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只有保护民族经济才是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正确选择

点击：  作者：贾根良    来源：察网智库  发布时间:2019-02-06 14:22:14

  

 

 

      【摘要】应对中美经济战只和美国打关税战无济于事，必须针对美元霸权和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采取对等反制措施。我国比美国更需要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保护价值链高端，保护国内市场！如果不是美国发起对我国的经济战，我国似乎没有理由采取对美针锋相对的措施，既然美国高举关税保护、禁止中国在美投资等保护主义大旗，那么，我国就可以完全有正当理由采取对等的反制措施：禁止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成立新公司，禁止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针对美国对中兴公司的制裁，对美国在华跨国公司采取对等制裁措施，特别是对占据我国高端价值链和垄断我国市场的美国企业礼送出国，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待时机成熟后，重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保护主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成功崛起之路！

 

【笔者按】自“中美贸易战”于今年3月中旬爆发后，已有四家杂志从3月底到前天向我就该主题约稿，但都被我婉拒了。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对于目前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我在2009-2010年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就提出了我的方案，这就是通过取消出口退税、取消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重走保护民族经济之路，从已“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的”（对美等）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第二，具有我上述观点的国内学者寥寥无几，我一个人仍继续这么呼吁会有何用呢？第三，我的这种看法必然被扣上反对对外开放的帽子，这样的文章在以前还能发表，现在我写出来了，杂志也不敢发表。

再到后来，我看到有关“中美贸易战”的错误观点满天飞，正在将中国引向错误的道路上，我感到我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再次丧失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历史机遇已不可避免，心情异常沉重，再加上我的博客从5月10号就发表不了文章了[①]，我就更没有兴趣撰写这类文章了。不过，在前天某杂志约稿的刺激下，下面摘录我在今年七月初应约撰写的一个内参的部分内容，公布在此，作为一个备忘录，目的只在于避免后人指责中国的新李斯特主义者何以对“中美贸易战”保持沉默，并在文后附上我在八年前（2010）发表的文章《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以表明我对应对“中美经济战”的基本思路。

 

从一开始，美国对华经济战就没有局限于“贸易战”（关税战），目前，其经济战包括制裁中兴公司的科技战（在中国境内首开恶劣的“治外法权”先例），严禁“中国制造2025”企业在美投资以及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等强压策略为美国在华跨国公司控制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产业的高端价值链、瓦解我国企业核心技术创新的努力而进行的投资战；在将来，美国必将对中国发动货币金融战争。美国对华经济战是一种预谋已久的和深远布局的新战略，是美国为了解决自身以逆差战略为核心的全球化在美国导致的危机，对其过去三十多年对华经济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的必然之举。

 

美元本质上是一种主权货币，但美元的“霸权”地位却赋予了其在国际贸易中“超主权货币”的角色。美元的主权货币和“超主权货币”的双重角色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美国贸易逆差是由美国蓄意的财政赤字和美国跨国公司对别国直接投资共同主导的。由美国财政赤字产生的贸易逆差部分相当于顺差国家向美国缴纳的税收，而由美国跨国公司对别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贸易逆差则直接对应着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税后利润。国际货币金融史说明，只有在以金银贵金属为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贸易中，逆差才是国家利益的损失；而在当今主权货币经济体系中，逆差对美国来说是收益，美国利用纸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极其隐蔽地实现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征收税赋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利润攫取。所以说，长期以来，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国源源不断地将产品输往美国并换回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贾根良，2010），美国经济战略家和特朗普深知这一点，但却将自己打扮成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这是美国政府的无耻。

 

