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眼里的老干部
——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札记
陈 晋
【摘要】当“文革”中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思潮后，老干部挨整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考如何评价、保护和使用老干部的问题。九大前夕，出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考虑，他安排一些老同志分管经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大事、实事。1971年林彪事件后，他主导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进而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四批人，看起来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但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1974年下半年以后，经过反复比较，毛泽东对抓得起、稳得住的老同志更为倚重。把他们摆在党政军的什么位置，对全局的稳定会起到什么影响，对工作的展开能发挥什么作用，毛泽东时常掂量，胸中大体有数。他生前最后的人事安排，没有让大权、实权旁落“四人帮”，才有了他身后发生的根本性的重大变化。
“文革”起来后，一大批老干部因跟不上“形势”靠边站，或被视为“走资派”猛然间受到批判和批斗。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是知晓的，甚至认为是难免和必要的，但绝无全部打倒的意思。开始的时候，他让老干部在冲击面前守住底线，亲自为中央局和省市委领导干部出主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也不赞成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还说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要“准许革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到1967年初，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思潮，老干部挨整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开始思考如何评价、保护和使用老干部的问题。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毛泽东最早是在1967年2月6日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犯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的错误。2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放出相应信号，提出要请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这个提议的用意不难揣测：在动乱局面中，中央领导层不能缺少一批有政治经验能办实事的老同志。1967年5月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说得更明确：“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89页。）9月17日在江西又讲：“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4页。）为解脱老干部，毛泽东当时经常说的理由有两条：一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是正常的，经过群众运动，改掉一些毛病有利于重新工作；二是把老干部都打倒了谁来做事情，靠那些青年学生和造反派行吗？他采用的解脱办法，一是反对批斗老干部时污辱人格和搞逼供信；二是直接点了许多老干部的名字，表示要“保”他们；三是明确政策，“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23页。）“不要老是检讨没有个完”，“有所批评就够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63页。）到1969年初筹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设想，“文革”就要结束，应该把各种人拢在一起，使九大成为他期望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时，对老干部斗也斗了，批也批了，接下来应该是用起来，到新的实践中去改的问题了。于是，毛泽东有关老干部的谈话在九大前夕越发频繁起来。1969年2月19日，他特意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当面对在座的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做调查研究的活动表示肯定：“你们可能变成先进的。有的人得了彩就认为了不得。中央文革应该引起注意，你们从马列主义的书上找不到有成绩就摆功劳的话，只要有缺点，就要进行自我批评。”又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正是出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考虑，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忽然问到：“还有一件事，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在座的李富春回答：“现在正在搞。”（《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0页。）毕竟，抓革命是为了促生产，“文革”运动可以交给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去搞，但经济、军事、外交战略这些大事、实事，是离不开老同志的。3月22日，他再次召集上述人开会，想法又进了一步，明确讲：“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不能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7页。）这些想法，最终都要落实到九大人事安排当中。事实上，就在3月22日那次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让“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的要求，并说，主席团175人，除少数老同志没有参加外，其他都参加了。毛泽东随即还点了一批各地省级老干部的名，放出风声：“过一段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以解放他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37、238页。）4月11日，在酝酿中央委员会选举时，毛泽东说：我提议一些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他当时提到的老同志有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41页。）