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彤：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乡。诗人毛泽东，一生都在诗词的海洋中吟哦创作，自由驰骋。而毛泽东之所以被称为诗人，不仅仅是因为他“写诗”，更因为他“懂诗”。可历来对诗人毛泽东的研究重点，往往都集中于“写诗”一层，即他的诗词创作；而较少关注“懂诗”一层，也就是他对于古典诗词的看法与态度。翻检文献史料，毛泽东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曾阅读、评点、引用过大量古典诗词，并且在讲话、谈话、书信中多次表达过他对古典诗词的看法，这其中恰恰蕴含着丰富的古典诗词观。研究和总结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探求他于诗词这一隽永的情感表达形式中所呈现出的情感偏好、思维方法、审美倾向等，可以帮助我们走进毛泽东的诗人世界，认识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追求，并进一步感悟他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本文将从毛泽东如何读诗、如何评诗、如何用诗、如何看待古典诗词创作与发展四个方面，提炼出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

 

一、关于读诗

 

阅读，是一种主体行为，阅读者在选择和接受阅读对象时流露着自身观念。毛泽东如何读诗，比如其读诗的范围选择、个性偏好、方式方法等，反映的正是他在阅读这一层面上对待古典诗词的基本态度。

 

（一）读诗，应泛览博采

 

毛泽东在阅读古诗词时，十分注意泛览博采。曾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对毛泽东故居中所保存的毛泽东圈画、批注过的诗词作了统计，共涉及429位诗人，1590首诗词曲赋，其中诗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首。这份目录尽管只是毛泽东阅读过的古典诗词的一部分，但已足见毛泽东阅读的广泛性。

 

从范围看，时间跨度大，涵盖范围广。毛泽东阅读过的古典诗词上起先秦，下迄晚清，历朝历代均有涉猎。《诗经》《楚辞》《古诗源》《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初唐四杰集》《唐宋名家词选》《词综》，以及各种别裁集、历朝历代诗词集等，都留有毛泽东的圈画和批注，有的集本，毛泽东还阅读和圈画过不同版本。

 

从类型看，诸家各体，无不综览。古乐府、律诗、绝句、词、曲、赋，都是毛泽东阅读过的体裁，其内容也涉及叙事、写景、抒情、咏史、怀古等各个方面。毛泽东还阅读和圈画过大量古代诗话、词话，如《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随园诗话》等，毛泽东故居藏书中的一部清版《随园诗话》，每册的封面上都留有他所画大圈。

 

（二）读诗，应有偏无废

 

毛泽东在阅读古诗词时，也有自己的独特偏好。毛泽东的读诗兴趣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其一，偏于豪放，不废婉约。1957年8月，毛泽东在读到范仲淹的《苏幕遮·怀旧》和《渔家傲·秋思》两首词时写下了一段批语，集中表达了他的这一阅读旨趣：“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这是毛泽东关于词这一文体阅读偏好的直接表达，实际上也反映着他对于诗词整体风格的阅读偏好。他偏爱“豪放派”代表曹操、苏轼、辛弃疾等人的作品，称赞曹操“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称赞苏轼“是宋代的大文豪，长于词赋，有许多独创，‘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宛转绸缪之度’”，圈画辛弃疾词作近100首。当然，毛泽东也不排斥“婉约派”诗词，对其代表人物谢灵运、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也进行过圈画或评点。据统计，《古诗源》收谢灵运诗24首，毛泽东圈画22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收纳兰性德词作25首，毛泽东圈画18首且对其中8首都写下批注。

 

其二，偏于浪漫主义，不废现实主义。毛泽东偏爱浪漫主义诗词，比如屈原、李白等人的作品。他称赞屈原：“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他认为，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他称赞李白是“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认为“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尽管毛泽东偏爱浪漫主义诗词，说过“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现实主义诗词，反而圈画过其代表人物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许多诗歌，对于杜甫的《北征》、白居易的《琵琶行》等也给予过称赞。事实上，对于文学艺术，毛泽东始终提倡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所排斥的只是那些“记流水账式的”写法。对凡是能打动人心的作品，毛泽东都是尊重并给予肯定的，这也反映了他审美领域和欣赏结构的开阔性。

