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现实启示

点击：  作者：许森    来源：国防参考  发布时间:2016-06-09 12:41:39

 

 　　【摘 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讲话为我们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指明了方向。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新闻媒体提出的“48字”职责和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讲话为我们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指明了方向。

 

　　回顾历史，我党在陕北延安时就十分重视讲好“自己的故事”“解放区的故事”。我党注重用国际声音讲好“自己的故事”，借助国内外媒体平台和各方人士力量，宣扬我党主张，提升我党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仅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为我党赢得了广泛的国内外舆论支持，特别是为世界各国同情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的舆论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对今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有着现实启示。

　　1、主动设置议题，用真挚的情感和真诚的态度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

　　做好对外传播，必须坚持主动出击、主动发声、主动设置议题，进而引导舆论走向。议题设置的合理、准确与否，直接决定对外传播的成败。好的故事不在于完美而在于真实。讲好故事要用真诚的态度和真挚的情感才能打动人。

　　1935年下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十几年来，国民党一直把共产党、工农红军宣传成“青面獠牙”的“共匪”“土匪”，不仅国外各界，连国内群众对我党我军也不甚了解。

　　当时的红军刚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内外环境差，条件极为艰苦，但我党仍把对外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让外界了解我党的抗日大业摆在重要位置。一年后，党中央在保安(今志丹县)首次接待了访问苏区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

　　通过他的口笔，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西北苏区的真实形象得以向全世界传播。斯诺的采访披露了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当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埃德加•斯诺便萌生了进入苏区采访中共领导人的想法。1936年上半年，他通过宋庆龄向中共中央提出采访申请，并附上一份提问单，共提了10个问题。

　　党中央十分重视斯诺和马海德医生的来访申请，很快予以批准，认真研究他提出的问题，并形成了原则性的答复意见。5月15日，中共中央在大相寺召开专门会议作进一步讨论。据档案记载，会议议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

　　斯诺到达保安后，第三天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7月15～16日，17～18日，23日以及9月23日，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经常在晚上和深夜进行。

　　斯诺在陕甘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限制。7月底到9月下旬，他和马海德医生在前线目睹了彭德怀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浴血奋战的场景。在苏区和前线，从领袖、红军将领，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士兵，斯诺广泛接触各类人员。

　　经过3个多月的采访，斯诺经西安回到北平后，立即向中外媒体发表苏区见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的形象，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和红军的污蔑。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各国。1938年2月，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

 

　　1936年，(左起)赵尔陆、张爱萍、彭雪枫、陈士榘、肖文玖在红军大学的网球场上。

　　党中央对斯诺来访的接待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苏共、苏联、共产国际之外的国际社会交往的大门。斯诺只是西方的一名普通记者，并不具备官方背景。党中央把他的来访当作中国革命与西方沟通了解的重要渠道。可以看出，我党一直以坦诚的态度，主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通过记者主动向世界发声。

　　主动出击，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共产党以主动、开放的姿态欢迎斯诺采访，在苏区，记者可以到任何地方，采访任何人。

　　上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论工作多忙，哪怕通宵达旦也一定会满足记者的采访要求;再到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军士兵，斯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文资料，如当年斯诺拍摄的司号手、陕北老农，毛泽东与两个小八路的照片等。

　　主动发声，将自己的故事与受众的故事、话语相联接，让外界读懂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特别重视讲“中国与世界的故事”“中国与世界一起发展的故事”“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结合的故事”。

 

　　1938年5月，瑞士新闻摄影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探访延安。图为博斯哈德拍摄八路军女战士。

　　在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向他“无误地描画了未来的一般轮廓”：他预测中国内战将会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只会增强，不会被削弱;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集团将分化，一部分将投降日本;中国抗战将是持久的;等等。斯诺当时不能相信，但毛泽东的预测后来被一一证实。

　　1939年9月，毛泽东与斯诺再度会见正值欧洲战争爆发、远东慕尼黑阴谋失败之际，毛泽东预料日本不会加入欧战，但将压迫西方帮它解决中国问题;只要英、美向日本妥协到一定程度，日本就会侵略越南等国;欧洲战争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英美会再来一次远东慕尼黑，接着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可能将签订，但日、苏条约将不会影响苏联援华……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判断的科学性。

