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在宝应新四军研究会华兆昌、吴宝海两位副会长的陪同下，我们姐弟兄妹四家上午参观过曹甸镇的苏中公学故址》《苏中公学纪念馆》和西安丰镇的《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苏中区委党校纪念馆》，午饭后又直奔射阳湖镇的油坊头村。这也是我们寻访的一个重点，这里承载着父亲在新四军的一段军工生涯。
1945年5月，我们的父亲奉命调离苏中公学，到位于宝应射阳湖镇林上庄的一师军工部工作。据父亲回忆，新四军一师军工部，基础是原师供给部的一个30多人的修械所。成员中有苏区时期的修枪工人，也有乡镇的手工业工匠，多数是从国民党顽军或起义部队过来的修械工人。他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用简陋工具就能加工各种机步枪零件。1942年4月，一师军工部在启东海复镇成立。1926年的老红军、原旅供给部老部长罗湘涛同志任政委，1938年入党的大学生、广东人程望同志任部长。
程望部长后来成为中国船舶工业的重要开创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船舶工业局局长。文革后曾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董事长、上海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
程望部长在他回忆一师军工部工作的《峥嵘岁月》一文中谈到，在自己到任之前，罗湘涛政委已着手为军工生产做了准备。如派既有社会经验、又有社会关系的老修械刘志祥同志回上海去，招收到10余名技术工人，加上原人数，使军工部达40多人。后来，粟裕师长又专派一师后勤部军需科长张渭清到上海为军工部采购，要程望部长开出货单。这个张渭清，其实就是电影《51号兵站》的主角“小老大”梁洪的原型，影片中不少情节都是他的亲身经历。1943年，张渭清奉粟师长指令到上海建立秘密兵站，采办制炮所需的无缝钢管，以及无线电器材、印刷器材、西药、油墨等战略物资。1944年，他采办了一批无缝钢管，并通过江南造船厂的地下党员协助加工了一批迫击炮筒和炮座等10多吨物资，伪装出口，买通关节，紧急运往苏中根据地。除了张渭清，新四军的“小老大”还有很多，他们都曾以不同的身份潜入上海、镇江、扬州等地，运用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巧妙周旋，采购大批钢材、五金、化工原料以及机床设备，收罗技术人员，为新四军的军工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这是文革后的张渭清夫妇】
粟裕师长明确交待：师军工部主要任务是制造各旅不能制造的迫击炮弹，修理技术要求高的枪支和火炮，以及制造小迫击炮；至于制造地雷、手榴弹、刺刀、复装子弹和一般修械等任务由各旅的军工部门承担。专责分工，对工作促进很大。起初，为应对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乡”，军工部不断转移，只能修理枪支，坚持小量生产手榴弹，但在扩充人员、巩固队伍、收集军工器材、维修机床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粟师长派出以张渭清同志为组长的上海地下采办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与敌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上海运回苏中根据地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达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种机床20余台，制造迫击炮的无缝钢管450多米，迫击炮闷头400余只，还有各种五金化工材料。他们还在上海机械厂、船厂的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先后分批动员120多名有经验的技工到苏中根据地来，壮大了军工队伍。1944年6月，师军工部奉命全部转移到宝应县四面环水的林上庄。组织生产52毫米和73毫米两种迫击炮，9月试制成功，正式投入生产。10月，胜利完成340多门迫击炮制造任务，并试制了八二迫击炮弹。到12月生产出万余发炮弹，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开辟新区。1945年1月，继续突击生产八二迫击炮弹6000发。当要运出林上庄水道时，工人同志们个个抱着八二弹，跳着秧歌舞，装上船只，快乐得无法形容。
【新四军一师军工部部分领导人和产品，左起：张云白、吴同兴、刘志祥、罗湘涛（军工部政委）、李白涛、黄德行、程宗浩、张超、许斌（军工一总厂厂长）、徐健】
1945年10月至第二年春节前，一师军工部搬迁到射阳湖镇的油坊头，改编为新四军华中军区军工部第一总厂。据父亲的回忆录记载，华中军区军工部第一总厂的首任厂长是许斌，政委王季芬，教导员赵颖萍，他自己是政治指导员兼中心党支部书记。因为林上庄没有保留军工部旧址，于是我们只有到油坊头村寻故了。
