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我们姐弟兄妹四家离开曹甸镇金吾庄《苏中公学故址》和忆思园《苏中公学纪念馆》后，在宝应新四军研究会华兆昌、吴宝海两位副会长的陪同下，又来到地处西安丰镇的另一个大型纪念馆——红枫园。
宝应西安丰镇的红枫园，即《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展现了当年新四军在苏中地区波澜壮阔、英勇抗战的光辉历程。
【广场雕塑：新四军向这里走来】
【广场雕塑：武汉举旗】
【广场雕塑：皖南集结】
【广场雕塑：盐城重建】
【广场雕塑：黄花塘驻扎】
【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大厅雕塑】
【这是我们在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大厅合影】
反映苏中革命历史的纪念
馆为何建在宝应西安丰镇？
那是1944年3月，车桥战役的胜利，为苏中地区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3月16日，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新四军一师师部暨苏中军区以及所属的苏中党校、苏中公学、苏中报社等20多个单位全都迁驻到宝应西安丰境内，该地区不仅成为苏中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而且一时成为淮北、淮南、苏中、苏北四大根据地的交汇点，成为华中地区青年向往的地方，被誉为“苏中小延安”。粟裕、陈丕显、叶飞、钟期光、管文蔚、季方、彭冲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工作战斗过。为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辈、教育后人，西安丰镇党委、政府于1995年在这里建成《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同志题写了馆名。2002年被命名为“扬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7年被列为宝应县首批“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2018年在市、县两级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扩建，并于2019年11月9日举行纪念新四军渡江北上挺进苏中80周年暨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新馆的开馆仪式。
这是新闻媒体公开报道的
2019年11月新馆开馆时的照片，大门上方挂着彭冲同志题写的“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馆名牌匾。
但是很奇怪，我们这次在纪念馆门前，并没有看到彭冲同志题写的馆名牌匾，也没有看到任何馆名标记。
据说是近年有领导来此，对本地是否具有建《苏中革命历史纪念馆》资格和审批程序提出质疑，于是二十多年前彭冲同志题写的馆名牌匾就被卸下，竟然成了没有馆名的纪念馆。一个占地约2万平米、国内难得一见的这么大这么好的红色历史纪念馆遭此冷遇，实在令人遗憾和不解！如果彭冲同志还活着多好......
不过，让我们意外惊喜的是，在这个纪念馆后面，还专设了一个《苏中区委党校纪念馆》。我们的母亲当年在这所党校里学习过呀！
苏中区委党校，由粟裕同志亲自兼任校长。
韩念龙、储江、戴为然等同志当时都是苏中党校成员，并担任党校科室和学员小队党支部负责人。
1944年4月，苏中党校
随苏中区党委迁入宝应
安丰区林溪村时，正值苏中区党委全面开展整风运动，
学习22份整风文件，整顿三风。
【这是1944年4月，在林溪村举行苏中党校开学典礼的照片】
在这里，苏中党校举办了第一期整风培训班，参加培训学习的对象为县团、区级干部，经过学习培训的学员思想政治水平均有很大提高。想到我们的妈妈也在这个培训班，大家兴奋不已……
我们的母亲张颖1940年12月参加新四军，进盐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1年7月，日伪军在苏北盐城地区大扫荡，跟随鲁艺撤退到苏北涟水一带。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苏北联抗部队政治部任报社编辑。11月回南通家乡奔丧期间，被中共南通县委留下，任南通县教师抗日协会总干事兼通中区教师党支部书记。1944年4月接上级党组织通知，北撤到位于东台的苏中党校整风四队学习，
随即迁至宝应，参加了
苏中党校第一期整风培训。当年6月，转入苏中公学。
这是苏中党校的几处旧址照片。我母亲应是从南通先到东台，再随苏中党校迁来宝应安丰林溪村的。
关于这段，我们从小就不止一次听妈妈讲述，特别是她和大舅曾被日本鬼子包围的惊险经历。2005年秋，敏弟将84岁高龄、已出现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妈接到北京，抢救性地整理出了她的回忆——
