（二）移动支付工具的创新有利于中国引领新一轮数字全球化。物理空间的“逆全球化”阻挡不住信息社会数字全球化的潮流方向。数字全球化是“数字技术+传统国际贸易+创新产品服务+全球化”，不仅是将传统产品贸易的线下跨境流动部分转移至线上，还挖掘出数字产品出口等服务贸易的广阔空间，更是通过手机APP等网络平台服务和产业物联网的平台企业推动的数字全球化。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主要表现为平台和流量的竞争，未来的合作体现为数据的有偿合作。在数字全球化经营过程中，相比传统的收购或新设机构的方式跨国经营，通过开放API接口与业务拓展国家的服务平台进行无缝对接更加高效，可以帮助中国科技企业拓展全球电子商务版图，推动移动支付工具在全球范围的使用。部分企业已基本建成全新的跨境支付网络，解决了行业痛点，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新的小额支付解决方案，也为人民币在更大范围、更多客户群体中使用提供了便利。（三）数字货币的跨境流通有利于推动中国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相较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银行账户模式，人民银行数字货币只需开立DC/EP钱包，如果双方的手机里都有数字货币钱包，只要手机有电，无须网络，手机碰一碰，就可以方便地完成转账或支付，而且是直接持有中国人民银行的负债，方便、快捷、安全且匿名。配备了DC/EP的中国移动支付服务商将在海外市场如虎添翼，极大地方便国外用户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和意愿。DC/EP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不但可以替代纸币，缓解境外人民币现金调运的矛盾；同账户模式相比，能够更好地预防和监控各种跨境洗钱行为，对于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和调控而言，也更为有利和可控。一旦DC/EP的境外流通被官方、企业和居民认可并自愿持有以后，就会对DC/EP的可兑换提出需求，境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使用DC/EP的过程中，激发对于人民币数字资产的兴趣，其中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还会尝试持有数字货币的资产，这可能会衍生出更多的人民币数字业务模式，而且对债券、股票等资产交易的金融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中国监管部门不断完善DC/EP的境外流通政策，深化境内外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一）金融市场逐步稳步开放，人民币软实力建设是基础。坚持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市场化原则，继续引进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直接交易，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范围，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继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方便境外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境内债券和股票，放松外汇市场参与者准入限制，丰富风险对冲产品和工具，鼓励非储备货币区域交易发展，建立健全开放的、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同时，要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做好逆周期调节，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保留一定的资本管制功能，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底线。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在政府涉外统计、核算、管理中的计价功能，推动我国税收、会计、评级等制度与国际接轨，发挥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主力军”作用，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形成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合力。（二）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香港离岸中心的枢纽作用。上海中心的建设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就如同纽约之于美元，伦敦之于英镑。上海的税收、落户等优惠政策要能吸引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人才愿意来此扎根，目标就是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人民币流动性中心、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不断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网络辐射效应。其中，流动性管理至关重要，让外国投资者进得来、出得去，愿意越来越多地持有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可以考虑在现有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面向全球合格投资者的人民币主权债务市场，更加积极的接入国际主要评级机构的债务评级体系，推动人民币债券纳入欧美主流市场合格担保品。发挥香港在众多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中心”作用，针对目前人民币离岸证券产品受追捧但流动性不足的情况，需要监管部门不断完善清算体制安排、人民币流动性、金融产品开发和跨境同业政策。可考虑在香港建立类似美国的国债回购市场，扩大人民币的境外循环；逐步增加境内人民币资金的跨境流动，活跃市场流动性并得以完善离岸人民币利率曲线。作为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深度和美国制裁香港的对策之一，可以考虑改革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由港币钉住美元改为钉住离岸人民币（CNH）。等到时机成熟，离岸人民币可取代港币，成为香港的法定流通货币。这一设计通过香港设立缓冲带，既保护了境内人民币（CNY）现有的汇率制度和金融体系改革不易受外部冲击，又能鼓励离岸人民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使用。一个央行，两种货币，两套管理模式，离岸和在岸紧密联动，助力人民币在更高水平上的使用。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币自由可兑换，CNY和CNH自然就合而为一。（三）推动数字全球化的标准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和项目投融资安排上，推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主要计价货币，支持以信息网络为主的“新基建”，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在科技驱动的普惠金融中受益，在参与数字产业链的重新整合中，共享发展成果。鼓励中国的科技企业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全新数字支付网络。重点支持一批大型科技企业走出去，鼓励创新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出口，国家在出口准入、数字税收等配套政策上要大胆尝试，先放开再规范。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和跨境电商出口监管试点成熟后尽快向全国推广，加快跨境电商的技术标准和信息化建设。要重点关注跨境物流普遍存在的成本高、运输效率低、效益差等问题，从财政、税收、法律等方面的政策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鉴于数据将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企业国际化可能面对的最大风险就是数据服务中的侵犯隐私行为，以及基于平台服务的垄断行为。目前各国政府正在制定数据本地化法律以限制数据的跨境流动，并为国内数据的处理制定严格的规则。目前可行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出口企业做出数据监管承诺，保护海外消费者的利益，以换取进口国的市场准入承诺。最近一些关于数据流动的协议就体现了这种模式。（四）加强国际合作，坚持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应该是替代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树立新的货币霸权，而是寻求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全球经济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相匹配的货币地位。尊重并相互支持其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战略，加强与利益一致的各国央行合作，对Libra等超主权数字货币加强监管，既要避免其紊乱本国货币制度和金融稳定，又要防止其成为美国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树立美元垄断地位的新工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民银行的DC/EP在境外的推广要坚持市场行为，水到渠成，否则有可能引发货币主权的争议，令其他国家对人民币产生不必要的戒心，最终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事倍功半。
注释：
[1]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针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
[2]特里芬难题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作者系太和智库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来源：“太和智库”微信公号，首发于财新网；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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