来到油坊头，看到新四军华中军区军工部第一总厂旧址的碑牌，大家激动不已，兴奋留影。前边就是军工一总厂纪念馆的标牌，怎么写的是吴运铎的名字？
吴运铎可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我们从小就读过两本书，一本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就是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在新四军军工生产和研制武器弹药中，三次光荣负伤，左眼球被摘除，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0余次手术，身上留有20多块弹片没有取出，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第三次被炮弹炸伤后，他身边的同事不幸被炸死，在救治过程中他忍着伤痛，还在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故事鼓舞自己。我们曾多次问过爸爸，你和吴运铎在一起工作过吗？爸爸总说，我知道他，可是与他不是一个厂，他是二师的兵工厂，我们是一厂。经查，吴运铎自己署名发表的回忆录《新四军的军工生产》一文中，明确写着：1941年“9月下旬......成立二师军工部”，“军工部下辖子弹、榴弹和修械三个厂，吴运铎任子弹厂厂长”；“1943年8月，......重建了二师军工部，部长王新民，副部长王文值，......吴运铎任工务科科长”；“1945年9月......王文值任二师军工部部长，吴运铎任副部长”；“1945年12月，在淮安成立华中军区军工部，......原一师军工部改为华中一总厂，厂长许斌，政委王季芬。”《人民兵工大事记》也记载：“1945年10月，新四军华中军区军工部在苏北淮安市成立，孙象涵任部长，罗龙生任政治委员，王新民、李仲麟任副部长，吴屏周任副政治委员。......第一师军工部迁江苏省宝应县油坊头，改编为华中军区军工部一厂，厂长许斌，政治委员王季芬，主要生产迫击炮弹。”直到1947年7月，“新四军第二师军工部机关和第四厂人员转移到苏北淮阴县，并入华中军区军工部”。
显然，我们老爸的回忆是准确的。直到1947年7月之前，吴运铎一直在新四军二师军工部工作，并未在一师军工部为前身的华中军区军工部一总厂任职。
可是，油坊头的华中军区军工一总厂纪念馆为何有吴运铎塑像，墙上还写着吴运铎是这个厂的首任厂长。这是怎么回事？
【纪念馆展板上没有军工一总厂厂长许斌的名字，变成了”吴运铎“】究其原因，原来在吴运铎的记忆中，他是1941年秋奉命在天高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筹建二师生产子弹的兵工厂。建国后，他一直惦记着昔日战斗过的小朱庄。1960年，吴运铎派他的秘书来找，谁知天高县早已撤销，也没有什么平安乡（实为“平阿乡”），小朱庄已属于新成立的金湖县，完全对不上了。秘书找不到地址，于是稀里糊涂，误将宝应县东部的一师油坊头兵工厂当作二师的小朱庄兵工厂。回去汇报后，吴运铎信以为真，听说当地受灾，还拿出自己3000元的储蓄寄给油坊头。雪中送炭，油坊头用这笔钱修了个水泵机站，解决了排涝问题。1984年，吴运铎还亲自来到油坊头，与乡亲们亲切交谈，还给当地留下数幅墨宝。这就是油坊头认定吴运铎就是他们军工一厂厂长的原因。
现在看来，这其中的确有误。我们将此情况告诉了宝应县新四军研究会的领导同志，但对油坊村的同志一字未提。因为吴运铎是否真的在这个村的军工一厂干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吴运铎已与这个村结下深厚感情，那个水泵机站直至今天还在用；吴运铎的“中国保尔精神”已经成为这个村乃至这个乡这个镇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灵魂！不过，当将军的敏弟有个建议：除了宣传吴运铎，纪念馆还是应该补充和恢复军工一总厂真实的历史。可以前面设两个部分，一部分介绍新四军军工发展总体情况，一部分介绍吴运铎的事迹和精神；后面再分几个部分，分别介绍新四军一师军工部情况、华中军区军工部组建情况，然后重点介绍厂长许斌和政委王季芬领导下的军工一总厂发展情况。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因为名人效应而扭曲。只有尊重历史才能传承历史，对于红色历史更是这样。是啊，不该遗忘的那些人和事，是决不能遗忘的，他们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贡献！其实，吴运铎的“中国保尔精神”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新四军乃至我军军工精神的象征。吴运铎只是一个代表，在新四军军工部门，在我父亲的军工一厂以及其他军工厂，都有许许多多的吴运铎，都有许许多多的吴运铎那样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父亲在回忆文章《抗战精神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中就曾叙述：