1941年，我在苏北联抗政治部任报社编辑。11月，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回部队途经县里，碰到了南通县委书记周一峰，说县里文教科里没有一个党员，他负责与部队交涉，强留了我在南通县文教科担任县教师抗日协会总干事，兼中共通中教师支部书记（当时南通分通中、通西、通东三大片）。那时寒假、暑假都要办教师学习班，作报告，主要是组织教师交流体会，以及做一些教师抗日协会的工作。我在教师中进行游击教学，课本都是用的抗日教材。在靠近敌战区的小学上课时，怕敌人来，都准备了一本伪课本，敌人来了放在上边，敌人走了，就用抗日教材讲课。还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因此建成了通中、通东、通西片支部。我经常去这些地方，要经过公路，就化妆成农村妇女，系着围裙，挎个篮子，将近视眼镜当望远镜，放在篮子里，压在青菜下面，走一段路趁没人时戴上，看看远处有没有敌人，然后藏起眼镜再往前走。那时，弟弟宏献（离休前为24军副军长）才十三、四岁，给我当小通信员，陪我去开会，送信送文件都是宏献给我跑。
1942年底开始，日伪军在南通地区实行大扫荡、大清乡，敌人经常从据点下乡，家里的人都疏散到周围群众家里去。到1943年秋天，日伪军第一次“清乡”失败。这期间，敌人有个把月没有下乡，大家思想上有点麻痹，晚上不再躲出去，有时就住在了家里。
有一天，我和哥哥子嘉（当时也在我南通县政府工作，离休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一起回到家中。后半夜，我还在书房清理文件整理东西，突然大姐过来说：“不好了，敌人来了。”问：“你怎么知道？”大姐说已经听到窗外有皮鞋声。我、哥哥子嘉、弟弟宏献，还有一个通信员袁文献，忙从客房穿过天井到小叔家厨房，打算开了后门沿河边向北走。谁知走在前面的通信员刚拉开后门的门闩，敌人的刺刀就刺进来了。这时大家才知道，整个宅子都被包围，逃是不可能了。
来的有21个鬼子、一个翻译，还有一个带路的。全家人退回到天井。父亲非常沉着，说：“大家不要慌，由我来应付。”
敌人将家里人都赶到大门外面打谷场上，他们在里面抄家，父亲站在大门口被询问。一家人坐在草堆上，四个鬼子把守，一个拿着机关枪站在东北角，还有一个拿着掷弹筒站在前面监视。我当时心想：不知这些敌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金沙来的，就没话讲了。因为金沙的敌伪军知道我们兄妹参加新四军，都在县里工作，来抄过很多次家，连玻璃台板下的照片都被他们拿走了。另外，当时已有不少教师被捕，金沙的敌人什么情况都知道。不过如果是从其它地方来的敌人，可能还不明底细。我那天穿着旗袍，想，如果敌人问，我就说自己是做家庭教师的。
敌人抓的那个带路的，是我方的税务工作者。他认识我们兄妹，可是没有供出我们。恼怒的敌人当天下午就将他杀害了。
敌人在家里搜查时发现，客房地上有一些烧过的纸灰，就出来大声喝问：“烧的是什么？”我心里一惊，那是前一天我烧掉的文件，还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是我烧的小孩子生疥疮擦药用的纸。”怀里抱着侄儿的大姐挺身而出，抢着回答，随即将孩子身上的疥疮露给鬼子看。
敌人又问，“区公所（指我区政府）是不是在你们家？”
父亲急中生智，拿出当初金沙伪方想聘请他担任职务的聘书给敌人看，说明没有问题。敌人一看，只好作罢，打道回府了。
真没想到，当初被父亲严词拒绝的伪方聘书，竟然在对付敌人时发挥了作用。事后知道，这批日军的确不是金沙驻军，是外地下乡的流动小分队，目的是为了寻找我县区政府，并不了解我家情况。不过，那次敌人把家里床边踏板下藏的十万法币抄走了，那是一笔父亲为防有人被捕时备用的活动费。
那天敌人还抄了我家在杨港的酒坊和我外婆家，三处同时被抄，不出事确是侥幸。
接受这次教训，父亲说：“我这个家不要你们管，以后你们都不能在家住。”此后，家里长期空着门，连做酒的师傅晚上也是住到邻居家，全家真正过起了游击生活。
一些天后，我经过金沙区委遇到区长瞿树滋，瞿告诉说，你家里被敌人毁了，回去看看吧！我硬着头皮回到家，一看，一片狼藉，地板被撬开了，作坊里做酒的大缸、盛酒的坛子都被敲破了，凡是家具等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据说是被敌人用两只大船装走了，连梁上的木料也被运走了。
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不久后，地委通知县委撤退一些干部。我也接到通知，北撤到处于东台县的苏中区党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当学员没几天，组织上调我去苏中公学。
西安丰，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我们想不到，在纪念馆里，还听到了《沙家浜》的后续故事。
在我们那个年代，现代京剧《沙家浜》风靡一时，18个新四军伤病员的故事家喻户晓。其背景是1939年9-10月间，时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的叶飞奉命结束东进、率部西撤，临出发前决定将30多名伤病员留在了阳澄湖沙家浜一带养伤，这才有了后来的《芦荡火种》（毛主席改名为《沙家浜》）的故事。在参观展览时，我们才听说，原来沙家浜也有25位伤病员又辗转来此地养伤，后来组建了新四军淮宝支队，在这里开展敌后斗争。这便是新四军6师18旅52团的前身。
“这封
信，就是新四军
18旅52团的故事......”