然而，既然美国通过开动印钞机购买中国产品就可以不劳而获，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把目标对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发动关税战呢？这是因为，美国长期实行的美元霸权和贸易逆差战略虽使美国垄断资本家和华尔街大获全利，但却损害了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导致了制造业严重空心化、技术创新受损、失业严重、工人和广大中产阶级因遭受工资停滞不前而怨声载道，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危机，如果再继续下去，美国中下层民众迟早会造反。实际上，由于注意到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工资套利活动对美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不利影响，曾经是自由贸易理论宗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早在2004年就在著名的《经济展望》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对其长期信奉的自由贸易信条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如果全球化使大量的美国公民遭受工资降低之苦，那么这就是整个美国的失败，这样的自由贸易就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由于笔者在2008年开始就对美国保护主义崛起的历史和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美国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一直密切关注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所以，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的前五天（2017年1月16日），笔者在博文中就写到，特朗普上台后将在实体经济方面推行逆全球化（保护主义）但在金融方面将继续实行（自由化的）全球化政策，在“特朗普新政”的三大政纲——贸易保护、内部改善(基础设施大建设)和美元霸权——中，前两者就来自美国学派，而美元霸权则是适应当代美国国情仍继续采用的掠夺别国的战略工具。通过对美国经济战迄今为止所有措施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些措施不仅印证了笔者2017年1月做出上述预测的正确性，而且也说明美国经济战略家终于解决了困扰他们的理论问题：在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

 

美国对华经济新战略具有两个重点，其一是在保护美国制造业特别是智能工业化制高点的本土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强化所谓知识产权保护和利用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等达到支配中国市场的目的；其二是为了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情况下继续在中国推行美元霸权战略，为此，美国正在从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为主的战略转变为通过贸易逆差和金融直接投资输出美元并重的战略，并有可能在未来转变为以后者为主，这是美国对华经济战略的重大变革，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美国实施金融开放。

 

但是，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都不可能打赢这场经济战争，反而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甚至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再次，教条主义地对待全球化，忘了中国的古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视自由贸易为真理，将外资看作是民族经济发展的福音，看不到保护民族经济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大势，反而继续实行对民族经济不利的政策。美国需要价值链低端，这是美国实施保护主义的理由；而中国需要价值链高端，更需要通过关税保护和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保护民族经济。

 

最后，被美国的宣传所迷惑，误将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战看作是阻止中国崛起，而没有认识到美国真正的目的是将中国拖入依附型经济的深渊。与流行的看法相反，这次贸易战反映出我国对美国贸易依附的巨大危害，中兴事件反映出对美国的技术依附，但鲜有人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金融依附，笔者早就指出，中国经济已是美国经济的附庸，带有明显的依附型经济的特征，学者们都错误地过高估计了中国经济，没有认识到这种依附型经济潜在的致命危机。

 

目前我国应对中美经济战的思路仍错误将保护主义看作是闭关锁国。读读历史，人们就会发现，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在高关税保护之下发生的，现在，美国正在通过保护主义推动第三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英美国家的这种保护主义算不算闭关锁国？英美发动前两次工业革命都是在保护主义大墙之下进行的，这正是中国未来崛起之所需。即使加入了WTO，美国也没有要求中国毫无限制地引进外资和实施金融开放，而我国却一直主动地这样做，将来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怪谁呢？

中国迫切需要从对美国的贸易依附、技术依附和金融依附中摆脱出来，而美国对我国发动的经济战恰好提供了这种重大历史机遇，中美经济战正是中国经济大转型的大好时机。我国已经错过了十年前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历史机遇，我国绝不应该再错过这次机会，否则，将大大推迟中国经济崛起的进程，甚至导致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附录：保卫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②]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的危机，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遭到了许多国家保护主义措施的任意宰割，日益暴露出它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严重损害和失去抵御外部风险能力的严重弊端。在历史上，历来都是发达国家捍卫自由贸易而欠发达国家吁求保护主义。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采取针对我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之时，我国却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自以为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符合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利益。但实际上，这种信念的形成是由于不了解历史而被比较优势理论所欺骗的结果。凯恩斯曾有言，错误的经济思想使人看不清自己的利益归属，自由贸易使我国越来越陷入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中国亟需发展战略的大变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首先从英美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讨论保护主义作为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之路的必然性，然后从党中央近年来有关建设创新型国家、城乡统筹、和谐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等战略构想入手，深入探讨为什么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是落实党中央这些战略部署的唯一选择。最后，论文提出了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一、保护主义：大国崛起的秘诀及其历史经验

