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无数将士奔赴前线，血洒疆场。他们身后不仅是民族、家园，还有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留在后方牵扯情感的是年龄尚幼的子女无人照料，很多孩子刚出生就不得不托付给当地乡亲收留。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为了抚养将军烈士的遗孤，出征将士的子女以及战区难童的安置问题，迫切建一所集中抚养和教育的场所，已刻不容缓。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决定，在延安成立战时儿童保育院。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又迁院到几十里外的安塞县吊儿沟。《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毛泽东为该院题词：“儿童万岁”。在经费极度紧张，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边区领导，从自己微薄的津贴中共捐赠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边区政府拨经费200元，并规定每月拨款经费100元。在前线和国统区工作的领导也拨了一部分经费。11月，保育院儿童由开始入院的86人，年底将边区中学附属小学又并入保育院，成立小学部、幼稚部，保育院增至280人。1940年9月，又迁新址杨家岭后山李家洼（今延安卷烟厂路）院内开设乳儿部，又将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并入保育院，规模不断扩大。1945年改为第一保育院，共接收2500多名儿童。第三任院长丁彤曾回忆说：我还记得孩子们唱着《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我们离开爸爸，离开妈妈，我们失掉了土地，失掉了老家，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他的军阀。我们要打到他！打到他才可以回老家，才可以见到爸爸妈妈。”还会唱《跟着毛主席天天向上》和《我爱总司令》等歌曲。1940年春，为了解决中央领导和将领的后顾之忧，在距离中共中央驻地的兰家坪山坡上，腾出6孔窑洞成立延安“中央托儿所”，开始接收七名孩子，在此抚育成长。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谢觉哉的女儿谢定定、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还有贾丽丽、傅维芳、小胖。后来在前线与日军作战的将领也纷纷把孩子送来，有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邓小平的女儿邓琳、左权的女儿左太北、杨勇的儿子李小平、黄镇的女儿黄文、黄浩、白坚的儿子白克明等……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个孩子。1942年这里又修建20孔窑洞，名将的子女成为托儿所的一大特色。当年这些幼童，在新中国建立几十年许多成为国家领导人、军中高级将领、作家、艺术家、科学家，都曾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如今早已年迈。1941~1942年，陕甘宁边区红色中心遭到国民党军事和经济的严密封锁，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一片硝烟之中。但是，保育院和中央托儿所的孩子依然能享受一周七天，每天四餐的美食。食物、菜蛋、水果搭配合理，一应俱全。一首由作曲家关鹤岩谱曲，鲍侃填词，耳熟能详的儿歌《丢手绢》那旋律简明，朗朗上口却充满童真的歌曲，伴着欢快的节奏从简陋的窑洞、土院中流传出来。滚铁环、学防线、跳圈舞、趴战壕、学打仗……，一幕幕浸漫儿时的记忆、动人的画面，让浪漫、传奇、和谐的画卷绽放在延安这片厚重而坚实的黄土地上空。后来这首《丢手绢》的儿歌也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伴随着我，度过幸福的童年、少年时代。正值延安最为困难的艰苦时期，经费难以维持。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宋庆龄联系远在美国的洛杉矶爱国华侨组织募捐，将一批又一批幼儿急需的物品。通过重庆八路军转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又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送往延安。代乳粉、鱼肝油、衣服、被褥、玩具、药品、疫苗等，为了感谢他们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私的援助。毛泽东在《解放日报》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从此，儿童的安全健康和成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共识。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为“洛杉矶托儿所”。