这些老同志后来都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进入中央政治局，有的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冲在“文革”运动前面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也进了政治局，这些人主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国防、外交方面实际上插不上手。此外，鉴于当时发生珍宝岛战斗，中苏关系紧张，立足于打仗的准备，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军队干部过多，为后来的政局走向埋下隐患。稍后，毛泽东也注意到这种情况，说苏联骂我们是“军事官僚专政”。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此后，调整和稳定中央领导层的结构，成为他一再考虑的要事。除继续让中央领导层的老干部发挥作用外，他设想从工农中间提拔一些，从相对年轻一点的领导干部中选一些。由此，从1973年8月的十大到1975年1月的四届人大，在中央领导层逐步形成四拨人：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以李德生、华国锋、纪登奎、吴德为代表的“中生代”领导干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则为“文革”路线的代表，还有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这些工农代表。这四拨人中，老一辈革命家最有经验、资格和威望，可主持大事；中生代也有经验，可操持实事；工农代表有象征意义，可学习办事；至于“四人帮”，与“文革”运动相生相伴，是维系“文革”成果之必需。这种安排，是“文革”运动的必然结果，也反映出毛泽东晚年用人上的基本思路：照顾了各个方面、各种倾向，有利于结构平衡，而且是老中青结合。但是，这个试图把方方面面拢在一起以托长远的结构，看起来合理，实则脆弱而充满变数，势必出现毛泽东担心的团结问题。因为以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之间的矛盾，根本上很难调和。果然，到1974年，以老干部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四人帮”的斗争公开化了，一会儿是邓小平赴联大的风波，一会儿是“风庆轮事件”。到这年底，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四人帮”更是动作不断，还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从而使毛泽东不得不对这两拨人的优长作出比较，在使用上再次面临选择。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详细披露了这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的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心里都清楚，两人都老病缠身，来日不多，这或许是他们生前最后一次人事安排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的身体不行了，我也不行了，叶帅也不行了，康老也不行了，刘伯承也不行了，朱德也不行了，难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页。）“难”在哪里呢？难在人事安排的紧迫性和复杂性，需要慎重；难在这次安排涉及两人身后的政治格局和走向，需要把领导层人员的特点分析清楚，还要表明态度，有些话就需要说得透底直率一些。于是，毛泽东在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分别让江青和王洪文作检讨，不让江青组阁，只让她研究国际问题，让张春桥管党务（而组织工作另由纪登奎负责），姚文元管宣传出版。在老同志方面，毛泽东坚持朱德拟任委员长，副委员长中董必武、宋庆龄排在前面；尽管周恩来已经病重，毛泽东毫不犹豫坚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这个职务非周莫属；他还讲，“国务院的工作要能办事的”，周恩来生病期间，“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去顶”；再次明确，邓小平担任党的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62、563页。）此番安排，看起来是不弃鸣响不已的“瓦釜”，心底里却更为期待和倚重音雄韵厚的黄钟大吕。毕竟，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纷繁复杂的艰难局面，还是要靠“能办事”且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才撑得起来。1974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很关心三件事情。一是安定团结，二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是学习理论防修反修。这种工作布局，也相应地反映在他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之中。对第一件事安定团结，毛泽东通过反复批评“四人帮”搞宗派来解决，并说1975年的“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83页。）这个说法意味深长，可作不同理解，由此为后来的政局发展埋下了伏线。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看出张春桥、姚文元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的缺陷，及时作了批评，同时支持邓小平整饬地方上闹派性的头头。对第二件事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则主要让老同志和“中生代”去做。张春桥虽然担任副总理，排名靠前，但分工管文化教育，与姚文元的工作重叠，而邓小平主持着国务院工作，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又是常务副总理。至于军队方面，则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张春桥虽然兼着总政治部主任，王洪文也参加会议，但他们事实上插不上手。王洪文在上海就对人说：讨论军队干部任免名单，“我和春桥同志都不熟悉这些人，对有些人的情况，根本不了解，讲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通过”。至于第三件事学习理论防修反修，则让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去做，吵吵闹闹地搞理论、造舆论，确也是他们的强项。