 

（三）读诗，应融入自我

 

毛泽东在阅读古诗词时，善于将自我融入诗中，常常于圈画、批注中流露出独属于诗人毛泽东的情愫。

 

毛泽东在阅读屈原等人的作品时就曾表达过个人情感。1958年1月，他在信中写到：“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他还曾深情地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晚年毛泽东在阅读或聆听古诗词时，情感的流露更为明显。1975年，他在聆听王粲《登楼赋》时曾感慨：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就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在聆听南宋词人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幹、陈亮等人的作品时，他也常常触景生情、击节吟诵。

 

毛泽东信笔写下的批注中也常常蕴含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他在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和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两首诗旁，都批注了一个“好”字，在孟浩然的《早寒有怀》和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两首诗的天头处，批注“略好”。他在书写高启《梅花九首》之一时，挥笔写下“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通过这些富有感情的批注，仿佛能够看到毛泽东时而喟叹时而拍案叫绝的身影，透露着毛泽东与诗人之间的心灵相交与情感互通。

 

（四）读诗，应精钻细研

 

毛泽东在阅读古诗词时，特别注重精钻细研。他常常带着职业文学家的眼光、专业研究者的态度，对古典诗词进行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留有大量圈画与批注。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保存有大量毛泽东圈画与批注的古代诗词集本。他有时会在诗词标题前画一个圈，标题后连画几个小圈，有时在句旁画下直线、曲线或加以密圈，有时还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进行标注。这些密密麻麻的圈画与批注，正是毛泽东反复阅读、刻苦钻研的体现。

 

二是能够默写记诵大量古典诗词。中央档案馆整理出版过一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共收诗词110多首，上起于宋玉的《大言赋》，下迄于林则徐的《出嘉峪关感赋》，包罗了两千余年间58位作家的作品。编选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些古诗词“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凭记忆书写的”。

 

三是细究专业问题。在此试举两例以说明。一例是对于王勃写作诗文时间的考证。毛泽东在读到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评语：“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毛泽东在批注中对王勃写作《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和《滕王阁序》时的年龄进行了考证，逻辑严谨，分析严密。另一例是毛泽东从贺知章《回乡偶书》出发，对于古代官吏进京是否可以携带眷属的考证。1958年2月，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就这一问题与他进行了详细探讨。毛泽东翻阅《全唐诗话》《新唐书》《旧唐书》等大量史料，从贺知章的年龄、与君王的关系、个人性格气质、所处历史年代等出发，层层分析推导，最终认为“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这些考证足见毛泽东精钻细研的专业态度。

 

兼收博采的广泛阅览，有所偏好的兴趣选择，融入自我的真情流露，精钻细研的专业态度，是毛泽东对待古典诗词的阅读旨趣，也是毛泽东古典诗词观在阅读层面的重要体现。

 

二、关于评诗

 

毛泽东一生中留下了大量对于古典诗词的评点。他的评点有着独特的视角观点与价值取向，反映的正是毛泽东在认知这一层面上对待古典诗词的基本态度。

 

（一）坚持诗中见人，知人论诗

 

一部文学作品必然包含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和理念。正因如此，毛泽东品评诗词时，坚持诗中见人，知人论诗。

 

一是“诗中见人”。“诗言志”是毛泽东非常赞同的一种诗歌评价标准。《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书写的是作者主体意识的活动，其志向高低与诗歌优劣密切相关。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1945年9月，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怎样写诗，毛泽东写下“诗言志”三字相赠；50年代应《诗刊》社之请，他再次题写了这三个字。对于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毛泽东赞同司马迁所评价的“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并说“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毛泽东个人所偏爱的古典诗词也多是诗词品格与诗人人格相辉映的作品。