 

但是，美国人很容易地就识破了英国人的伎俩。美国早期保护主义代表人物雷蒙德在1820年就指出，英国并不是靠亚当·斯密的方案致富的，而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别的国家来遵循这一方案，“这就很好地揭示了他们的目的，即鼓吹亚当·斯密理论体系的作用好让别的国家上当，而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被自己所欺骗的”。[④]针对英国人有关自由贸易的劝说，当时的美国人回答说，“……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美国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公开宣扬真正的世界主义原则。这将是当美国人口上亿而且海上到处都有美国船只的时候；此时美国的工业已经臻于完善，纽约和费城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中心和制造业城市；此时地球上再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美国这颗巨星抗衡，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在包括陆地和海洋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公开地宣扬自由贸易”。[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实行了世所罕见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政策，正如托马斯·K·麦格劳写到的，“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⑥]

 

美国经济在1894年就崛起了，但其高关税保护主义却又继续实行了四、五十年，只是在其工农业帝国的稳固地位无法被其他国家所撼动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才开始大力推行自由贸易，乃至到最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2001年5月7日的讲演中把自由贸易神话成了“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的”，该总统虚伪地宣称，“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正在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贸易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在推动政治自由。”[⑦]但是，就在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推销自由贸易的同时，谁人不知美国一直仍在搞贸易保护主义？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由于迷信自由贸易主义的教条，成了自由贸易的坚定捍卫者。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19世纪初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英国试图向法国、美国和德国推行坎宁-赫斯启森自由贸易制度，法国和德国的自由党党员们，尤其是主张博爱的世界主义者都表示热烈欢迎，为此兴奋到了极点，但美国时任高级法院院长的鲍尔文先生却一眼就看穿了英国人的两面派手法，他尖锐地指出，“这个制度同英国多数的产品一样，是专供出口的，不是为国内消费而设的”。[⑧]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当今美国的真实写照！

 

那么，为什么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需要保护主义，而不要被发达国家所欺骗呢？19世纪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资本替代劳动甚至替代土地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国际竞争就是由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所塑造的。如果使用机器的一国的资本生产率是另一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该国的工资水平比另一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另一国更低，因此，正是高生产率的资本使得该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另一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由于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所以在该国，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刺激资本的替代，从而将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而且由于高工资，劳动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操纵和建造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货物，从而该国可以在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但是，当高生产率的领先国家的劳动和资本与低生产率的落后国家的劳动和资本在自由贸易状况下进行竞争时，高效率的必将淘汰低效率的，落后国家的劳动及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将日益变成无用的废弃物，从而陷入一种低生产率与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为了阻断这种恶性循环，落后国家就必须对工业资本投资（在现代就是高端产业）实施关税保护。

 

我们这里仅以美国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当美国在1815年之后开始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遭到了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保护起来的市场在工业产品上肯定是价高质次的，消费者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更严重的是欧洲对美国工业高关税将进行报复，使其农产品出口遭遇重大困难；而美国通过保护成长起来的工业将无法面对国际竞争，因此，当时许多人曾预言美国经济必将崩溃。但事实上保护主义不仅没有保护落后和破坏自由竞争，反而造成了过度竞争。在当时，与美国高关税保护相映照的国内政策是自由放任，布莱恩就此曾有如下评论，“正是由于同时享受了自由贸易(作者的意思是指国内自由竞争)和关税保护，才促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繁荣和惊人的发展”。[⑨]当时著名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坚信，只要通过保护排斥了国外的竞争，市场机制在国内就会带来理想的结果，但他没有想到国内的过度竞争有可能摧毁美国经济[⑩]：19世纪70-90年代剧烈的竞争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使许多企业来不及收回固定资本投资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因此，高关税保护下的自由竞争在当时遭到了因政策建议而得到美国政府多次嘉奖的威尔斯的坚决反对。[11]这种过度竞争的情况在当时同样是保护主义的德国也出现了：德国在1879年开始提高关税保护率，在经济崛起时期依赖关税和卡特尔实行“对外竞争、对内合作”[12]，“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们大多视卡特尔为避免企业间‘毁灭性竞争’而创造出的‘必需品’”。[13]