　　以外界熟悉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当年《西行漫记》中还刊登了这样一幅照片：张爱萍、彭雪峰等人打完网球后的合影。这让世界人民看到，山沟里的共产党人并不是“文盲”“土匪”，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同样有着高雅的生活、时尚的运动。这些相同的生活方式让其他国家人民能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共产党。而这小小的延安城，陆续有了抗大、鲁艺、陕北公学等29所高校，更让世人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2、用足用活对外传播资源，改进传播理念和技巧

　　对外传播需要敞开大门，在如今舆论场“西强我弱”的语境下，需要我们增强对外传播的“自塑能力”，借助一切对外的传播资源融通中外，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受众爱听、想听，听有所思、听有所得。

　　要想在当下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抢占先机、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不断创新，让传播理念与时代全面接轨，让传播技巧更接“地气”。

　　我党在延安13年时间，面对国民党全面的封锁绞杀，仅靠自己的舆论平台传播思想主张是极为困难的，但我党运用创新思维，改进传播理念，用足用活资源，向全国、全世界人民传递我党的声音。

　　从1939年起，国民党对我党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以及高度的政治隔离和严格的新闻封锁：不许我党发表战报，不许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报刊对外销行，不许中外记者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采访，不许陕甘宁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

　　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外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扣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违反政令军令”“游而不击”等罪名。

 

1939年7月，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汉斯•米勒到中国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医疗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国籍。图为1943年，汉斯•米勒在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任内科主任时的照片。

　　我党同国民党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不断发动宣传攻势，揭露国民党掩盖敌后真相的阴谋，多次表示热诚欢迎外国记者参观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外国记者在重庆一次次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提出前往中共区域访问的申请，但也一次次地被国民党方面“婉言”拒绝。最后外国记者联合给蒋介石写请求书，要求组成外国记者参观团前往延安地区。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终于答应了这一要求。

　　为了减轻外国记者的影响，由国民党中宣部指派中央社和《中央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及一些民间报纸的记者参加记者团，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根据地采访。

　　借助外力，用足资源，传播自己的理念。中共中央认为记者团的来访是扩大国际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共和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的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接待记者团的有关工作。

　　周恩来要求驻延安各单位必须由主要负责人亲自安排有关事宜，既要准备好全面介绍本部门、本系统情况的材料，又要准备解答中外记者提出的问题;属于本部门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问题，必须明确负责地解答，不要回避敷衍;属于别的业务机关的问题，可请他们向别的直接负责单位提出问题，要求答复;中国记者中的个别顽固分子可能会提出一些故意刁难或挑衅性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预先设想一下，做好解答或回击的准备。

　　周恩来指出：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成绩，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尚有不足之处，说明或解答我们前进中的困难和错误。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要把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方针政策和解放区抗日军民的抗日业绩宣传出去，除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参观访问外，还要准备对记者团在参观访问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想，多做解答解释工作，揭穿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提高他们对我们的认识，加深他们对我们的了解。

　　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展开国内外统一战线。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既介绍我们的成绩，也要说明我们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说明我们有克服错误、缺点的办法，切不可搞浮夸，更不可弄虚做假。

　　1944年5月31日，记者团到达延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身份为中外记者参观团举行欢迎晚宴和音乐会。

　　来访记者是：美联社、《曼切斯特导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根室•斯坦因，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及《同盟劳工新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及《巴尔的魔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甫，塔斯社记者普金科。

　　另外还有9名中国记者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派加入该团的4名工作人员。

 

　　毛泽东与外国记者在一起。

　　初到延安，记者们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延安“具有这样的特色：充满发奋工作的紧张气氛和对日寇的痛恨;人民决心不顾一切的外来干扰，保卫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具有对盟军对日反攻日益临近的紧迫感”。

　　过去“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重工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

　　“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五年来被外部世界认为神秘莫测的部队是抗日战争中优良的、有价值的盟友，给予他们支持——如同给予南斯拉夫解放军支持那样——将会极大地加速胜利的到来。”

　　应中外记者团的要求，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这在规格、规模上是我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一些外国记者又酝酿单独会见毛泽东。斯坦因捷足先登。

