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人自身的正式组织力量缺乏时，工厂内外各种非正式力量与群体便成为其组织化的重要力量。在裴宜理、韩起澜等人的笔下，民国工人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并不仅是国共两党动员的结果。帮会、行会、拜姐妹会和教会都是工人组织化和行动动员的重要力量，甚至政党的工运动员很多时候也不得不依赖帮会、行会、拜姐妹会这些传统势力。
城市帮派始终是民国劳工政治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帮派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时而成为组织工人、推动工运发展的重要力量，时而又扮演控制和分化工人的角色。
底层工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向城市帮派寻求庇护，在宏大的集体抗争浪潮中也总是很自然地被帮派组织起来。民国帮派与劳工政治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工厂中的劳工问题不无启发。相比民国的移民工人，改革后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不仅在各项公共服务上遭遇歧视性的待遇，缺乏向上流动和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时，在国家统合主义的总体格局中，他们也缺乏工会、劳工NGO之类的正式组织资源，缺乏争取权益、表达诉求的渠道。
在“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下，工人同时面临着制度化流动渠道与制度化表达渠道双重缺失的结构性困境，制度能够给予的发展空间远比民国的同仁狭小。农民工是否也会在城市工厂周围的帮派团体中寻求发展、庇护甚至抵抗资源，值得讨论。早期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老乡关系，有时发展为都市中的地缘社区，是农民工在陌生和歧视性的城市生活中寻求庇护和慰藉的重要支撑网络，也是各种“野猫式罢工”行动中的重要动员资源。有时乡缘关系发展为地缘帮派势力，在农民工的日常抵抗和集体行动中，若隐若现。
帮派团体的类型
为考察帮派团体与劳工政治、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关系，笔者主要在深圳、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对警察、治安员、帮派中小头目，进行深度访谈。[5]其中，警察既是帮派团体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又是我们访谈帮派中小头目的引荐人和陪访者。在复杂的珠三角城市社会中，基层干警和帮派中人共生共存，其利益关系容我们稍后再做分析。由于珠三角流动人口众多，警力严重不足，在每一个社区，都存在从社会中招募而来的庞大的治安员群体，他们与城市社会中各种非正式群体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他们的陪访，非但不会让帮派中人保持防范姿态，相反，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能够在一种拉家常的氛围中了解帮派中的轶闻和运行规则。对工厂工人和管理者的访谈，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增强对帮派、混混团伙的了解。
根据成员的社会来源构成，笔者将帮派团体主要分为地域性帮派和非地域性帮派两种。地域性帮派团体是在乡缘关系基础上，基于地域认同和共同抱团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形成，成员资格相对封闭。一般来说，成员资格会限制在特定的省、市、县范围内。非地域性帮派团体的形成则比较随机，成员并不来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街头打拼抢掠的过程逐渐形成组织、产生头目。地域性帮派往往黑白均沾亦正亦邪，而非地域性帮派的形成一般纯粹基于成员共同的掠夺性动机。
毫无疑问，城市中的帮派混混团体成员，很多在乡村就是混混。但抛却个人品质的差异，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进入到帮派团体中，还是有其结构性的原因。我们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流动渠道缺失、消费文化风行、工厂内迁。
新生代农民工各种类型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与异化劳动带来的紧张有关。同样，对于工厂异化劳动的不适应，很多时候也导致他们从工作现场逃离，寻找更自由舒适的工作，各种娱乐场所的工作是一种潜在的选择。
