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青年学生在太行革命老区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实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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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青年学生在太行革命老区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实录
2025-02-23
【编者按】本文是葛元仁同志为申安喜主编《太行知青》一书所作的序，现经作者授权首发，以飨读者。
申安喜同志主编的《太行知青》一书，提出了有“需求”就有“就业”的广义就业观，挑战了那种认为只有到“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工作，拿工资才算就业的狭义就业观。因为按照狭义就业观点，当年占人口80%以上在“第一产业——农业”劳动的农民都处于“失业”状态，这显然是荒谬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完全是因为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就业”。用“就业压力”来解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
书中收集了大量文史资料和真实的故事，全方位地描述了新中国建立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形势号召、动员，由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具体组织、安排实施，各级党和政府落实的在太行革命老区青年学生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历史过程。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
要说明这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只有按照《共产党宣言》指出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为此，书中对于当时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必要的描述，用以证明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是谁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历史的必然。
正像任何事物随着其存在的物质基础的变化，都有发生、发展、结束的过程一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随着全国人民（包括知青在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得到了大发展后结束的。同样不是谁的主观意志决定的，也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潮开始的。当时急需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协助将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改变我国工业落后面貌、实现工业化提供资金。只有这样，才能在强敌环视、随时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环境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我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二十几年时间建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建成的工业体系，掌握了“两弹一星”使帝国主义不敢侵略中国，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战线需要更多有知识的青年时才结束的。
山西省是资源大省，工矿企业众多，就业压力不大。太行地区更是资源丰富，“三线”工厂林立。简单地用就业压力来讲太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必要性，显然不具备说服力。
从书中的资料可以看到，太行地区各级党和政府对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关心、爱护、培养，反映了革命老区人民把到农村去的青年学生看作当年“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子弟兵一样，是离开家庭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一代，是为保住红色江山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一代。这是他们对接续革命事业的上山下乡青年学生必然的感情流露，与陕北革命老区人民对知青的态度如出一辙。
正是在革命老区人民的呵护下，到太行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很快与当地农民融为一体，积极参加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在与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农民用自己的行动对他们进行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再教育。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统治者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青年了解了中国最底层农村的实际情况，在这片广阔天地里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知识青年与农民在艰苦环境中结下了血肉亲情的关系和情感弥足珍贵，使得广大知青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自然而然地站在广大劳动者一边思考问题。书中大量资料反映出，这种关系历久弥新，一直持续到现在。
鉴于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都是提倡“学而优则仕”，脱离生产实践，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违背了我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要求“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并且明确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主席坚持这一观点，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又一次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尤其是当时的学校只注重理论教育而忽视实践教育，不懂得“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使得学生的知识存在片面性。为了让学生青年能够获得完整的知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所以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指导思想无疑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对这段历史，显然不能用个人的利害得失感受——这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来评价，也不能够用一些人在社会现象方面，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費劲的，但这是沒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別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因此必须用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行评价。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凡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促进文明进步的举动都应该肯定。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使得文明倒退的行为必须反对。
和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到太行农村去的知识青年，搞科学种田，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不少知青担任大小队干部，组织农民平田整地，兴修水利，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一部分知青担任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普及了农村教育，改善了农村医疗水平，整体上促进了农村文明的提高。
从全国看，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地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生产、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都一直关心、支持、鼓励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0月9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其主持的国务院会议上说：“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估计，把成绩肯定下来。是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的嘛！不把成绩肯定下来就乱了套。下去1700多万，还有800多万在农村，事实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79年，胡耀邦在共青团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说：“知青上山下乡对祖国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国家现在还很困难，还要坚持干下去，这方面的话说得太少……我觉得，至少鼓励绝大多数青年继续干下去，好好干，这个话讲得不够。”
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冲击着上山下乡的知青，使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转变了世界观，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对个人来说，确实牺牲了不少。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才能体现，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才能培养！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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