“完成任务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务科，同志们在拆废炮弹时，发生了爆炸，牺牲一人，重伤三人，都是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工务科科长张云白，炸飞了一条手臂；从抗大九分校刚调来的戴眼镜的女同志王贻珠，炸毁了乳房。王贻珠是我的战友、学友，我们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员。她爱人吴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到部队后当了团政委。受伤后，王贻珠要求离婚，吴光中坚决不同意，相爱如初，成为同志们的美谈。他俩相伴终生，离休后家住福州。”
程望部长也在回忆文章中专门谈及此事，他印象最深的是：“受伤同志表现顽强，杜浩弹片还在肚子里，他看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却是：TNT稳定性很好，为什么会爆炸？张云白伤痛难忍，就高唱新四军军歌。程宗浩自己抱住手臂到附近连队包扎。因后方医院较远，天气炎热，致杜浩牺牲，张云白截去左手，程宗浩截去右臂，王贻珠切去一个乳房，但康复后仍回到原来的危险大的工作岗位。工务科其他同志情绪正常，打扫现场后，下午仍照常进行装药等危险工作。知识分子这种不怕危险的精神和良好素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军工厂的政治指导员李桂英，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妈妈，罗湘涛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劳动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识分子，很会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带领下，大家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扫现场，下午就恢复了正常生产，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前线战场上的将士一样英勇。”
【老红军李桂英同志】
父亲说，他能够在军工厂当政治指导员，也是
李桂英同志推荐的。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我先在工务科当科员。这里有九分校先期调来的老战友、文化教员刘辛人（上海交大学生），还有苏中公学同期刚调来的青年学生。我们思想上有个共同点，想走‘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晚间或饭后业余时间，我们都到工棚里串门，与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间，苏中区党委要召开苏中职工代表大会，军工厂召开全体会议选举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选上。苏中职工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区党委组织部长章蕴同志做报告，题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我作了详细笔记。回厂时，正值‘七一’纪念党的生日，我在工厂大会上传达章蕴同志的报告，并结合自己与工人同志接触中碰到的认识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们反响强烈，很受欢迎。厂党支部组织职工认真讨论，当月就发展了10多位党员。不多时日，工厂成立工会，技工王志寿高票当选为工会主席，我这个工务科科员也高票当选为工会委员。指导员李桂英同志没有参加选举，因为罗政委随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谈话，要我接她的班。我说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说：‘一定比我好！因为你有知识，有文化。’”