刘伯承元帅、邓小平两家人和孩子们在延安留念（1943.7）1944年6月，延安迎来了一批中外记者参观抗战时期的洛杉矶托儿所。孩子们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演出一台台精彩的节目。曾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的“……这里有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这年秋，奔赴前线的干部子女，大量烈士子女的增加。在延安小砭沟又成立了第二保育院，最小仅1岁多，最大的才6岁多，短短一年时间入院的孩子就达到136名。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首长也经常到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同他们一起联欢、互动，题词，给保育生很大的鼓舞，逢年过节还把烈士子女接到自己身边过节。1945年8月18日，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华北，年仅6岁在中央托儿所被害。那时正值重庆谈判前，刘元帅率大部队开赴晋东南，准备与国军进行一场生死战。所以，戴笠的特务把魔爪伸向延安，中央托儿所的孩子就成了国民党的目标。19日刘元帅接到保育院的电话，得知女儿被害的噩耗，刘元帅难以置信，急速返回延安。他强忍悲痛，摸了摸孩子的小手，贴了贴孩子的小脸，忍着泪水安葬女儿后。他不仅是孩子的父亲，更是战场上的将领，他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反而激起他的斗志，火速赶赴前线参加“上党战役”。至今80年了，这一疑案仍未破解。直到1986年，刘伯承元帅临终之前，躺在病床上含泪提起女儿被害之时仍然很难过。对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只是心里还有件事放不下……女儿的案子没能破，我就是死了也不瞑目啊！”中央托儿所这突发事件，被悲剧笼罩，不能让孩子们留下心里阴影，保育生开始疏导孩子们惊怕、低落、封闭的情绪，将孩子们身心出现的搏动，慢慢引导到健康之路。同时，更严格，加强对保育生审查、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
兰家坪“洛杉矶托儿所”孩子们在做游戏（1942.9）
陕甘宁边区战时“第二保育院”（1944）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保育院工作并制定工作政策措施，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其中关于保育工作的指示为：“保育对象为边区党政干部子弟、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全部免费学前教育。”“实行普及免费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和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就中华民族的优秀后代。”教育方针是：“锻炼儿童革命的观点与作风；培养儿童活拨愉快的心情，健康坚实的性格；陶冶勇敢老实的个性；增进儿童知识、训练手脑并用，使之成为未来新中国健全的主人。”1938年8月，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边区中学，就诞生在离延安城三十公里外，四面环山的洼草峁山腰的吊儿沟。这里远离日本飞机轰炸肆虐。随着保育院孩子们一天天长大，1938年夏~1947年，这里先后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鲁迅师范、鲁迅师范小学、边区中学附属小学、边区师范、行知中学、第四后方医院等。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高岗的儿子高毅、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任远行、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还有海外华侨、朝鲜学生。学校给每个学生发1元津贴，2角学习费，每人发一个小木板，吃穿全部免费。除学习外，还参加劳动和体育运动。1938年毛泽东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1947年又为行知中学学生任远志题词“光明在前”；1940年朱德总司令题词“耐心培养小孩子，保育后代”……在这里师生们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曾谱写了一首红色摇篮曲《八月十五月儿圆》，贾芝创作的《内战阴谋家》等，吊儿沟旧址曾是诸多学校的前身。如：延安中学的历史沿革和变迁，1938年8月曾是陕甘宁边区中学，先后15次易名，14次搬迁。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而迁至吊儿沟，改为延安中学。1939年6月延安中学与鲁艺师范合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1943年2月搬迁师范又与富县师范合并，成立延安师范，因边区机构缩编又与其它学校合并，成立综合性的延安大学，校长周扬。而中学部又与自然科学院合并，院长徐特立。该校先后成立“毛泽东青年团”，青年学生自己创办的《先锋》、《更花》等杂志。
吊儿沟第一师范中学旧址（1938）