尽管从工厂离开到娱乐场所工作，并不能等同于工人就加入到帮派当中，但是这种倾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几乎所有访谈到的警察、黑社会头目都一致认为，工厂工作辛苦且赚钱少，是工人选择另类生存方式的基本原因。而且代际差异也值得玩味，同样是出去混社会，两代人的原因也不一样，老一代的混混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才去混社会，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年轻人在城市不愁找不到工作，选择混社会是因为对工厂工作实在没兴趣。 缺乏归属感，也是访谈中经常提到的原因。工厂发展空间有限，在城市社会中他们又被排斥，难以融入。正如有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同时游离于农村和城市社会结构之外，是农民工体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根源。 都市名目繁多的消费是仅靠工厂收入难以承受的，但年轻一代农民工毫无疑问更深度地卷入到消费浪潮中。我们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工人月平均收入低于老一代，但月平均消费支出却相对较高，月平均结余因此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出现消费透支的比例也更高。新生代工人不仅更频繁地进入到各种消费、社交场所，而且在消费时也更注重品牌、品位和体验。工人几个月攒下的钱未必能买下一部苹果手机。城市生活中昂贵的消费，是新生代工人离开工厂寻求另类生存方式的结构性动因。不过，城市消费对于新生代工人的另一个潜在影响可能在于，他们会就此卷入到帮派混混团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网当中难以自拔，毒品消费的效应大概最为明显。 可以说，消费既是推动新生代工人进入到帮派混混团伙中的结构性诱因，也是其重要的形成中介，无形中建构了工人另类的生活方式和关系网络。 在工厂内迁之后，大规模的拆迁和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并不一定能给予当地居民足够的经济补偿和发展福利，这与沿海工业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在那里，大规模聚集的工业发展为本地居民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补偿和集体产业利润。而且，内地城市工厂周围的本地居民在企业内外都占据比较大的比重，相比沿海，内地工厂内外存在着比较强大的本地社群势力。很多内地城市在征地之后，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很多被征地的农民缺乏稳定的生计来源。即使工厂带来一定的就业机会，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辈，未必愿意去工厂工作，这与很多外地人在综合各种因素选择外出务工不同，本地居民的工业化是突如其来的、被动的，他们未必在生活方式、工作节奏上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因此，在内地企业工人访谈的描述中，他们经常会谈及工厂周围游手好闲的混混群体，这些混混没钱花的时候也会进入到工厂中，但只打卡并不认真工作，可能过段时间工厂呆腻了又出来了。 帮派团体与劳工政治的关系 与民国时期类似，帮派团体的存在，对劳工政治和工人的组织化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帮派团体为工人提供了替代性的生计来源、流动渠道和社会保护，缓解了新生代工人与农民工体制的矛盾，并且帮派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是资本用来控制工人、攫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但另一方面，帮派团体的存在，又在工人正式组织力量相对缺乏的背景下，成为其非正式抵抗、集体抗争的重要组织力量。但是，国家政权的广泛渗透、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劳工三权的缺失、劳动过程的进一步异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主义浪潮对社会的广泛入侵，又使得帮派团体在形成根源、运作形式乃至对劳工政治的影响力度等方面，相比民国时期又有很大变化： 替代性的生计。帮派混混团体为新生代工人提供了不同于乏味的工厂生活的另外一种生计来源。摆场子、收保护费、讨债、做内保看场子、老大的江湖救急等等，都是他们生计的重要构成。相当一部分帮派成员或者小混混，有自己的一份工作，混得好一点的，还可能做点小生意或开个娱乐场所。类似于摆场子之类的活儿，只是一种补充性的生计。但是，对于一些不成气候、没有产业的混混团伙成员而言，摆场子、收保护费、讨债，甚至坑蒙拐骗、偷摸抢夺等，则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生计来源。对于他们来说，从事这类活动，也算是临时性就业的一种，只是这种生计太不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不时陷入困境，饱一顿饥一顿、蹭吃蹭喝、露宿街头、接受老大救济等，都是在收成不好的时候常见的混日子方式。其中，摆场子是警察和黑社会头目提到的最多的一种临时性生计，很多时候，由于生意上的竞争和群体间的摩擦，双方都会不断叫人，身边或手下的弟兄会叫来各自更多的弟兄，网络滚动，双方对峙的场面迅速扩大。但是这些对峙都很少演变为真正的暴力。 