 

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的结果如何呢？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在国际上使许多国家难以招架，以至于1901-1902年在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图书，第一次向人们拉响了警惕“美国化”的警钟。[14]我们知道，英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但到了1875 年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美国与英国和德国却成了共同的领导者，而到了1908年开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时，美国却成了唯一的领导者。这种成功的经验以不可否认的事实证伪了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命题：保护主义阻碍了技术创新，否决了目前在中国仍有很大影响的“市场换技术”的论调和政策。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美国在科技落后和高度保护主义的闭关锁国情况下，造就了自主创新的辉煌？这主要归功于六个重要的因素：保护主义的基本国策、以收入均等为特征的广阔国内市场规模、政府支持、土生土长的国家技术群体、组织创新和装备工业的后来居上。[15]其中，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是美国实施高度保护主义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如果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规模小，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将受到严重的制约，但这种制约对当时的美国是不存在的，对目前的中国更是不存在的。但是，中国需要保护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个理由。

 

二、为什么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

 

幸运的是，新世纪伊始，党中央就已经意识到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布局。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胡锦涛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发表政论文章，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中国 20世纪以来曾有过的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看作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17]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由于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和新自由主义影响太深，因而难以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深刻反思，更不用说认识到最需要保护主义的实际上是中国而非什么别的国家？笔者将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城乡统筹（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等战略构想以及应对美元霸权问题入手，对保护主义与内向型经济为什么不仅是实现党中央战略构想而且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唯一选择加论证。[18]

 

第一，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离不开保护主义。我们知道，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许多人并不了解，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其主要表现就在于这些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的落后，落后国家如果要自主创新，它就必须扶植和保护这些产业；而由于这些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就只能在国内为其创造市场，否则，没有市场，这些产业将如何发展？而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外有境外高端产品的出口对本国市场的巨大冲击，内有本国政府大量引入的强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公平竞争，如果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连自己本土的市场都无法保有，他们怎能还有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为了降低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系统性风险，为其创新收益提供可靠的预期，落后国家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高端环节的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第二，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能否同时发生？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鼻祖之一李嘉图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他们看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一方的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所失。李嘉图认为，社会总产品是一个确定的量，由于工资和利润是按相反方向变化的：工资上涨，利润就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如果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分割，就必然表现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而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人口密集的落后国家具有低工资的竞争力，如果落后国家提高工人工资，发达国家的贸易利得就会减少。因此，在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看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一个挑动阶级斗争和民族仇恨的经济学体系。

 

