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建国后毛泽东首次作出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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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昌:建国后毛泽东首次作出的战略决策——抗美援朝
2023-12-25
对于建国后毛泽东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说首次,是因为,往后还有两次重大战略决策,那就是1952年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1958年下定决心上马搞原子弹,进而“两弹一星”。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应该承认,腿是站起来了,腰杆子还没有挺直。帝国主义和内外反动派仍然看不起新中国,甚至出手打压、封锁,想把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消灭在摇篮中。1950年9月15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仁川登陆朝鲜半岛。这实际上是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或威胁中国。毛泽东看透了这一步棋,在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他坚定地说:这一仗必须打!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207页。)
一、做出这一战略决策极其艰难且极具风险
抗美援朝战争与抗日战争不同,那时战场在国内;也与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不同,不仅战场在国内,而且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比较有胜算。而这一场战争不仅在国外,而且面对的是世界最强大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邀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到政治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周世钊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闲情来谈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泽东说: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他说: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需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下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的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的一把刀插在我们腰上,把越南的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他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这里,毛泽东说的是“高枕而卧”,而不是高枕无忧。
打仗要讲军事实力。当时,拒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装备上的比例为:
火炮:66门:300门;
火箭筒:27个:550个;
装甲车:0辆:35辆;
坦克:0辆:149辆;
飞机:0架:1100架。
尽管志愿军的枪支能够达到人手一支,但是,大部分是从日本、国民党军队缴获的,陈旧老化,型号不同,口径不一;而美军则是全部新式换代的枪支。(燕昭文:《大国尊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0页。)
这场战争“打不起”,这是一回事;而必须打,又是一回事。“打不起”,不等于不打,也不等于打不赢。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打不起,更打不赢,也必然打不赢。然而,毛泽东作了综合的分析:不仅看到因经济、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因而“打不起”的一面;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满目疮痍,需要建设,因而“不能打”的一面;更看到高超的战略决策、灵活的战术和指挥的力量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教育出来的人民军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还看到了朝鲜多山,地形狭窄,便于我军善于打近战、夜战的优势和美帝战线过长、不得人心,而大有“打得赢”的一面。在毛泽东看来,后者更为重要。
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几乎不顾一切
到1953年7月23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订,抗美援朝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胜利是指预先设定的,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到“三八线”以南。到这时,“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句话应验了。在之后很长的时间内,美帝国主义老实多了,以至于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到中国访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建立起友好关系。
195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自己的心里话:“同志们,我这个决心可是不容易下的,别的不说,此举关系到三军数十万战士的性命,打得好那没什么说的,打不好,有可能危及国内政局,甚至断送国家的前途江山,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如果这一仗打不好,毛泽东想到了国内政局不稳,自然也想到了国家主席的职务、一生的光辉名誉等都将终结,他只是没有说。由此来看,毛泽东是完全将个人的名誉、地位置之度外了。况且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打这一仗并不是都同意的。可见,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充满着风险,又是多么的艰难。毛泽东有一丝一毫的私心都不会这样做的,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不过,毛泽东高瞻远瞩,看到了:朝鲜亡国了,我们会怎样?“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呢”;看到了: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心、害怕都没有用,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看到了:在老虎面前,“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特别是看到了:美国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就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就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2页。)
“铁多”,是实际情况。美国当时年产钢8772万吨,而中国仅仅60万吨。这是美国显然的长处或优势。重要的不是“铁多”本身,是钢铁制造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等,具有对中国压倒的优势。“三短”也符合实际。一短:毛泽东说过:美国的手伸得很长,每伸到一个地方,就打上一个桩子,也把自己钉在那里了。战线太长,没有重点,好像伸出十个指头,每个指头按住一个跳蚤,结果一个也逮不住。二短:运输线路隔着两个大洋,几乎绕地球半圈。打仗,后勤供给是个大问题,在这方面,美国确是短处。三短:战斗力太弱。前面的两短,加上美军是雇佣军,只为钱而战,战斗力不会太强。
这“一长三短”只有毛泽东能够看准,因为毛泽东指挥过成百上千次战役,不仅具有丰富的战略战术经验,而且深谙唯物辩证法。正因为看到这“一长三短”,毛泽东才有勇气和胆略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战。当然,毛泽东也不会因为这“一长三短”而轻视强大的敌人,而是极为慎重,连续几个昼夜不眠。毛泽东反复征求政治局同志们的意见。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谈起这件事时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这是何等艰难的一个重大决策!
