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性崩溃正在引发新的地缘政治后果。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风云突变，全球震动，由此引发的重大变化和后果尚待观察，但是美国眼看自己的影响力亦即软实力进一步削弱而无力回天，如同百年前的英国，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再一次如此强烈地暴露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力，随着近年来中国外部环境和内部形势的迅速演进，总体上也正在消退，中国的命运必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人民自己把握。在这个背景下，已经载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五中全会文献的软实力问题，关系重大。当前，关于中国软实力建设首先是软实力理论建设，亟需厘清基本思路，并从国情出发，对中国软实力理论建设的基本架构有一个正确的清晰地概念。这个问题太大，非个人能够解决，但是本文愿意对此进行探讨，以向各方面求教。

      一、中国软实力理论建设的若干基本思路

       （一）融会古今，贯通中西，超越西方

      软实力理论，由于中西文化、政治根本不同等原因，中国必须自主创新。融会古今，也是一种与时俱进，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性格。那种认为中国文化是守旧的停滞不前的文化，是误解或不了解历史。宋代的新儒家，明代的实学，清代的新学，20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打通中西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史提出的大题目，一百多来年中国人都在作这篇大文章，改革开放其实也是在继续作这篇文章。

        从全球看，后发国家认同的现代化是在文化上既保留民族自我，又实现现代转型。埃及问题的深刻历史文化根源在此。近代中国船大难掉头，但是文化上贯通中西，与时俱进的大方向一直没错。只是近100多年里全盘西化的干扰一直存在，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曲折造成对西方文化和制度的认识有反复，表现在近2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衰落的回光返照。但是毕竟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前正在突破美国影响的瓶颈。总的说来，贯通中西这篇大文章还有待完成，认识上难免有反复，实践上难免栽筋斗。毛泽东自嘲大跃进是“栽筋斗”，苏联、美国不是都栽筋斗？改革开放就一定不“栽筋斗”？特别是学界不少人栽了筋斗，而且栽得不轻，这是不争的事实。栽在哪里？关键在于被新自由主义思潮、西方理论、美国模式误导。所谓被误导，关键还在内因。栽筋斗的根本原因，从中西文化上说，就是“不通”。“不通”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学习西方文化，首先要选择人类先进文化，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那是人类先进文化，这次美国金融海啸表明，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21世纪人类的先进思想理论；而20世纪末美英等西方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是落后文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思潮，所以折腾一阵以后已经在政治上破产和经济上失败，这已经是一个事实；第二，学习一切外国文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不是照搬外国经验、外国模式，而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照抄西方经济学，实践上流行照搬美国模式，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中西文化上不能贯通，如同中医理论说“不通则痛”，一“痛”，人民群众反对，社会矛盾激化，就栽了。

      （二）关键要敢于对西方反弹琵琶

        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学习西方，目的在于赶超，超越西方。历史证明中国有这个能力，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多有期待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经验表明，无论革命还是建设，中国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这个重大战略思想，无论人们在理解或解释上有什么不同，实际上都是明确拒绝走西化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纯粹是中国式的，它在思想方法上要求对西方反弹琵琶。

        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库。中国人善于反弹琵琶，自古就善于出奇制胜、以弱胜强。90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经验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听邪，中国革命成功，不仅是对国民党政府崇拜的英美模式，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经验反弹琵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是中华智慧的当代政治成果。所以，“世界对中国有特殊的兴趣”（萨缪尔逊语），这是有文化、历史根源的。正因为中国有文化自信，不听邪，才敢于对西方反弹琵琶，也才有今天中华复兴起步的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坚定不移，虽然卷入世界经济危机，毕竟没有如同一些其它国家那样落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圈套，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得益于政治上坚持了中国式思维。其实反弹琵琶也是近代国际成功经验。日本的成功经验也在于既学西方，又不照搬西方，甚至还学苏联计划经济。沙俄追随西方几百年，到20世纪初仍然附英法资本的尾翼；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不到30年就一跃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得益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西方反弹琵琶。可惜后来的苏联人见不及此，这些年俄罗斯人终于醒悟。其实每一种文化都如同一个人，都有性格。西方文化的性格就是你拍他马屁，绝不会讨好，他一定鄙视你，欺负你；你抽他一嘴巴，满眼冒金花；踹他一跟头，满地找牙，他反而尊敬你，佩服你。西方是实力文化，这是文明进化不够的表现。毛泽东其所以有极大的魅力，也在于他谙熟中国历史文化，又能看透西方，敢于也善于对西方反弹琵琶，西方人反倒对他敬畏有加。

        历史证明，百多年来中国批判传统文化有其必要性，但是一味摆脱传统的羁绊已经导致百年来在不小的程度上失去自我，回归传统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开拓新路。开拓新路，需要融会古今，贯通中西。如此，才可言开拓，才能言超越。否则，在当代西方再次发起的“文明冲突”面前，继续在文化上失去民族自我，中国人将没有未来。

      （三）确立中国标准，创建中国学派，推出新一代中国学者

        一部中华文明史和近代世界文明史证明一个事实，就是学术（文化的核心部分）引导政治；另一方面，政治也需要学术，影响学术，发展学术；或利用学术，压制学术，取缔学术。软实力的基础是学术力，核心是思想力。美国之强大，也在于重视学术力（干坏事也需要学术）；前苏联强大时期，学术力也相当可观。但是什么是适合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真正的学术力，这其中大有文章。

