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们市文联为了掌握本市文学创作情况，发出通知要求各位作者报出发表过的作品名称、时间，发表的刊物封面、目录和获奖证书等的复印件。
我这个人马虎，没有把发表了的作品全部都收藏起来，收藏了的部分资料，好像是放在了一个小皮箱里。这小皮箱留在我和老伴生前居住的宿舍中。老伴去世后，我被儿女们接走同他们一起居往了，小皮箱没有带到身边。这次为了配合单位工作，我才于把这小皮箱取到我现在所住的地方地来。打开这小皮箱，发现我没猜错，果然一些作品获奖或证书等资科收藏在箱子里。还出乎我的意外，竟然看到我文学作品第一次获奖的证件。这个证件，不是精制漂亮的“获奖荣誉证书”或“获奖奖状”，而是一张普通纸上面印的一个《湖南群众文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文艺创作评奖获奖作品通知书》，通知书由《湖南群众文艺》编辑部发出，盖上了公章。
因为这是我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获奖，这一篇小寓言虽只得了个三等奖，却竟然发给了我30元奖金，我自然是兴高彩烈、乐不可支的，记忆也就非常深刻。
当时的奖金3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记得当年我的工资也就60元的样子（那时物价特低廉，且稳定，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也就10元左右吧）。就是说，这30元奖金达到了我半个月工资，够一个人3个月的伙食费。而且我这篇题为《蝉的肚子为何是空的》小寓言，发表在《湖南群众文艺》1979年第1期时，已经给我发了稿费。可见那时的党和政府对文化（包括文艺）是非常重视的。我想，要是我这篇小寓言，放到现如今发出，不说只评上一个三等奖，就即使评个一等奖，估计奖金也不会有我一个月退休金的五分之一。这样一比较，就能看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对文化、文艺和知识分子是够重视的了。想想哦，那时我国的经济还说不上富强，财政却能拨出不少款项来支持文他、文艺及其写作者，能说毛主帝和毛泽东时代不重文化和和识分子吗？
我还听说过，在毛泽东时代，老舍出版一部小说的稿费，就在北京城买了一栋别墅；梅兰芳的工资比毛主席的高得多……这许多令人惊叹的事例，难道不是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国热心为人家政府童视文化（含文艺）和知识分子的铁证吗？
当然，重视不重视文化（文艺），不能单看金我，更要看对人才的培养，即重视不重视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文化和文艺人才。拿我熟悉的文艺界来说吧，毛泽东时代，对工农兵作者，对人民群众中的作者，那是当作宝贝一样爱护，精心进行培育的。直到1979年我到地区文联主持工作时，都还保持看这种好的做法。那时，我们很重视培养工农和基层群众中的作者，对那些有一定写作水平，而家庭经济困难，上一趟城都不容易的作者，我们文联的同志就采取带上稿纸下乡去，登门同他们探讨作品的修改，并把稿纸送给他们写作。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一下，毛泽东时代，作者给报刊投稿是不用付邮资的。你只要在信封上面写“稿件”二字，不用贴邮票，把稿件往邮筒一塞，稿件就会安全送到编辑的手里，且万无一失。这事看似是“小事一桩”，但对家境贫穷的初学写作者来说，却是很珍贵的福利。
一般来说，一位作者要能够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往往写上两三年，投上几十篇甚至更多的稿子，都不一定能发表“处女作”。想想吧，“爬格子”费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和心血，还要花去一笔资金买笔墨纸砚，买邮票投寄稿子，这对家庭经济不好，一个铜板都巴不得掰成两块用的作者来说，短时间做做还可以，但要数年能坚持不懈做下去，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易事。据我所知，国家取消给作者免邮资的政策后，有些原本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作者，却因家庭经济不好，无奈萌生“写稿这既费力又花钱，久久看不到成就的事，不做也罢”的情绪，从而放弃写作了的，不在少数。但国家对投稿采取免邮资的政策，则对那些作者是一种帮助和鼓励，让一些热爱文学，家境却贫穷的许多作者坚持下来，最终走上了文学之路。我们郴州就有许多工农作者成为了著名作家，全国从工农中培养出来的著名作家就更多了。
然而，如今有些反毛、非毛、极力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公知”，不仅胡说“毛泽东不重视文化知识”，而且还污蔑“毛泽东整知识分子”。这真是太不地道了。毛主席自己就是文化人，是大知识分子。他怎么会不重视文化知炽和知识分子呢？只不过毛主席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文化人，他主张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凡是这样先进的知识分子，毛主席是很喜欢的、很爱护的。正因为如此，在那艰难困苦的革命时代，才有大批的进步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干革命；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在国外享受很好生活的爱党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力，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都毅然回国来建设社会主义租国。请问，假若毛主席不重视文化知识，不重祝知识分子，能够出现这样的世上奇迹吗？
不错，毛主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提出过“要改造思想”的主张的，要求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改成无阶级思想，同工农劳动大众结合成一体。这是爱护知识分子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整知识分子”呀。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此是持欢迎和赞赏态度的，他们以自己能够成为工人或农民的朋友、成为人民中的一成员，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你如果不信，请看一个“真假田汉的小故事”：
1929年，著名文学家田汉率领南国社，到南京晓庄公演，受到校长陶行知和师范院校学生、农友的热烈欢迎。会上，陶行知在致欢迎词时，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以‘田汉’的身份欢迎田汉。晓庄是农民的学校，农民是晓庄的好朋友。我们的教育是为种田汉而办的教育……所以我以‘种田汉’代表的资格在这儿欢迎田汉。”田汉也用风趣的话说：“陶先生说，他是以‘田汉’的资格欢迎田汉，我实不敢当。其实我是一个假‘田汉’，能够受到陶先生这个真田汉的欢迎，实在感到荣幸。我们一定要向真田汉学习。”
田汉何许人也？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编剧、小说家、词作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中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他创作歌词的歌曲《万里长城》的第一段，后来成为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他够大知识分子、大名人的资格吧。
陶行知呢，不错，同样也是大知识分子、大名人。他是很有名的人民教育家、博士，当过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从1926年起，他发表了《中国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等重要文章，为中国教育攺造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样鼎鼎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却能以种田的农民当朋友、被称为“田汉”（种田的汉子）为荣，并谦虚表示自己不够资格得“种田汉”这个称号，表示要向农民学习。这，就是具有革命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
由此可见，把“改造思想”说成是“整知识分子”的人，即使不是有意歪曲、污蔑，也一定是思想相当落后的角色。
我再来来说说毛主席提出“改造思想”这个问题的本意吧。“改造思想”这个词虽然不好听，有的“公知”一听就反感。但毛主席的本意是好的，是说我们大家都要学习，都要进步。他《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所有的人却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还解剖过他自已的思想改造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已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毛主席都说自己要改造思想，怎么有的“精英”就自觉“高明”“特殊”，不需要改造思想了呢？其突，那些严重脱离劳动群众，高高在上，用俯规、甚至是用仇视的眼光，看待工人农民的“砖象”“叫兽”，还有那些变质缺德、腐化堕落了的腐败分子（其实也都是知识分子），实在是太需要思想改造，刻不容缓了！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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