第三，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其理论是以报酬递减为基础的，他们的经济学体系根本就无法处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问题，也无法处理科技进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在美国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看来，正是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资本家资本积累的扩大、工人工资的提高和政府税收的提高才有可能同时发生，一方的增加没有必要导致另一方的减少。一国能否抓住这些高质量的生产活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由于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如果一国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及其创新收益拱手让渡给发达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在利润、工资和税收之间相互倾轧，这就是目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所谓低工资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才造成了今天社会不和谐的局面。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中国就必须对高端产业和各产业的高端环节进行保护，只有把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收益完全控制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国家才有基础通过调节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关系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保护主义是中国民族产业和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四，只有在保护主义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是以消耗大量资源并造成环境污染为特征的，因此，我国通过利用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引进外资加入到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众所周知，目前我国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绝大部分森林已经消失；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据报道，在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和“世界工厂”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在面积不大的区域内创造了我国30%的对外贸易额，但代价是深受污染之痛，且持续已久。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受重金属污染，且其中10%属于严重超标，这直接导致当地叶菜类蔬菜的污染情况十分严重。[21]自由贸易还导致了我国大量自然资源被破坏性的开发并通过廉价出口流入发达国家，稀土只不过一个较突出的例子而已。因此，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我国就必须大幅度压缩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显而易见，如果不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扶植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民族企业并保护其国内市场，建设环境友好和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五，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是解决美元霸权问题的根本办法。在美元霸权的支配下，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政府就蓄意地通过新自由主义大肆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我国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我国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不劳而获地通过印刷美元纸币换取我国的出口品。同时，美国政府又迫使我国把出口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购买美国国债，并通过滥发美元等使这些美元储备不断贬值，最终失去经济价值，从而使我国深陷“美元陷阱”之中。我国深陷“美元陷阱”的主要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于实体经济，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进出口保持长期的动态平衡，我国就不会积累这么多的美元储备，也不会陷入“美元陷阱”。因此，如果没有终结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那么，在纸币经济的时代，无论是储备货币多元化还是不切合实际的建立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都无法解决美元霸权问题。要解决美元霸权问题，就必须破除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的迷信，就必须重走保护主义的内向型经济。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适合大国经济，更不适合于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追赶。美国的经济崛起就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这是一条值得我国效仿的发展道路。

 

三、中国保护主义经济崛起的十大战略方针

 

第一，抓住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要把资本货物工业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工业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作为奋斗目标。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高端产业、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是科技进步的载体，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也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创造了可以由企业家、劳工和政府共同分享的生产率增益，是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赖以实现的基础。一旦一个国家丧失了对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的控制权，那么，这个国家将不仅在自主创新上举步维艰，而且它也将丧失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使其生产率增益普惠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行业以及提高全体国民公共福利的机会。在历史上，德国、美国和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够沦为外国的殖民地，反而却相继崛起，其原因就在于通过幼稚工业保护大力发展他们当时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目前，我国民族企业在这些高质量生产活动上根本就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仍需要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对这些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加以扶植和支持，具体地说需要采取以下第二和第三点论述的保护主义。

 

第二，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关税保护程度，但我国目前的关税水平是9.9%，而全球的关税总水平却是39%，这样的关税水平太低，不仅无法保护我国高质量生产活动，而且也无法保护我国大豆生产等许多传统产业。因此，我国应该与WTO重新谈判，大幅度提高关税保护水平，如果达不到目的，即使退出WTO，也是没有什么可惜的。但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则是要停止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拒绝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拒绝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农产品技术。因为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虽然可以使我国低端产品的外销得到扩大，但大量的外国高端产品将严重冲击国内高端产业，使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受到严重限制。而如果不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我国还可以在WTO框架下有一定空间，使用产业政策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自主创新产品的发展。目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问题正在加紧研究，预计在2012年完成研究工作并付诸实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高端产业处于劣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将进一步加重我国“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格局，特别是日本不怀好意地建议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应该实施零关税政策，其目的就是彻底摧垮中国的高端产业，造成我国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彻底依附。如果日本能够达到这种目的，这无异于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将通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而得以实现。我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国内市场应该为民族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保留市场，完全没有必要与日本和韩国搞什么自由贸易区。

 

第三，重新恢复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其目的是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国内市场。由于我国高端产业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有较大的国外市场，我国只有抓住国内市场为其发展创造条件，而这种市场只能来自其他产业特别是低端产业的需求。但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我国放弃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方针，片面地强调融入全球化，结果是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致使我国深陷对外国低端产品市场依赖的陷阱，并造成我国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而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高端产品则大量地依赖进口，严重地冲击了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民族产业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严重下降，而且形成了“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这种在新的国际分工形势下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格局。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为我国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创造市场，我国需要重新强调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基本原则，大力压缩产业价值链低端环节和低端产业的产能规模，为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环节的发展腾出空间，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原先用于出口的低端制造业提供新的市场，而且他们也能与农业之间形成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内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26]