 

二是“知人论诗”，其本质上生发于“知人论世”这一文学批评传统。《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说的是研读诗作需要从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出发，去理解他的性格、思想，进而理解一篇作品的意旨。毛泽东在评诗时，经常运用到这一方法。他在读到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时曾写下一段评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在读到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联系王勃的生平写下：“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毛泽东还曾说过，“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这些精湛点评，都与作者生平遭际密切联系，是毛泽东知人论诗的生动体现。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毛泽东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是他品评古典诗词的根本方法。

 

一是运用唯物论。1959年，毛泽东在读到《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论柳宗元的文章后说：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对于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毛泽东不赞成《唐诗别裁》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写下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看来，“沉舟”二句蕴含的是事物在曲折中前进的积极思想，而不是注解中所认为的“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消极思想。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示中，特引了“沉舟”两句诗，以表达“再接再厉”的积极进取的态度。

 

二是运用辩证法。毛泽东曾说过，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但他又明确指出，“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这里事实上涉及到严格的形式规范与诗人个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思维。1965年7月，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对韩愈诗歌进行了客观评价：“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这体现了毛泽东品评诗文时的辩证态度。

 

三是坚持人民性。毛泽东曾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收录的白居易《琵琶行》天头上批注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毛泽东还曾说过，白居易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尽管他在宫廷身居高位，但是仍然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毛泽东从人民性的角度赞扬白居易的诗，将诗中蕴含的与人民共情的“平等心情”看作“白诗高处”，见解独到，思想深刻。

 

（三）秉持艺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毛泽东曾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毛泽东在运用“政治标准”品评古典诗词，那么重视诗词的艺术性，则是毛泽东运用“艺术标准”的体现。青年时期毛泽东就重视诗词的艺术性，他在《讲堂录》中写下：“诗者，有美感的性质”，“无论诗文，切者斯美”。毛泽东从艺术性的角度品评古典诗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诗要有“诗味”。“诗味”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诗人将审美体验加工、提炼后所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1957年1月，毛泽东将自己的18首诗词交《诗刊》发表，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这里所说的“诗味不多”，尽管是毛泽东自谦之词，但也可看出，“诗味”是毛泽东品评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准。1959年9月，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又谈到“诗意”：“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毛泽东所重视的“诗味”“诗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沉潜于诗词中的一种意蕴悠远的艺术审美境界。

 

二是诗要有“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借助具体、可感的事物并辅之以想象而进行的思维操作。1965年7月，毛泽东在致陈毅信中明确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毛泽东在信中谈到诗要用“形象思维”，并且强调了两点：一是诗中的形象思维，需要运用到比、兴两种方法，他还借用古语对比、兴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二是宋诗不如唐诗，因宋代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形象思维不足。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在对古典诗词艺术性的深入理解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继承与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毛泽东在古典诗词层面上别具一格的文学批评观，这正是毛泽东古典诗词观的重要体现。其评诗所体现出的独到与通达，是毛泽东个性特征的表现，也是他将古典与现实结合起来的一种社会化的思考与体悟。

 

三、关于用诗

 

毛泽东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古典诗词的娴熟运用，充分展现了古典诗词在现实应用上的种种可能。毛泽东如何用诗，反映的正是他在应用这一层面上对待古典诗词的基本态度。

 

（一）古典诗词可用于资政育人

 

在毛泽东看来，古典诗词在寓意上有时恰与治国理政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古典诗词有时可成为资政育人的一种工具。

 

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的报告，他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毛泽东在此借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一说明永久奋斗的重要性。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时引用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并作了改写，他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借此说明“党性和个性问题”。此外，毛泽东还借用过屈原的《离骚》、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符读书城南》、萨都剌的《念奴娇·登石头城》等表达政治思考。

 

（二）古典诗词可用于调剂生活

 

在毛泽东眼中，古典诗词有时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的调剂。

 