毛泽东这些都看到了,唯独没有看到自己!
战略决策艰难地作出了,剩下的就是必须胜利!
二、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战术思想。
五个军先摆在鸭绿江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七月七日(1950年)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一项决策,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问题。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断。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前,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0—1071页。)
确实的,如果不事先将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到时候想出兵朝鲜,一方面来不及,一方面鸭绿江大桥被美国飞机炸毁,想出兵也过不去了。从内地调大量军队到前线,不是一句话的事。况且还要整训,做思想动员等。还有,毛泽东采纳军委总参谋长聂荣臻的建议,调五个高射炮师到鸭绿江大桥朝鲜一侧。这样就可以防止美国飞机去炸桥。这两项重大决策,保证了在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时及时出兵朝鲜。
这就是“有准备之仗”。
退一步说,即使最后决定不出兵,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也没有损失,经常性的保卫边疆也是需要的。
入朝作战前的系列高见
这有四项。
一是“用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是毛泽东的又一高明之处。‘志愿军’是中国人民和军队一种自发的志愿行动,可以在政治上表示军队的非官方性。如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那就有正式与美国宣战之嫌。虽然人人都明白这是一种政治游戏,但它可以得到美国的默认。”(张民:《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和对手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61—562页。)这样,美国如果不愿意与中国宣战,这就有了一个下台阶。
二是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这就把抗美援朝与保家、与卫国联系起来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拥护,也会在全国掀起支援抗美援朝的群众性自发行动。这个口号在后方掀起了极大地热潮,人人捐款捐物献爱心。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人就捐了一架飞机。这不仅有效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而且大大地焕法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三是为彭德怀确定了“潜艇战略”,即悄悄地入朝,昼伏夜行,给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借机先打几个胜仗,给敌人以震慑。
四是确定了“打近战”的战术,这可以发挥我军甩手榴弹、打机关枪的优势,使美军的大炮、飞机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1年5月31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同周世钊、蒋竹如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382页。)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秦基伟时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三、入朝后的四步大棋
初战必胜,抓住麦克阿瑟的失算
“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他(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利的时刻,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间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毛泽东还于十月二十三日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迫使作出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8、1089页。)
毛泽东捕捉的这一战机,与他在志愿军出发前制定的昼伏夜行,秘密入朝的指示有关。敌人不知道,也估计不到中国敢于出兵朝鲜,于是才放开胆子分两路冒然北进。毛泽东虽然远在国内,第一个发觉、捕捉到麦克阿瑟的这一重大失见。况且,毛泽东打仗一向注重初战。他强调慎重初战,初战必胜。初战胜利了,以后的战役、战斗就好打了。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大举进攻延安,毛泽东在主动让出延安之后,准备在陕北与胡宗南转战。第一个战役就是青花泛战役,胜利了,初战必胜实现了。三大战役,先打锦州,初战必胜做到了,以后的战役就相对顺利了。特别是出国作战,初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艰苦奋战,歼敌15000多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毛泽东初战必胜的战策得以实现。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站稳了脚跟。
再一次让麦克阿瑟失算
这次不是麦克阿瑟失算,而是让他失算。
调宋时轮第九兵团入朝,造成麦克阿瑟的又一次失算。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会秘密入朝,吃了大亏。这时,他必然调整部署予以应对。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大战不可避免。他又派宋时轮兵团入朝,加强东线力量。并于11月5日,电告彭德怀、邓华:“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控。”(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手稿,1950年11月5日。)宋兵团的三个军12个师秘密入朝,在东线迅速完成战役集结。宋兵团的入朝使志愿军一线总兵力增加到9个军30个师38万人,并在东西两线上都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敌人认为志愿军在朝只有六、七万人。这又是麦克阿瑟一次失算。麦克阿瑟的上次上次失算是毛泽东设计加麦克阿瑟自己的失算,他的这次失算纯粹是由毛泽东设计的。
麦克阿瑟先是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突然入朝作战,这次又没估计到,毛泽东再次增兵朝鲜,他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的数量,也等于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力量。这就使麦克阿瑟在被动的情况下再次陷入被动,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再次取得了主动权。