 

第四，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之成为我国高端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弥补国内市场对民族高端产业的需求不足，从而使之成为推动我国高端产业发展的补充推动力，并使之成为我国有保证的原材料来源地。美国在其经济崛起过程中，为了避免当时发达的英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掠夺和压迫，美国通过高关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经济隔离开来，但却大力发展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或比其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特别是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其高端产品的市场，从而在国外创造了对本国高端产品的新的需求，为其弱小的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美国的这种历史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和仿效。对外贸易对一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一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推动国民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升级，这不仅可以加强本国经济的独立自主，而且还可以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从“进口高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向“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高端产品”的转变，从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就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因此，把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作为我国高端产品的市场不仅为我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还为我国获取国外资源提供了财力保障，因为对于我国来说，只有通过高端产品出口的不断增长，才能有不断增长的财力交换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自然资源。

 

第五，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特征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要以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为引擎。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国民财富的增进主要表现为本国普通国民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内需的增长，这不仅是衡量国富国穷的根本标准，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正如杨格指出的，分工也就是经济发展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市场规模“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29]也就是普罗大众的实际工资。因此，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占国民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以及中产阶级实际工资的提高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它给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投资和获利机会，而实际工资的提高又迫使企业不得不通过技术进步应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在实际工资提高和技术进步之间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但我国目前以廉价劳动力所谓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与此背道而驰的，如果使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粗略地衡量国民收入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是71%，世界平均值大约在55%左右，而中国只有35%。中国10亿工人农民收入太低，这是我国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和外贸依存度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不言而喻，按照演化经济学的看法，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是以本国占有全部或者绝大部分技术创新租金为基础的。因为有人把拉丁美洲各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看作是拉美陷阱的表现之一，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拉丁美洲之所以出现所谓的“福利赶超”，其成因也不在于樊纲等人所说的理由，[30]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外资通过控制拉丁美洲各国的高端产业和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仅占有了全部技术创新租金，而且也攫取了额外的利润，因此断绝了拉丁美洲各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源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改善国民福利，其表面现象必然呈现为“福利赶超”。

 

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因素很多，本文只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1）国内流通体制严重不畅的沉疴。据报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外销困难，国内一些营销商从外贸企业采购到一些产品，上市后被抢购一空。但是，“即使是金融危机到来的今日，出口转内销也是外贸工厂的下乘之选”，[32]原因就在于国内营销商“没有止境的货款拖欠”和超市向供货商收取的高额“合作费”等；（2）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等部门作为暴力行业，大幅度提高了商品流通成本，严重地阻碍了国内分工和区际贸易的发展，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家魏城吃惊地发现：从中国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广州运货到北京还便宜！基础设施之所以称为公用事业，其作用是为了降低生产和经商的成本，因此许多国家严格限制收费高速公路的发展，但在我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公路，即便把全世界高速公路收费里程都加起来，也仅仅相当于中国高速公路收费里程的四分之一。据《山西日报》和《中国公路网》报道，山西省高速公路全程约2千公里，2008年收取通行费达到87.16亿元，每公里一年收费超过400万，堪称是举世罕见的暴利产业，地方官员的第二银行。连审计署署长都惊呼，中国高速公路变成了高价公路，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公路已不再是公路，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私路。[33]收费高速公路滋生了严重的挥霍和腐败，“中国交通系统的腐败是中国社会一个巨大毒瘤，其中高速公路的腐败由于体制痼疾更为触目。”[34] 至于中央地方分权体制和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分割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

 

我们搞了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国内市场的统一问题至今仍然困难重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许多时候都是为了与全球化接轨并为出口导向型经济服务的，而出口导向型经济在许多方面却助长了国内市场的分割。然而，一旦我们惊异地发现，出口导向型经济竟然是一条通向贫困之路之时，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上难道就不需要一种大变革吗？从对外开放转向启动内需的国内经济体制：内部改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新的攻坚点。

 

（来源：察网智库，作者：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