“高营长：
面条猪肉真好味，你真好福气，但不大有爱，为什么不叫我尝一点味？
哎！......总算我运气不好。
关于三连一个战士偷老百姓吃这个问题我刚才同陈政指说不要太过火。因他对错误还觉悟了，详情可问三连连级干部，假使关禁闭我认为太过火了。
干部调整问题，听说你不同意，那么要改变我的意见只要服从真理就好了，你可于今晚书面向首长提出意见。
三连的反扫荡动员工作请你多多督促，特别是军事上动员及准备。
老高：实在对不起，你我俩工作时间不久，我可能对你有的方式上不大好，希多多原谅，同时有不对处你可站在同志立场上向我指示，只要同过去高山那样态度。”
时任新四军6师18旅52团3营教导员的陶祖全写给营长高志祥的这封信，深深地吸引和触动了我们的心灵——
一个营教导员，就这样和他的营长对话，语言辛辣、
实实在在，直来直去、情真意切。这是当年新四军内部民主作风的
真实写照，也反映了
革命战友之间多么纯洁、真诚的关系。如今，真是难见了！
“陶祖全，他还在吗？”
“牺牲了，牺牲在大官庄战斗中……”
1944年1月，已改任52团1营营长的陶祖全，在宝应大官庄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副营长叶诚忠，以及其他9位姓名不详的干部战士。
陶祖全，1920年出生，浙江绍兴人。他，上海打浦桥一家纺织厂工人，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新四军，先后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等职。
1940年初，陶祖全从晥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结束，投身江南抗日义勇军，任常熟县何市常备队指导员。在无锡八士桥战斗中，率部冲锋陷战。战斗中，左臂负伤，急需手术。没有麻药，医生为难。他从草舖上站起，伸出左臂，请求直接开刀。在别无他法下，手术刀插入他的伤口。嘶、嘶、嘶……手术刀在臂上抖动。他额头豆大汗珠，但紧咬牙关，不哼一声。手术后，医生护士无不佩服，这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他，先后参加十多次战斗，四次受伤不下火线，被誉为“铁军硬汉”。
叶诚忠，1919年出生，福建周宁县人。家庭贫寒，没有文化，是放牛娃。1935年，他参加闽东红军游击队。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副连长、副营长等职。
在八士桥战斗中，他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接连撂倒6个日本鬼子。在东进中，战斗负伤，与其他伤病员在阳澄湖一带养伤。他们一边养伤，一边坚持斗争。在养伤之时，时任二支队一连副连长。奇袭梅镇时，他率突击组闯入敌人后院，缴获机枪。围歼沙家浜敌人时，他带头跳入冰河，与群众肩并肩顶着木桥，为部队开辟通道。强攻桐梧时，他孤身冲入敌群，夺枪扫敌，烧毁汽船。血战杨沟楼时，他右手负伤，左手挥刀，劈死日本小队长萨一岛……京剧《沙家浜》剧中叶排长的原型，就是叶诚忠。他，被誉为“江阴老虎”。
大官庄战斗，是新四军为打开苏中抗日局面所酝酿的车桥战役前的关键一仗。
【大官庄战斗旧址】
大官庄，地处宝应腰部。伪28师盘踞于此，400多日伪军，装备精良，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它，阻碍宝应南北、东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拔掉这个钉子，是当务之急。
大官庄据点，位于开阔地。东侧、南侧、北侧是水田，西侧为开阔地。据点，三面筑有3米高的土围。土围，四角筑有堡垒。土围外，有堑壕，有宽4米、深1米的围河。
1月5日下午6时，战斗打响。我方肃清外围散兵后，形成包围之势。52团1营营长陶祖全率部主攻，副营长叶诚忠率突击队从东侧突击。第6连为钳制队，第8连为预备队。
在炮火的强力压制下，叶诚忠率部进行火攻。在长竹杆上捆上棉花、汽油，点火后，从上向下扔进碉堡，迫使敌营内混乱一团，龟缩到角落。
发起总攻之时，陶祖全冲在最前面。由于地形开阔，无地物利用。在接近土围时，他腹部中弹，血流如注，肠子外溢。他把肠子塞回肚里，继续向前。终因流血过多，英勇牺牲。
叶诚忠率突击队，在碉堡外战斗。一梭子弹击中胸膛，倒在血泪中。官兵们义情填鹰，毫不畏惧，向死而生，前仆后继。
次日中午12时许，18个小时激战，歼灭日伪军近200人，俘虏200多人，取得战斗胜利。只是，负责主攻的我方“铁军硬汉”、营长陶祖全，“江阴老虎”、副营长叶诚忠等11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长眠于此。
“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岂容日寇逞凶狂......"
《芦荡火种》《沙家浜》的故事，我们自小熟悉。可万没有想到，我们在苏中寻找父母革命足迹的时刻，看到了这25位伤病员与我们的父母，战斗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这样的亲近和感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为纪念牺牲英烈，宝应县委决定将大官庄东安乐桥一带命名为“祖全乡”，大官庄躲羊镇命名为“诚忠乡”。在宝应，用烈士命名的村庄有25个。
红色土地，不忘初心！
革命烈士，精神永存！
（未完待续；作者系新四军老战士后代；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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