在毛泽东对宋兵团的直接指挥下,“志愿军东西线部队突然发起猛攻。一个军分三路合击孤立地暴露在志愿军面前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一个师。至二十六日晚,全歼该师五千余人。志愿军另一个军也在宁远等地歼灭南朝鲜军另一个师大部。”(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3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骄横一时的麦克阿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支小小的军队,在目前情况下,事实上是在不宣而战的战争中面对着整个中国。除非积极地、迅速地采取行动,胜利的希望是渺茫的。而实力不断地损耗,以致最后全军覆没,那是可以预期的。”(《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460页。)到这时,麦克阿瑟开始意识到,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远不是六、七万,而是几十万。于是他命令东西两线的军队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麦克阿瑟圣诞节获胜回国的梦想破灭了,联合国军的士气受到了重创,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两大战役的获胜,基本奠定了朝战的结局。
在这两大战役中,麦克阿瑟的失误与毛泽东的两次先见是一致的。第一次他没有估计中国人民志愿军会参战,更没有估计到志愿军不动声色地进入朝鲜战场;第二次知道了志愿军进入了朝鲜,但大大地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数量,忽视了志愿军的力量。
立足持久,轮番作战,以打促谈
在朝鲜第三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先后又作出了三项决策。第一,鉴于志愿军经过了三次战役,打得很疲劳,减员较多,决定实行到朝鲜轮番作战。将国内有的军整建制地改为志愿军调往朝鲜战场,而一部分远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回国休整。杨得志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作战,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相继入朝作战。这是一个能够持久、能够胜利的重大决策,也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创新。第二,毛泽东接到毛岸英牺牲的噩耗后说的几句话,大大激励了在朝作战的官兵。毛泽东东在听完彭德怀述说毛岸英牺牲的过程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嚒!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告诉前线的将士们,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另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听到岸英的死讯后,“长叹了一声之后,他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为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战斗在朝鲜前线的指战员们听到毛泽东的话,士气受到了一个极大地激励。第三,越往后的战争难度越大。毛泽东要求缩小胃口,每次不图包围消灭敌人一个师,只图消灭其一个营或几个连。积少成多,仍旧重在消灭其有生力量。这就叫“零敲牛皮糖。”
到1951年4月21日,在毛泽东三项决策的鼓舞下,第四次战役结束,历时87天,歼敌78000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轮番作战,非常高明的决断。一方面,志愿军团队得已更新,增加了实力和士气;另一方面,这一条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做不到的。这又奠定了胜利的一个基础。
识破了艾森豪威尔的浅见
所谓浅见,是因为美军从仁川登陆,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这是已经有过的。这次艾森豪威尔还是这个思路。
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刚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想从被动的战局中寻找扭转的思路,即仿照美军入朝时从仁川登陆,拟在朝鲜东西海岸我军侧后登陆,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截在三八线一带。这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计划。
这就又到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关键时刻。艾森豪威尔上任后想扭转战局,露一手。毛泽东敏感地看到了这一步棋,于12月4日在邓华报告上作了紧急重要批示:“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毛泽东对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报告的批示,手稿,1952年12月》。)此后,于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事情就是这样,你见事迟,看不到地平线上刚刚露头的东西,就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而看到了,准备好了,敌人就可能不来了。在朝鲜战场上,敌军经过空中侦察和内部情报,发现中朝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于是,不言不语,偃旗息鼓了。他们知道,来了也就吃大亏了。
毛泽东指挥的英明、果断和先见,赢得了又一个重大胜利的条件。他说过,站在指挥台上,什么也看不见,没有预见,就等于没有领导。
四、三大判断的高见、远见
毛泽东在产线战争中有两大高见,都是超人的。一个是判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个是看到“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至关重要。一个是向美国放话:“不愿打,不怕打!”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邀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在谈话中,毛泽东有句经典的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泽东年谱》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页。)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高瞻远瞩、远见卓识。一拳打出去,打胜了,打疼了,美帝摸摸脑袋还很疼,就不轻易来了。这个话的反面就是,一拳打不出,百拳经常来,让你防不胜防。“一拳”和“百拳”,这是个辩证的关系。一拳不敢打或者百拳打出去,打不开,是一样的效果,剩下的就是就只等着挨打了。
1951年5月31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毛泽东同周世钊、蒋竹如谈话,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事发展情况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战。”(《毛泽东年谱》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382页。)
上甘岭一役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是“品质战”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一战总的估计是“品质战”、“精神战”。
从上甘岭战役就可见端倪。上甘岭有这样一幕:“中国军队阻击着美军,而美军却安然走过中国志愿军预设的阻击阵地,一枪未响。后面的中国军队不知道什么原因,而走过这片高地的美军,此刻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一百多中国军人都举着枪,枪口指向下面的道路,那是陆战队正在经过的地方。他们没有开枪。越来越多的美国军人走到他们身边,他们还是没有开枪。冰雪已经在他们的脸上凝成霜刺,单衣上已经结满厚厚的冰凌。他们每个人都圆睁着双眼,注视着准星。他们全部呈作战姿势,冻死在阵地上!人、枪、阵地,组成一座静谧的冰雕!