        提高中国学术力、思想力，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创建中国学派，为此需要确立中国标准，推出新一代中国学者。确立中国标准，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确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科研评审制度。改革开放以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审主要是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其实，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确立必要的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这一点并没有错。在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方面也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标准？刚刚闹了个“国际笑话”。问题在于，在极左路线下，也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被绝对化，而且成为唯一的标准，压制了真正的科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产生了另一种倾向，表面上政治标准、意识形态标准逐渐废除，实际上是流行西方标准。大量引进西方科研评审方法和制度，不仅推动了西方思潮在中国泛滥，实际上是推动了另外一种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并且将学术界的西化思潮加以制度化，制度化的一个后果是推动了社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维的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这实际上是美国的思维霸权、话语霸权在中国的表现。创建中国学派，喊了多年，没什么效果，科研评审制度等制度约束导致思维美国化是一个重要原因。思维独立才能学术独立，学术独立自主，关系到国家的独立自主。改革科研评审制度，关键是要确立适合中国需要的评审标准，这是学术发展的指挥棒和生命线。创建中国学派其所以没有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制度支持，特别是科研成果评审制度。

        人是文化的载体。现在呼唤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归根结底要出象样的当代中华人物，否则就是空话。无法想象一个精神矮化、缺少各领域杰出人物的民族能够成为世界大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竞争，首先是高层人才特别是各领域领袖人才的竞争。而思想领袖其实是领袖的领袖，政治家和企业家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一再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这一条既是党的历史经验，也是新鲜经验。

        一个文化发展的高潮，正在到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仅是繁荣群众文化，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中华复兴归根结蒂是要靠不断涌现出高层次、高素质的人，现在没有大师，可以忍耐一时，不能老是没有大师。代表民族国家级别的具有大胸怀、长眼光，大视野、大本事、大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外交家，总之各个领域都要不断涌现出具有世界级文化竞争力的人物。中国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优秀人物，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形形色色的优秀人物，而且愈是乱世，愈出人物。只靠西学出不来这样的人物。

      二、中国软实力理论的基本架构探讨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和灵魂

        首先，传统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和灵魂，这是由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决定的。

        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至今，是由于有共同的文化形成的牢不可破的民族认同。近代以来中国一条贯穿于历史的红线就是救亡图存和中华复兴。共同的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不以政权更迭、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改变为转移的。在中国，自秦汉以来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以后，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也随之形成，以后虽经政治上分裂、文化上佛教东传融于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从未改变。近代以来，包括20世纪，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思想从未得到民族认同，这也是符合当代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在俄罗斯，苏维埃的民族认同消失了，但也是回归本土文化，重新确立东正教的文化认同，而不是西化。在中国，不存在重新确立文化认同问题，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政治上一致（中华复兴），而且在文化上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大同理想的现代表述；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也是当代中国软实力的灵魂。

         其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现实需要。

        中国特色归根结蒂是文化特色。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普遍认同，即使在某些方面认识可能有差别，但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从未动摇，对中华复兴伟业的信心与日俱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变动，是相对的；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将逐步得到有效调节，总体上应当趋于正常。而全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必须是绝对的，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歪曲中国历史、摸黑民族英雄、破坏统一的中华文化认同。这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实现中华复兴伟业的需要。

        再次，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源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外来文化强加于中国的，其所以能在中国扎根，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源头，就是战国时期产生的大同理想。近代康有为写有《大同书》，将未来“大同”世界视为包容东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想社会；孙中山以大同思想阐述三民主义；这些与共产党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渊源上有一脉相承之处。1919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其实是由儒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定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实也是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正因为中国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有文化准备、政治需要和应用创新能力，所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软实力的鹰眼

        世界已经改变，对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最需要思想力，以寻找富强复兴之路。这个思想，传统文化没有，必须外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不缺传统文化，前者失败了；后者推翻了帝制，中国贫弱落后分裂动乱并不稍减。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灯塔，能照亮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而在这方面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行，传统文化不能独立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一方面，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在当代有其独立价值；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与时俱进，也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个民族一刻也不能没有政治理论思维，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革命政治上的鹰眼，舍此找不到革命成功的路。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鹰眼，舍此改革开放必然走上邪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后发国家的软实力，集中表现在政治上找路的能力。找路的软实力，首先需要民族的精英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为国家民族奋斗，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个人和小集团。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为眼前的经济利益所束缚，必然搞短期行为，导致在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依附于西方，就不需要理论上找路，也不需要实践上奋斗牺牲。对西方国家俯首帖耳，亦步亦趋，岂不省事？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政权，不要说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只需私心一重，只为极少数统治集团牟私利，或迟或早，政治上一定垮台。其次，找路就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否则必然迷路。政治上有远大理想，就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因为那是为公的主义。为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就必然选择自由主义，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和国际垄断的条件下，选择自由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依附于西方。第三，软实力就是号召力、吸引力、凝聚力，这需要执政党身先士卒，战时赴汤蹈火，平时吃苦吃亏在前，这样才能有凝聚力，人民团结，齐心协力，牺牲奋斗。具备这样的软实力，离开高远的政治理想支撑，是不可能的。

      注释：

      （1）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5日。

      （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