父亲担任政治指导员后，注意调查了解工厂和来自各方的工人、技术人员的历史，还下到各车间去熟悉生产过程。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自己在厂里劳动负伤的事情。那是他下钳工车间去干做弹尾的冲床活，尽管技术比较简单，但安全条件很差。有一次，冲床打连环车，他的手来不及抽回来，右手大拇指的前一节就给切掉了。开始伤口发白，不淌血，他还不当回事，要继续劳动。而身边的工人师傅有经验，大叫“不行！快走！”立即护着他去工厂医务所包扎、打针、止血。父亲的右手给包扎起来，吃饭要人喂，洗脸要人帮，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奋勇地来做护理工作。父亲说很感谢他，可惜后来记不得他的姓名了。一师军工部领导十分关心，先后都来看望。父亲记得程望部长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责怪他：“你要学习，也不能上机床呀！”程望部长把医务所长找来，查问打过破伤风针没有？手指还会长出来吗？还说：“十指连心，很痛的，特别是夜间。”他要那位自愿护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父亲说：“我住的地方旁边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们排着队来看望，让我感到很温暖。这就是阶级感情啊！”时隔不久，这次事故又传到苏中公学，传到母亲耳中。父亲说，“张颖连续来了四封信，给我鼓励、打气，要我向保尔·柯察金学习。文字的秀美，辞句的优雅，抽动我的心，但我无力回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父亲回忆录里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军工部军工厂沸腾了！工人们拥向大饭堂，我一手挂着伤，一手拿着《号外》，站上饭桌，高声朗读，“抗战八年，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掌声、鞭炮声，跳呀！叫呀！兴奋极了！这场景，我永远忘不了。
事后，有同志称赞父亲：“你站立在饭桌高处，念《号外》的情景，很像一幅苏联油画《列宁在1918》。”父亲说，他听了很高兴。
“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
当年的油坊头四面环水，百里芦荡、河汊易于隐蔽，是日伪顽势力难以渗透的好地方，为新四军开辟军工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射阳湖镇和油坊村的干部给我们介绍，当年该厂占地100多亩，有大小厂房213间。令人惊奇的是，当年他们就有类似咱们现在的活动板房——自己安装了铁皮房。当然，更多的是茅草房、茅草棚。厂里有各种车床，车间里有轨道，厂区有两个大炉，一个化铁、一个化铜（如今尚遗存一个）。每到夜晚，工厂被汽油灯照得通明，两座大炉的火光映红夜空，人群往来穿梭，一片热闹景象。
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军工厂，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敌人竟然始终发现不了！甚至除了油坊村的老百姓，周围的村子都不知道。据说，邻村的人很奇怪，问油坊村的村民：怎么到晚上你们村就火光冲天？他们说，我们打铁呢！于是周围人们都叫油坊头为“打铁村”。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
油坊村的同志专门带我们来到这个董家祠堂，讲述祠堂前这棵银杏树的故事。当年军工厂刚迁到油坊村，条件非常困难，这家董姓村民为了支援新四军
抗战，把自家生长于清乾隆年间的全村最大最粗的古银杏树，捐献给军工厂做手榴弹柄和枪托。后来，从树桩里又冒出了幼苗，经过多年精心培育，长成了现在这棵参天大树——一个好棒的“红二代”！
树下的牌子上写着：“母子古银杏 红色奉献史”......
当年，手榴弹、子弹、地雷就藏在这样的木桶底夹层中运出——
油坊头的军工一总厂共有工人203人，其中干部技术人员53人，每月可生产子弹4万发、榴弹1.3万枚、地雷5000颗，还不断研制新式武器，制造小口径迫击炮和榴弹炮，生产了“52”小炮、“73”炮、“82”炮，为新四军打击日伪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说，当年军工厂转移时，将好些带不走的机器深埋入工厂旁边的河沟里。近80年过去了，如今这些“功臣们”有些出土，但大多数仍沉睡在水下。一师军工部和军工一厂，是我们的父亲走上军工战线以及工会事业的开端。后来，父亲又被派往淮阴参加华中工农青妇民兵代表大会，协同二师军工部来的石磊同志一起，在华中军区军工部党委直接领导下筹办成立华中军工职工总会（即华中军工工会）。成立时，华中军区军工部副政委吴屏周当选为主席，石磊当选为副主席，父亲为宣传部长。自卫战争炮响后，父亲受命离开华中军工一厂，到驻涟水县高沟镇的华中军工三厂蹲点，摸索“工会在部队工厂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并在军工三厂组织成立工会，对职工同志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反对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打内战，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全厂三千人，在借用老百姓零星分散而破旧房子的艰苦条件下，两个月中制造了炮弹1500多发，支援前线。