什么样的美术能够描绘出这样的作品?什么样的音乐可以表现这样寂静的轰鸣?
美国军人向他们敬完军礼后走了。他们没有被拦截。但他们知道,以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据2014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
上甘岭一役,美国人明白了,以后等待着美帝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就是失败。他们猜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异国作战是为了什么?他们对自己到异国作战又是为了什么?自然心知肚明。前者是志愿,是为保家卫国;后者是雇佣,是为了金钱。目标有别,结果就不一样。
还好,敌军的良心还没有泯灭,他们面向“人、枪、阵地,组成的一座座静谧的冰雕!”“敬完军礼后走了。”他们心里清楚,作为军人,这是最值得敬畏的!这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这种“民族魂”,“中国魂”,是战胜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力量,也是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自己民族的期望和嘱托;来自于已经看到但又受到美帝挑战的新生活;来自于和他们并肩战斗并已经牺牲的领袖的儿子。这种力量,已在抗日战争中铸成,已在土地改革中形成,更是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结出的丰硕之果。
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秦基伟时说:“你们在上甘岭打得好,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这奇迹是你们创造的。”(《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句话应验了。在之后很长的时间内,美帝国主义老实多了,以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主动到中国访问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建立起友好关系。中美关系的僵局打破了,亚非拉一些国家也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驱逐了台湾,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事实上,到1953年7月27日,打到了“三八线”以南,把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了“谈判桌上”。
站在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团结的制高点上
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和金日成在是否休整一段时间再南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彭德怀主张在仁川及汉江休整一段时间,毛泽东是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但是,毛泽东却在另外的一个更高点上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上将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解放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见手稿影印件)
毛泽东的这段话,看得高、看得远、看得先,具有先见之明、远见之明、高见之明。中朝军队、中朝人民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这是政治基础,也是胜利的保证。
相反,如果中朝军队、中朝人民,彭德怀和金日成,轻者不能默契配合,重者不团结,甚至相互掣肘,这个仗肯定打不赢。如果让敌人看到了这个可能的裂缝,肯定会利用,并插手扩而大之。尽管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数多、实力强,但如果没有朝鲜人民军的配合,没有朝鲜人民的支持,没有金日成的配合决策,结局肯定是不妙的,这是可以预见的。毛泽东具有高见、先见之明,这是重要表现之一。他看到了,我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朝鲜地面上与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是考虑问题的基础,政治基础。
挺直脊梁,不愿打、不怕打
在抗美援朝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蛮横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是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页。)
实际上,联合国军在毛泽东恩威并施,特别是强硬态度的威慑下,加之战场上失利,内部开始发生动摇,产生了意见分歧。一部分国家出现了厌战情绪,打起了退堂鼓。加之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停战呼吁,这就为朝战停战谈判有了开端。
五、对拉锯式谈判的远见和指导
一场断断续续的拉锯谈判
朝鲜战争中的谈判时间比正式战争时间长,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2年10月8日,“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谈判三次。到1953年2月22日,又回到谈判桌上。严格地说,又打到了谈判桌上;后来又一次中断,1953年4月26日,谈判在板门店继续进行。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这次谈判断断续续总共延续了两年零17天。毛泽东预见到,美帝国主义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拉锯,一是谈与打的拉锯,二是谈与谈的拉锯(一个议题翻来覆去谈)。毛泽东对于谈判的指导思想始终是:立足于打,以打促谈。在毛泽东“零敲牛皮糖”战术思想的指导下,志愿军从1952年9月18日至10月31日,在44天的时间里,歼敌25000余人,志愿军伤亡10500余人,敌我伤亡比例为2.5:1。为此,毛泽东说:“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技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进行反击的时候,又在反复作战中给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以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1052年10月24日,毛泽东致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电。)
“立足于打,以打促谈”得以验证
对于“立足于打”,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胜利;对于“以打促谈”,也得已验证。毛泽东对谈极为重视、悉心关注、指导。对于1951年7月9日的谈判,毛泽东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会议上的发言稿,并对南日的发言进行了修改。与此同时,毛泽东派中国人民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以及乔冠华前往,并组成谈判小组会议,由李克农主持。
“在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得力协助下,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两个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有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压倒敌人,积少成多。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一次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3页。)
毛泽东始终坚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一次,他与邓华提出:“对于军队,只管打,不管谈。”在军事上我方占优势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斗争,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
此时,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在执行我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从多瑙河到鸭绿江》英国哈拉普公司1954年版,第11页。)