比如，诗词可以是毛泽东鼓舞亲友和工作人员的良方。1959年8月，毛泽东致信儿媳刘松林，以李白的诗鼓励她：“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他还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抄写了王昌龄的诗句“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要李讷从中体会意志的力量。1961年秋，知晓胡乔木生病，毛泽东去信慰问，引用曹操的诗句“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劝慰胡乔木“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

 

又如，诗词可以是毛泽东表达情感的渠道。1920年3月，毛泽东在知悉友人周世钊的母亲病故后，致信慰问：“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信中的“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出自《诗经》，毛泽东以此表达悲痛之情。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引用屈原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表达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情谊。1965年6月，毛泽东在阅读章士钊所撰《柳文指要》部分书稿后，致信章士钊，信中引用“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表达感谢之情。

 

更多的时候，诗词是毛泽东的一种随性表达、自然流露。1961年12月，毛泽东致信周世钊，以诙谐的笔调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芦荻是毛泽东晚年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在第一次见到她时，便随口背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诗中最后一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中恰好包含着芦荻的名字。关于毛泽东信口拈来诗词的例子不胜枚举，它们散见于诸多回忆文章或回忆录中，从中透露着诗词与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密不可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于如何运用诗词的观点和态度。

 

（三）古典诗词可用于辅证历史

 

在毛泽东的运用中，古典诗词还可以与读史相结合，诗史互证。毛泽东常常因读诗而论及史，或因读史而想到诗，借以表达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看法。

 

读《五代史》时，毛泽东联想到自己早年读过的《三垂冈》一诗，因记不起作者名字，写信让田家英帮助查找：“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他凭记忆写下此诗：“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在诗后还注明该诗题旨：“诗歌颂李克用父子。”读《明史纪事本末》时，毛泽东在《平河北盗》一文叙农民起义领袖赵风子、刘七事迹的末尾处批注：“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接着引用相传为黄巢起义失败后所写的《自题像》一诗“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借以评论赵、刘下落，“得毋像黄巢吗？”《南史·王僧虔传》记载了刘宋光禄大夫刘镇之的一段故事：刘镇之30岁时曾患重病，几近丧命，但最终却活到了90多岁，史家因此评论“天道未易知也”。毛泽东不赞同这一观点，借用曹操的诗句批注：“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同样是读《南史》，毛泽东还借用罗隐诗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对梁武帝的悲剧人生写下批注。事实上，文学和史学本就是不可割裂的，毛泽东的以诗证史，恰好证明了二者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

 

（四）古典诗词可助益诗词创作

 

毛泽东还将古典诗词广泛地应用在了自己的诗词创作中。这种应用不是单纯的承袭，而是在古典诗词这一丰沛源泉的基础上加以推陈出新，“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在此仅以毛泽东诗词对陆游、苏轼作品的创新为例予以说明。

 

毛泽东曾多次效仿陆游诗词进行自己的创作。1958年12月，毛泽东效仿陆游《示儿》作：“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毛泽东在陆游原诗的基础上，将其与现实境况相结合，表达出了革命豪情。1961年冬，毛泽东在陆游《卜算子·咏梅》的基础上，“反其意而用之”，创作了一首自己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首词作一扫陆游词中“寂寞开无主”“黄昏独自愁”“苦争春”的低沉之气，充分展现了梅花傲霜斗雪的抗争精神。

 

毛泽东在自己的诗词作品中对苏轼作品的字词、语句、意象等都进行过创新应用。在字词上，《贺新郎·读史》“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中的“弯弓月”，化用自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菩萨蛮·黄鹤楼》“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中的“酹”字，出自苏轼的“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在语句上，《念奴娇·井冈山》“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中的“江山如画”，出自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贺新郎·读史》“有多少风流人物”，化用自苏轼的“千古风流人物”；《贺新郎·别友》“过眼滔滔云共雾”，化用自苏轼的“过眼荣枯电与风”；《七绝·刘蕡》“万马齐喑叫一声”，化用自苏轼的“振鬣长鸣，万马齐喑”。在意象上，《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中的“雪花”，化用自苏轼的“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七律二首·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中的“红雨”，化用自苏轼的“任满头红雨落花飞”，等等。