　　7月14日下午3时至15日凌晨3时，毛泽东在他的四孔窑洞中的接待室会见斯坦因，他详尽的回答了斯坦因提出的问题。毛泽东的坦诚和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斯坦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继斯坦因之后，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等外国记者也寻机摆脱了记者团领队的限制，分别采访了毛泽东。

　　外国记者也利用一切机会拜访我党其他领导人，如朱德、叶剑英等。我党领导人与外国记者的多次交谈，加深了外国记者对我党的全面了解。

　　对不同的国际受众“量体裁衣”，改进传播理念，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需求。记者团先后参观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延安自然科学院、兵工厂、被服厂、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对延安各方面情况作全面了解。在此期间，各解放区有关团体纷纷致电记者团，欢迎其前往参观访问。

　　8月中旬，福尔曼、爱泼斯坦、武道等抵达晋绥边区政府驻地山西兴县。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证实3个问题：八路军是否在作战;人民是否在抗日;八路军与人民是否互相合作、互相支援。“这次旅行是6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

　　他们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抗战日报社和学校。9月4日，他们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东南部的第八分区参观访问。这一地区，敌碉堡林立，敌后我双方都在机枪射程之内。第八军分区军民正对日伪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破坏敌交通线、封锁线，拔除敌据点并展开攻城作战。

　　记者到汾阳边山，此处离汾阳城仅20多分钟路程，白天用望远镜可清楚地看到城内碉堡上的太阳旗和城墙上游动的哨兵。

　　福尔曼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战斗的壮观情况和完成任务的勇敢精神完全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们能够清晰地听到枪声，可以看见城里子弹的闪光。突然，升起一股巨大的火焰——原来是火柴厂爆炸了，由于化学药品的燃烧，呈现出蓝的、绿的和橙色的火焰。”

　　前方胜利的消息一经传开，群众高兴得敲锣打鼓，担着鸡蛋、西瓜，赶着猪、羊，前来慰劳八路军官兵。

　　第八分区在交城县关头村召开庆祝大会，展出缴获来的武器、弹药、物资、器材及民兵、游击队自制的铁雷、石雷、磁雷、瓶子雷、罐子雷等地雷。外国记者对八路军的光辉战绩和根据地军民团结一心的动人场面赞叹不已。

　　爱泼斯坦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延安和军区所说的一切，都完全证实了是千真万确的。”福尔曼说：“我们未到延安之前，听到西安某高级长官说，共产党已经6年不抗战了。今天那些话已被事实揭穿了。

　　我看到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还有大批的俘虏，人民是真正热爱八路军的。”武道说：“八路军在敌后与人民亲密合作的事实，不但能够影响中国其他地方，也会使其他民主国家以八路军为榜样。”

　　他们称赞：游击战和攻击战都打得很漂亮!八路军之所以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搭建多种平台，传播我党主张。继斯诺和马海德之后，访问延安及敌后根据地的爱国华侨、国际进步团体、新闻记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些是短期采访，有些来延安从事抗战工作，服务于边区军民。还有西方国家的官方人士来到延安，与我建立合作关系，或为密切国共合作而来。

　　世界学联，全名为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是共产国际所属的群众组织，总部设在巴黎。1940年6月29日至7月4日，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了延安。延安为他们举行了万余群众参加的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安排他们在各地各单位参观、座谈。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回答问题。

　　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朱德当选为同盟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召集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形成之前，是中国共产党为切实组织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采取的措施之一，我党的各项主张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陕甘宁大门叩开后，一股“延安热”顿时在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中掀起。他们纷纷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申请，急切要求前往延安。其中美国记者有《生活》杂志的西奥多•H•怀特、《纽约时报》的布鲁克斯•爱金生、合众社的朗德尔、美联社的克莱德•法恩斯沃思、美国广播公司的费里茨•奥珀、《新闻周刊》的哈罗德•艾萨克斯等。经反复交涉，蒋介石仅批准了怀特和爱金生。此后，蒋介石下令：从此禁止外国记者再去延安。

　　然而，乌云遮不住太阳。外国记者仍通过各种合法的、甚至非法的途径前往延安，向国外发出关于“红色中国”的报道。

　　王安娜是德国人，随丈夫、中共党员王炳南来到中国，1937年3月到达延安，后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进行抗日统战工作，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斯诺夫人海伦访问延安，先后五次采访毛泽东，还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及红军女战士，后著有《续西行漫记》。