苏中“七战七捷”后，粟裕师长命令军工厂分批北撤山东。1946年底，父亲和林士均副厂长带领三厂第一批职工和家属先行，安全抵达山东。赶至商丘后，华中军区军工四厂（原四师军工部军工厂）也合并到军工三厂。休整一段后，又翻山越岭，从鲁南向山东渤海地区进发。这时传来不好消息，华中军区军工一厂由海路北撤山东时，在海船上遭到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飞机空袭，教导员赵颖萍同志牺牲了！随海路撤退的华中军工工会主席、华中军工部吴屏周副政委也遭敌机扫射牺牲了！父亲闻讯，万分哀痛！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父亲当时还在军工一厂，走海路北撤，或许也难逃此劫。
1948年春节前，党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华北兵工会议。华中军工部党委决定由父亲作为华中军工工会的代表，随程望部长和孙象涵、王新民副部长前往参加。
会议由朱德总司令亲自主持，刘少奇同志作报告，传达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任务》。朱总司令还在他睡觉的地方亲自接见了来自各解放区的军工工会代表，像老妈妈一样，请每人吃糖，逐个问干什么专业。由于父亲原先当工务科科员时搞炸药，便随口回答自己是“化工”。大家都感到中央的民主气氛很浓，很亲切、很舒畅，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小组讨论会上，父亲还汇报了华中军工工会情况和在部队工厂中做工人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体会。后来父亲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会议！......最令人兴奋的是见到了中央领导同志，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那么高的思维哲理，敏捷深透、朴实无华！"
【1948年， 朱德总司令（左二） 观看华东部队武器操作】
1948年秋，济南战役后，第三（
华东）野战军组建军械部，李仲麟任部长。他来渤海调父亲以及华中军工三总厂一半的人，去前线搞军械工作，但建制仍称为军械部军工一总厂，由陈远任厂长，父亲任政治教导员、厂党委书记。父亲又回到
军工一总厂，说“我们一总厂的同志们，对上前线，都是精神振奋，大家斗志昂扬地参加了伟大的淮海战役”！
1949年2月，淮海战役之后，父亲曾调至三野后勤政治部任政治协理员。5月上海解放后，又被派到后勤政治部的昆山干部学校任指导员（教导员）。第一期结束，他就要求回军工，结果如愿以偿，组织上将他调到后勤军需生产部政治部当宣教科长兼华东兵工工会文教部长。1951年，他又调南京任华东兵工工会秘书长。
【这是父亲在华东兵工工会工作期间的工作证和徽章】
1953年，父亲随部队军工系统集体转业，到中央二机部直属的军工企业七七二厂（南京电子管厂）任党委书记。无论在军队，还是在地方，还是他的军工老本行！
【这是1954年11月父亲（前排左三）参加二机工会技术革新专业会议合影】
在七七二厂期间，任党委书记的父亲通过调查研究，对新中国电子工业发展有了自己的看法，于是和厂长联名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份1.4万字的报告，用诸多事例证明沿海发展电子工业的优势和必要性，提出沿海应与内地同步发展。此信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引起各级领导重视。
【这是中央办公厅1956年8月20日转发的七七二厂党委书记宋廷铭和厂长张笑晨4月9日联名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
在油坊头，我们作为新四军军工后代的军工人（我和小妹夫都曾在军工厂工作，小妹妹和小妹夫后来工作的南京汽车制造厂，前身也是三野的一个“一担挑”随军修理队），在这里切身感受咱们的军工发展历史。正是有像朱德、粟裕等这样有眼光有智慧有胆略、高度重视军工发展的指挥员，有像罗湘涛、程望、吴运铎和我们父亲这样的老前辈在艰苦战争环境下的奋斗，有一代代无数“中国保尔”式的军工人的努力奉献，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才有了我军从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到装甲化、机械化、信息化，才有了核导弹、核潜艇、航母、大飞机，以及太空站的发展。
从河荡沟汊里走来的军工事业今非昔比，而“中国保尔精神”在传承，在闪耀......我们有这样的军工，才让我们的国防有底气，面对世界霸权不畏惧！（未完待续；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后代；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