替代性的流动渠道。无论是地域性还是非地域性帮派，主要都是通过控制一些产业，为自己的成员谋得生存和发展的渠道。尤其是在非地域性帮派中，成员能在什么地段哪个行业做多大的生意，取决于其在帮派层级网络中的位置和手下弟兄的多寡，否则，摊子太大自己也罩不住。 但帮派只是提供了一条可能的狭窄的上升渠道，而且这个渠道处处充满风险。一些有自己产业的帮派头目，尽管仍然会与以前的弟兄保持联系，接济并利用他们，但会努力洗白，尽量避免违法犯罪的活动。过了吃青春饭的年纪如果还没起色，回老家种田，也是比较常见的人生轨迹。当然这不是最糟的，很多混混被抓之后，一判十几年，便基本丧失了通过帮派途径谋求向上流动的机会。另外，从代际来看，“80后”、“90后”进入珠三角地区的混混，发展空间相对较小。因为在经历过90年代腥风血雨的武力斗争后，地盘已经基本划好，“阶层结构”在非正式秩序中同样开始“固化”。 替代性的社会保护。对于服务业大大小小的老板来说，帮派的存在，在政府治理力量不足和产业处于灰色地带的情况下，为他们的生意提供了替代性的社会秩序。而对于外出务工者而言，在政府各种公共服务缺失的时候，帮派尤其是其中的非地域性团体，为工人提供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保护，包括临时救济、工作介绍、工伤维权、集体讨薪等。某种程度上，临时救济和工作介绍弥补了户籍制度下社会保障的不足；而通过帮派进行工伤维权、集体讨薪，则是漫长低效的个体法律维权途径的一种重要替代。 替代性的表达渠道。工人在工厂中的各种不满，很难通过厂内的申述渠道解决，这些渠道即便存在，也只是个摆设。因此，工人很多时候只能借助外面的力量表达自己的不满。 帮派团体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角色 城市的帮派团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扮演了非常矛盾的角色。在工厂内部工会和其他诉求渠道缺失的情况下，工人选择在工厂外请帮派混混势力报复管理者，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我们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案例中，这种方式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推动了一些工厂尤其是内地工厂管理方式的改变。同时，帮派混混团体还在工厂内外的罢工、骚乱等各种形式的集体抗议行动中，或推波助澜，或暗中组织。当劳工NGO和工会在组织工人争取利益的作用都被严格限制时，帮派团体无意中成为了劳工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不过，相比民国时期帮派公开广泛的活动，当代城市社会中的帮派群体则要收敛得多，其对劳工政治的影响因此也相对比较有限。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当工人能够从帮派团体中寻求到替代性的生计、流动渠道和社会保护时，他们的认同也很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工人与资本、地方政府的矛盾，可能随之转换为帮派群体之间或者帮派成员与更为弱势的底层群体之间的冲突。横向的阶级团结可能因为纵向的帮派庇护层级网络的存在而被削弱。帮派成员并不会对底层工人群体有太多的认同和怜悯。在劳工集体抗议案例中，资本和地方政府借助帮派混混团体压制工人的行动，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在帮派成员的观念世界中，参与这类活动，与平时去摆场子没什么区别。再者，从我们对田野调查材料的梳理来看，帮派中的各种大小头目，实质上最终都力争转变为各种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即便是城市最顶尖的一些黑社会头目，也不过是控制关键资源的权贵阶层的马仔，因此，帮派网络本质上也不过是资本在正式的科层组织之外，进行管理与控制的另外一套灵活的工具而已。 对于统治精英而言，帮派团体提供了另外一种途径的控制方式，但又随时可能成为社会秩序中不稳定的力量。对于工人群体而言，帮派成员可能在劳工抗议行动中成为盟友，成为义愤填膺拔刀相助的老乡，但又随时可能转变成城市社会的掠夺者和统治精英的帮手。他们没有像关心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学者所期望的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获得扎根城市社会的机会，反而尝试通过另类捷径在灰色地带寻求发展，尽管这一渠道危机四伏而且空间狭窄。他们的组织化趋势也没有构成工运人士和研究者所期待的那种促进工人团结、推动制度改变的力量。在缺乏制度化的流动表达渠道的现实情境下，游动的、无所依归的底层工人群体，有可能从城市帮派团体中寻求替代性的生计、社会保护、表达渠道、流动渠道，尽管那样一套秩序极不稳定且充满风险，但是对部分底层工人而言，这种生存方式比枯燥、乏味、辛苦且毫无前景可言的流水线生产，更有吸引力。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研究”课题组分报告《非正式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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