这时候，非常有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则努力把上述三件事拢在一起，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为了突出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同时也意在强调三件事是一个整体，抓理论宣传不能同安定团结、经济整顿对立起来。实际上，邓小平对理论宣传这件事也看得很重，抓得很紧。和毛泽东一样，他深谙理论秀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政西南时讲过一些名言，诸如：“共产党员不懂理论是可耻的”“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要改变一个人的脑筋就要做宣传工作”。毛泽东重视邓小平，不仅欣赏他的办事才干，也清楚他在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上有突出优势，特别是对邓小平1960年代初期在前线指挥同苏联“打文仗”的水平印象深刻。1975年大刀阔斧地主持整顿时，邓小平确实也不是一般地重视理论秀才。1975年1月6日，四届人大还未召开，他就约胡乔木谈话，说正在考虑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理论秀才当国务院顾问的事，还要胡乔木“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他说：“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可以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和毛主席不久前谈到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6月份正式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时候，邓小平又要求“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作理论工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7页。）从实际效果来看，当时的国务院研究室成为牵制“四人帮”，宣传和推动整顿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总的来说，晚年毛泽东对中央领导层的期望是多方面的。既要有搞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又要有治党治国的经验能力，最好还要有指挥打仗的本领。反复比较，他对抓得起、稳得住的老同志更为倚重。为此，关键时候他信任周恩来，两人敞开心扉，一道敲定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他评价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说“李先念会管经济，是木匠出身，腰里别着斧子，不是劈就是砍”，意即对各种经济项目该批的批，该砍的砍；他格外看重政治经历、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与自己有许多相似之处的邓小平，更是众所周知。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毛泽东从1967年1月17日到1969年4月23日九大召开，对邓小平有20次评价，内容均是正面的。林彪事件后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的好话就更多了，其中三条评价为人熟知，也最能体现晚年毛泽东的用人之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会打仗反修。中央领导层的格局配备，是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形成的。老同志们的信仰、经验、才干和威望，包括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经过长期考验。把他们摆在党政军的什么位置，对全局的稳定会起到什么影响，对工作的展开能发挥什么作用，毛泽东都有所掂量，胸中大体有数。当然，毛泽东当时对人事布局的考虑也有前提。这就是，可以纠正“文革”中的具体错误，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文革”路线和这场运动。这是他晚年内心世界最大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剧所在。1967年老干部们针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爆发“二月抗争”，他支持了中央“文革”小组；在批判林彪集团时，是批其极“左”还是批其极右出现分歧时，他支持了江青等人，原因都在于这些事情都涉及“文革”路线是否能够和应该推行下去这个根本问题。1975年秋冬，毛泽东再次面临选择。当他觉得邓小平主持的整顿，逐步触及到是否维护“文革”路线这条底线时，想让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决议，结果被拒绝，这就有了邓小平的第三“落”。邓小平下去了，谁来接呢？毛泽东仍然没有把权力交给“四人帮”，而是交给了“中生代”中务实稳重的华国锋，并由叶剑英、李先念和一批“中生代”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辅助。这个最后安排，毛泽东很用了一番心思，而且很坚决。他深知，在“四人帮”中，张春桥虽然才干强一些，但得不到老干部和大部分“中生代”的支持，而且他又和江青绑在一起，江青有野心，积怨甚多，以后会闹事。1976年2月，毛泽东先是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代总理会见外国人不好登报，意即希望重新考虑一个正式总理。毛泽东说好办，把“代”字去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两个小时后，又让人打电话说，在副主席前加“第一”。
华国锋后来曾说：主席提议我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次我没有推辞，这次我没有让，再让就给“四人帮”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四人帮”掌握这个权力。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没有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今后的斗争形势更加复杂、险恶。有了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我就摆在王洪文、张春桥的前面，有利于今后的斗争。大家都认为毛主席这样安排有利于我们，先念就特别高兴，大家就纷纷发言表示同意、拥护。“四人帮”虽然不高兴，但是他们也不好反对。会后有人告诉我，张春桥就没有表态。当时，我都没有注意。
这个最后安排，表明毛泽东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的稳定大局，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认识，就是说，仅仅在维护“文革”路线上有优势和长处，是难以保持稳定和担负未来的。正因为党政军的大权、实权没有旁落“四人帮”，这才有了毛泽东身后发生的根本性的重大变化。老一代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奏响黄钟大吕，实现历史转折。（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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