六、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真正将美帝国主义打服了,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朝战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新中国成立后,说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际上,脊梁还没有“挺起来”。或者说,腿站起来了,腰杆子还不硬。因为美帝国主义不仅不承认中国,百般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将第七舰队派往台湾海峡,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不仅美帝国主义,西方发达国家面对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状况,尤其是对中国人民的歧视,甚至蔑视,事实上还是明显存在着的。而抗美援朝一战,外国人真正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了。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没有人敢在它面前说半个“不”字,甚至连斯大林也怕与美帝交手。毛泽东就不同了,不仅敢于与美帝真刀真枪地干,而且也确实把美帝打退了!不少国人提出,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改为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协定”日,这当然是不必要的,也不可能,但也说明这一战确实是中国人民的立国之战,在全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国家十分穷困,急需建设、恢复经济的时候,在力量相差悬殊的条件下,毛泽东毅然决定出手,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给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军国主义留下深刻的记印、永久的反思!
有人说:美帝国主义“不怕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只怕毛泽东化。”这是符合实际的。那些所谓的“精英”们,放肆地诋毁和污蔑毛泽东,不仅无损于毛泽东,反而显得他们自己太过渺小了。有关抗美援朝的影片封锁了几十年,到与美国真正摊牌的近几年,需要提醒美国注意的时候,才开始解禁。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这一仗让美帝老实了至少70年
近几十年来,尽管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恐吓一直未断,但始终不敢动真的。不仅不敢动手动脚,而且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所用汽车、飞机一律是中国的,打破了美国总统访问外国一律用自己的汽车、飞机的惯例;毛泽东接见尼克松随机通知,不管尼克松正在做着什么,而且就在毛泽东的书房,没有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体面的地方,没有顾及尼克松的面子。
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一改原来嚣张的气焰,连不敢与美帝交手的斯大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既不敢派兵,也拒绝派飞机支援。而在战争结束后,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也另眼相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中败给中国人民,实际上并不真正服气。他们更看重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所起的作用。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后,也老实多了。蒋介石在朝鲜战争后,对毛人凤和儿子蒋经国说了一番心里话:他们骂我不行,自己呢?也让毛泽东打趴下了。“毛泽东打仗是艺术,高超的艺术!”说明他对毛泽东也真正服气了。
现在回头看抗美援朝这场战争,人们的认识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些人认为,根本就不必要打这一仗。事实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的认识中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当初毛泽东不下决心打赢这场战争,说不定美帝国主义就会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不说毛泽东讲的“三把尖刀”插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腰上”和“脚上”,随时都可以入侵中国东北。正如彭德怀所言:“它要发动侵略战争,何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看到了“五十年”以后
王震晚年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毛泽东比我们至少要早看50年。现在可以说,毛泽东对朝鲜一战的影响至少早看了近百年。自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为什么能够赢得“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这应该是朝鲜一战的结果!事情就是这样,“打得一拳开”,百拳不敢来。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是理解不了毛泽东当初为打赢这场战争是多么的折心、多么的两难相权,多少个不眠之夜以及多么的高瞻远瞩!
1953年9月12日下午三时,毛泽东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作《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第一,如果不把美帝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毛泽东年谱》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特别是毛泽东说的:“把中国人民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个话,美国人自己应该更有体会。
后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中国参观抗美援朝事迹展览,写下了这样的留言:“愿两国不再兵戎相见。”还有一位美国将军说过: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那时,美帝国主义最怕谁?毛泽东!现在,美帝国主义最怕什么?毛泽东的阴魂不散!
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周恩来都发出警告: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越过了,我们要管!结果,他们越过了,就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回去了。在后来越南战场上,毛泽东警告美帝: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美国就始终不敢越过。为了防止非主观失误越过,据说还在飞机上安装了一种装置,接近17度线时就会发出警报。可见朝鲜战争的威力。
国威是打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这就是结论!
2023年12月11日
作者简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8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特种飞行器系总体设计专业。曾任中共河间县委副书记,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过《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轻轻松松写文章》《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等八本书,主编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约400万余字。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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