　　抗战前到访延安的外国人还有美国女记者韦尔斯、摄影师厄尔·列夫、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森、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贾菲，以及维克托·基恩、托马斯·彼得森等。

　　1938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副官卡尔逊访问延安。他奉命来华考察中日战争，是第一位访问延安的美国官员。访问期间，他先后拜访多位中共和八路军领导人。离开后，他又赴内蒙、山西、河北、山东等敌后根据地访问。

　　他所披露的延安见闻引起了美国和国民党一些人的不满，于9月被召回国。1940年他发表《中国的双星》，客观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指出中共是最生气蓬勃、最进步的政治组织。

　　图为延安新闻纪念馆复原的解放日报编辑室。

　　1944年，外籍人士掀起访延高潮，来访者络绎不绝。仅1944年下半年的外国报刊上，就可查阅到多篇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文章。一些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长篇纪实作品也在国外陆续出版，并获得强烈反响。这些文章和著作以无可争辩的证据，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外界长期的愚弄和欺骗。

　　3、拓展传播手法，整合传媒资源，增强传播效果

　　延安曾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所在地。当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党中央致力于建设一支精干的新闻宣传队伍，助力人民武装斗争。

　　广大新闻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坚信“笔和枪一样是战胜敌人的锐利武器”，在潮湿的洞穴里创办通讯社、建立广播、发行报纸刊物，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提供抗战的信息，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士气。

 

　　延安新闻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撰写的消息。

　　那时，延安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大本营，而且成为党的耳目、喉舌基地，成为马列主义真理和抗战进步信息的发源地。

　　高度重视媒体建设和发展，开拓多种传播手段。成立于江西的红中社于1937年1月迁到延安，改名为新华通讯社。那时，毛泽东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经常深夜提着马灯到新华社询问有些什么消息，并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新华社根据毛主席的谈话，播发有关中日关系和法日关系的时评。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拟定报道方针，指导宣传业务，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大量的消息、评语、按语。他写的战事消息气势磅礴，势如破竹;他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撰写发表的社论质量高，权威性强。

　　新华社在抗日战争时期业务得到全面的开拓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华社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通讯网络，党中央的各项决定、指示，抗战捷报，根据地各方面消息，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发布，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新闻垄断。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我党建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40年12月30日发出中国广播第一声。1944年9月1日，美国西海岸终于收到了来自中国延安的信号。在这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日本同盟通讯社。自从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对中国华北抗日战争图景便有了巨大改观。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传播，人们把延安广播电台比作“茫茫黑暗中的灯塔”。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就是经常收听延安新闻广播电台，才看清了国家的前途，决心脱离内战，于6月26日驾机起义到达延安。

　　他后来曾到电台作过几次广播讲话，最著名的是《退出内战的漩涡》。他的讲话在蒋介石军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又有20多位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听了刘善本的讲话陆续起义，弃暗投明。

　　党中央初到延安时，没有任何摄制电影和图片的机构，甚至没有照相机和摄像机。为了真实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宣传抗日，党中央决定创建自己的电影队伍。1938年8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延安成立，并立即开始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摄影队靠两条腿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几千里，穿越了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走遍了八路军所辖的晋绥边区和晋察冀边区等抗日前沿，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电影素材和图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电影资料和经典照片就是此行在晋察冀拍摄的。

　　电影团之后又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九一运动会》《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20余部反映延安时期重要活动的资料影片。这些影像资料，除在延安和边区各地巡回展览外，还被大量发往国统区和国外，打破了国民党种种造谣污蔑的宣传。

　　运用多种手段、多种渠道，增强传播效果。中共南方局从1942年起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选择《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评论、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

　　散发对象主要是外国记者、使馆和其他外国友好人士。最初为油印本，从1943年起改为铅印，内容除介绍各解放区的抗日斗争、民主生活和生产建设等方面情况外，还全文翻译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及其他专门小册子。

　　到抗战胜利时，这种小册子出版了20多种。油印本每册约印150份，铅印本1000份到3000份。

　　借助国际舞台积极宣传我党政策与主张。1945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会议期间，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外交活动。在旧金山，他走访华侨居住区，参观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等，在中华学校向全校师生发表演讲。