 

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运用，既有政治考量，也有自然流露，既贯穿于读书读史的学习过程，又熔铸于诗词创作的实践。这是毛泽东古典诗词观在应用层面上的体现。

 

四、关于诗词创作与发展

 

毛泽东不仅以诗人的才华创作出大量雄浑壮丽的诗篇，也在讲话、谈话、书信中表达过自己对古典诗词创作与发展的看法。这一点，正是在读诗、评诗、用诗之外，突出反映毛泽东古典诗词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诗难，不易写”

 

在毛泽东心中，写作古典诗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曾明确表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诗词格律较难掌握。在1965年7月致陈毅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达出自己不擅长律诗。他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他还曾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掌握古典诗词的格律并不容易，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平仄、音韵等问题。

 

二是写诗需要刻苦钻研。毛泽东下苦功学习诗词写作，并对自己的诗词进行反复修改。他曾写信请胡乔木转交自己的两首诗给郭沫若审读，几日后，他再次致信胡乔木，请他将修改后的诗词送郭沫若，“请他再予审改”。1965年9月，毛泽东致信邓颖超，并随信抄寄自己创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信中写到，这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不难看出，诗词写作对于诗人毛泽东来说，也十分艰辛，个中况味只有在创作实践中才能体会，也正如毛泽东所言“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二）“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发展新诗一直是文学界的主流。毛泽东在维护新诗主体地位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古典诗词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曾说：“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但“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怨而不伤，温柔敦厚”。这段话深刻指出了古典诗词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毛泽东从古典诗词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其所具备的教化功用、美学追求等方面，强调不能完全抛弃古典诗词，而是“要发展，要改革”。那么，如何发展与改革？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与时代相结合，特别是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一定助力。毛泽东曾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他也曾说到：“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广义而言，从《诗经》中的《国风》始，民歌便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一部分，明朝诗人李梦阳也曾说过“真诗乃在民间”。从古典诗词和民歌中汲取养分和养料，不仅是新诗的发展出路，更是古典诗词展现出的时代价值。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与他一贯倡导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紧密相关。他曾说：“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从为诗不易到古典诗词需要发展与改革，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清醒且客观，他不仅为古典诗词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为中国诗歌的整体发展指明了方向。

 

五、结语

 

总结起来，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是诗史合一。毛泽东是诗人，也是史家。在他看来，诗与史，这一情一事，一虚一实，很好地相融在一起。通过知人论诗、以诗证史，毛泽东以厚重的历史感和深沉的历史味，在领悟、概括与升华中，从诗词中读出历史，又从历史中感悟出诗来。可以说，他读活了诗词，读活了诗人，也读活了历史。

 

二是与古为新。毛泽东将古典诗词应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价诗词，将古典诗词写作与新诗发展紧密结合，这些思想和观点使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蕴含了古今联结的时空纵横感，也有了具备应用价值的宏观文艺学特征。

 

三是对立统一。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在很多方面体现着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他偏爱的作品是豪放与婉约的统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他品评诗词是赞扬与批评的统一，思想与艺术的统一。多种审美方式和批评方式的对立，在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中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融合。

 

中国古典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风骨操守、丰神格调、思想意趣、品德襟怀，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禀赋，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毛泽东将诗人的性情、气质同政治家、思想家的眼光、襟怀结合起来，在对古典诗词的阅读、品评、运用等方面，呈现出了独属于他自己的古典诗词观。臧克家曾评价到：“毛主席胸中装着整个世界，但始终没有忘记诗！”毛泽东的古典诗词观，正是毛泽东以诗人形象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又一抹光辉色彩！

 

作者：董晓彤，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