1944年8月~1946年8月，延安中学又与延安师范合并，校址在桥儿沟。1946年9月~1948年1月，行知中学又迁桥儿沟、罗家坪、吊儿沟。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学校分两部分。一部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第四后方医院，在吊儿沟成立又改名“工学团”，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转战陕北。1947年8月，子长中学并入行知中学，米脂中学、绥德师范又组成延大附中，最后并入延安大学。1948年2月~6月，行知中学又返回陕北与分区党校合并。4月解放军收复延安，该校又迁回延安，重建行知中学。1949年7月行知中学又与延中合并，校址在王家坪女子大学的旧址。1950~1951年正式更名为“陕西省延安中学”，从此走向正规划。据我所了解，今天的育才学校、东北203医院以及北京、西安等地的育才小学、保小、保育院、安塞县政府等等，他们的前身都是在吊儿沟旧址。一定要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1946年秋，战争的硝烟已经蔓延到延安，党中央决定保育院儿童、工作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当地百姓准备孩子们出发的工具和其它物资，规定一头牲口两个筐，一边一个娃，用生命来保护这群革命后代。在出发前院长张炽昌做了大量心理辅导和实地演习训练。为能在危难中保护孩子的生命，并立下：“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一定要在”的誓言。并教孩子们如何自救，躲避敌人的炮弹……孩子们坐在摇篮的驮床里，开始了漫长的辗转迁移。11月11日，第一批第二保育院136名孩子撤往太行山解放区。经过陕北高原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翻越深不见底的悬崖。抵御敌机的轰炸、扫射，承受马匹受惊、狂奔，黄昏时到达黄河边。河面只有两艘船只来回摆渡，将孩子们全部送到河对面。保育员用自己的生命，一路艰辛跋涉，多次闯过危险、惊吓、伤痛，保护这些小生命。1947年2月中旬，经过三个多月艰苦、心血、困难终于到达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坦丝南里信村。3月奉命又转移到河北，1949年9月，保育员和孩子们经过3000多里的长征路程，100多个日日夜夜，无一孩子伤亡及延安保育员全部安全乘火车到达北平，更名为“北京六一幼儿园”。
1947年初，洛杉矶托儿所，在院长丑子冈的带领下撤离延安，到达瓦窑堡。休整三个月，向黄河以东转移。在半夜通过敌人封锁线一个孩子突然啼哭，敌人的子弹向这里射过来。紧急情况下院长迅速捂着孩子的嘴，警卫员紧紧拽着受惊的毛驴。在有惊无险的黑夜里，艰难地穿过封锁线，安全过黄河到达山西的三交镇。1948年3月，奉命由部队护送向河北转移，一路人背，马驮。5月安全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1949年，历经两年、途径三省一市，十几个县，几十个村庄。一路处于“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转千沟万峪， 崇山峻岭之中。最大六、七岁，最小还在襁褓之中，最终到达北京。1947年1月，第一保育院220个孩子，在院长杨芝芳带队向绥德土地岔转移并休整一个月。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危机四伏的敌占区和高山悬崖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离石。1948年4月22日，解放军收复延安。其中：一部分北上，另一部分由杨院长带领又返回延安。1949年9月又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到西安，改名西北儿童保育院。1955年2月又改名西安“第一保育院”。延安保育院1937年~1947年，先后接收婴幼儿近3000多名，成为共产党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当年的保育院是无数战士心中的摇篮，是大人们心中的圣地，也是孩子们在战争时期温暖的港湾。清晨，驱车又一次来到离市区三十公里外的吊儿沟革命旧址，土地革命前，这里曾是一个地主的庄园。有十几孔窑洞，是一个不能忘记，也不可忽视的地方。它隐蔽、偏僻、寂静，曾是红军小学、中学、师范的诞生地。这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也要到几十里外的农村开展扫盲工作。同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响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奋斗努力，粮食自给自足，学校每周也可以吃上羊肉、小米、玉米饭和各种蔬菜。生活和学习环境大幅度有所改善。
下午，我又走进城北延烟路李家洼“第一保育院”旧址。望着简陋的土窑洞，陈旧的门窗，斑驳的墙壁，更是感慨万千。面前透着朴实、不张扬、不炫耀，浑厚、坚固的建筑与黄土地血肉相连，密不可分，浑然一体。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一部光照日月、启迪后人的经典；一段烽火岁月，催人泪下，撼动灵魂的故事；原始、沧桑的遗迹，来探寻跋涉的经历，坚韧不屈的真谛。我深深地感悟：从那一孔孔土窑洞里，从闭塞的山洼里，空气依然弥漫着燃烧、革命豪情的信念和理想的气息。希望的种子在爱的呵护与召唤中成长，这里为曾经弱小的生命撑起一片爱的天地。他们走出红色的土地，在风霜雨雪的历史长河中，历练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智、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无私的奉献。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坚实的基石和各界领导人才，为中华民族做出杰出贡献，带领国家走向繁荣、辉煌，那一颗颗沸腾的心从未走远。因为这里是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吸取奋斗力量的地方。
（作者系北京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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