　　延安清凉山新华社编辑部旧址。

　　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了英文版《中国解放区实录》，发行5000册，系统全面地介绍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的光辉战绩和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董必武还应邀参加旧金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行的演讲大会，并发表演说。

　　联合国制宪大会结束后，董必武一行赴纽约，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和旅美华人华侨。董必武多次探访身处下层的华侨;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出席该社的学术建国讨论会，发表了题为《中国问题的关键》的演讲;应华侨要求，利用休息日到侨区为侨胞题词留念;还登门拜访史迪威的女儿及著名小说家赛珍珠等一批美国进步人士。

　　董必武在美国7个月，有力地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主主张，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旅美华人华侨心目中的地位。美籍华人邝治中回忆道：“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当时国民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宋子文前来访问纽约时，住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并不接触唐人街的华人，认为这些华人是未受过教育的工人。还拒绝接受邀请去唐人街发表演说。

　　相反，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代表董必武却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并到纽约唐人街广泛走访侨胞。这给纽约的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在考虑中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前途时，华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认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会有什么好处。”

　　4、汲取历史经验，与时俱进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提升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探索与实践，对我们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应当在历史经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创新发展现有的传播手段与理念，与时俱进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我国的对外传播长期运用政府主导的外宣模式，难以适应当今世界的变化发展。应当转变固有思维，努力改变国内的“舆论高度一致”现象，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拓展传播平台，重视立场中立的海外媒体、智库和民间机构，借助民间力量开展对外传播。

　　借助这些机构的分析和报道，我们的传播平台不仅得到了拓展，而且国际社会能够获得更多、更全面的正面信息，从而对中国形成更为丰富、立体的印象。

　　发展与我友好的境外媒体。借助国际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是向他人借鉴经验、提升自我传播能力的一种途径。拥有广泛的传媒市场和受众群体，熟悉国际受众的特点和思维习惯，对扩大传播效应极为有利。

 

　　成立于1938年的延安电影团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图为延安电影团成员吴印咸在延安为毛泽东拍照。

　　近年来，我军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部队在出征或回国前，会组织国内外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除例行的新闻发布外，记者们还可以自由参观，与官兵交谈。此举令我军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通过西方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要用“我说”引导“他说”，以开放、透明的姿态，赢得西方媒体信任，进而主动转述甚至自发宣传我方内容，让中国声音传得更远，唱得更响。

　　充分发动海外的华文媒体和社团。目前，海外共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有华文媒体，海外华人社团达25000多个。散居或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有1亿人左右，他们在89个国家成立了150多个统促会。海外华人、华侨和华人社团的作用十分可观，是我们开展对外传播可以倚重的巨大力量。

　　支持以智库为代表的第三方声音发声。通过官方、非官方和民间研究机构的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来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合作。民间组织的社会团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整合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作用以使中国形象的外宣途径实现多元化，从而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不便于官方声明的，要善于借助民间人士、学术团体发声，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

　　重视并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中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增进中外民众之间的交流和互信。这些年我国大型企业纷纷走向国外，积累了大量人脉，也成为中国的一张张国家名片。

　　以华为公司为例，仅2009年华为总部接待的外国总统就有14位，华为的产品形象也成为中国公共外交形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国每年约有1200万人次出国，4600万人次出境，而到中国来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次之多，凡是有机会与外国接触的人，都是国家的形象大使。开展“公民外交”，每个公民都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名片。

　　除拓展传播平台外，在宣传手法上也应更新观念，改变单一的宣传模式。讲好中国故事，需具备“借船出海”思维。近年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国外对中国的关注日益高涨，《超级中国》《鸟瞰中国》《美丽中国》等纪录片从不同侧面构筑了中国形象。

　　从“唱衰中国”“捧杀中国”再到“探求中国”，涉华纪录片的发展，映照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中华文明的古老与神秘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应当借助国外传播手法、语境、技术上的优势，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契合点，传播中国“新形象”。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战略选择上中国需要建立新媒体战略，利用媒体技术，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建立多层次的立体传播渠道。

　　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去、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话题、中国故事正在成为世界性的议题。增强对外传播的“自我塑造能力”，自己先讲好，才能引导别人讲好，让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所认同，让中国智慧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

　　提升国际话语权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只有内外兼修，创建中国自己的全球传播网络，与国际接轨，才能真正成为国际话语权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