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禄：毛主席的著作确实令我们在研发关键时刻茅塞顿开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彭士禄

 

1958年10月，我从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学成回国，正好赶上党中央决定研制导弹核潜艇，由于专业对口，我被分配到401原子能所492堆上搞元件。踌躇满志的我，一下子便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当时新中国科学资源贫穷落后，百废待兴，工业、制造技术与科学技术还十分落后；我们凭着年轻人的血气方刚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凭着对事业执著的热爱和报国强军的理念，一下子冲到了核裂变的前沿。

 

我们在毛泽东主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民族愤慨下，历经十二年的艰苦努力和默默拼搏，以只争朝夕的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掌握了可控核裂变这把科学的钥匙，实现了核能转换机械能和电能的技术跨越。其间虽历经“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困难和重重干扰，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中央专委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依靠全国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闯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成功研制出的第一代核潜艇，实现了党中央“两弹一艇”的战略决策！完成了我国从无到有的历史跨越，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扬了国威、壮了军威。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展示了一代核潜艇人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严谨求实、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

 

五十多年过去了，回顾我国核潜艇研制过程，那个战天斗地的攻关岁月，怎能不引起我们这一代09人深情的缅怀和思念！这是中国现代核武器装备史上能与“两弹一星”同辉的丰碑。也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冲破核封锁，打破核垄断奋发图强的光辉历程。在这个神圣的领域里，在这个秘密的历程中，我作为一代中国核科学知识分子中的一位工程组织者、设计者、建设者作了应做的一切努力。

 

我生于1923年，四岁那年父亲彭湃和母亲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久我就被国民党当局通缉。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一名国民党反动派枪下的八岁囚徒、一名绣花崽、一个吃百家饭、姓百家姓长大的孩子、一个当过护士、做过炸药的青年，送进延安自然学院，送出国门，先到喀山化工学院学习，后转到莫斯科动力学院深造，我的生命与青春是人民给的，是党组织的培养，我理当报国爱党爱民，我理当全力以赴为国分扰。记忆之门令我心潮起伏，壮怀激烈，冥冥之中我恍惚看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那些拖着浮肿腿、步履艰难的战友，他们往返在“京房”路上坚持工作，顽强科研，我似乎再次看到了他们在北太平庄“钻进去、入了迷”的身姿和容颜；我们在一起讨论主方案，研究主参数，我们坐“混货专列”到“大三线”住“干打垒”，拼装木板房，啃凉馒头，抽“叶子烟”……青衣江畔为我们架锅、峨眉山捧月为我们煮酒，我们在畅饮中开怀讨论模式堆建设，憧憬驰骋五大洋的核潜艇，将全部的智慧和热情都倾注到模式堆试验中！

 

我在核潜艇的研制过程，果断拍了许多板。我的大胆决定，源于多年的科研基础，源于各专业人员扎实和细致的技术功底和他们充满必胜的精神。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就是“文革”的特定政治环境及各种复杂的情况迫使我要做工程的主心骨。争取速度和质量，一切都是为了核潜艇啊！我们在滨海船厂的荒山海边上捡拾海螺、挖蛤、抓螃蟹释放心情和改善生活的场景，还有那大洋深处和战士们并肩在各个岗位进行试验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一幅幅艰苦奋斗、责任在肩、顽强拼搏、以苦为乐的图画，又是多么令人梦牵魂绕的如歌岁月呀！大家艰苦地生活在一起，刻苦地攻关在一处，有苦同当、有烟同享、有酒同酌、有月共赏。我们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使命重于一切，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核潜艇事业。如烟的往事，只能从中撷取点滴与大家共勉了。

 

1961年，正是苏联撤走专家，国家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中央为保证核爆，核潜艇工程被迫暂时“下马”，但中央还是高屋建瓴地提出“长流水，不断线”地保留了一支50余人的科研设计队伍。这支队伍隶属于原子能所471室，作为室里的领导，我当时也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迫于当时的形势，大部分科技人员只好借宿北太平庄一个被铁道部遗弃的招待所，当然也是为了方便在中国科技大学进行核知识的再充电。那段时期的坚持，是核潜艇工程战线一批骨干人员刻骨铭心的日子，我和韩铎、蒋滨森等人利用在中国科技大学代课的有利条件，要求这批半路改行搞核的骨干人员进修核物理、热工等专业，并要求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钻进去，入了迷”。我们在核科学领域内只有充足了电，才在困境中自强筋骨，才能担当起设计核动力的重任。尽管那时每月仅有12元公费，为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我们抓紧时间梳理了1960年设计章案与全国工业科技大调查的成果，迅速地把大家的主要精力引到主方案、主参数论证和关键设备材料攻关研究上,稳住了一支基本的队伍。核动力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时论证困难非常多，设计与科技、工业制造、材料等方面的诸多矛盾十分突出，假如没有一个辩证的设计理念来充实佐证，没有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创精神是无法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当时正值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热潮，毛主席的著作确实令我们茅塞顿开。为此我们以“两论”思想为武器，充分调动每一个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发扬技术民主，发挥群体智慧，集中全部力量打歼灭战，主攻主方案、主参数及其系统和回路设计论证进行突破。在主设备上采取外调内研，与有实力的院所厂进行联合攻关，在实验研究上，我们更是充分利用原子能所一切可以利用的实验设施和条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核实验项目试验，为我们优化方案论证和设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不论在设计室、在实验室在外协厂家，我们不怕疲劳、不辞辛苦、不畏困难、连续作战，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指导我们的一切科研工作。科研条件和工具十分简陋，最早可控核裂变的各种物理和热工参数相当一部分是缩尺和手摇计算机算出的。后来条件好一些，可以到中科院上电子管乙型机上进行计算，计算工具和条件直到1964年下半年后随着半导体机型的出现，我们的计算和设计工作条件才得到明显改善，那时设计工作的艰辛就可见一斑。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走来，步步跋涉，寸寸艰难，但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科研、设计与外协工作中，人人意气风发，个个奋发图强，不甘落后，唯恐自己掉队，跟不上设计的步伐！

 

1961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的论证工作，凝聚和聚蓄了技术力量，推进了前期的探索与调研成果，拿出了核潜艇的主方案和主参数，列出一系列需要中央各部委协同攻关的材料、设备清单，仅核动力装置上的项目就涉及到国家千余家厂所院的联合攻关；提出了初步设计的方向与步骤。有了上工程的厚积薄发条件，为工程建设的再次上马奠定了基础，确定了方向。当然，我要感谢最初那50余名同志，如韩锋、李乐福、蒋滨森、昝云龙等在工程下马时期给予的坚定支持，更要感谢200余名陆续步入队伍中的赵善德、陈志捷、沈明道、李宜传、潘系人、裘怪春、张维忠、吴洪涛等一批核动力设计中坚力量给予的无私、无畏，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核能开发的专家和技术带头人。

 

1965年工程上马不久，正当我们展开双臂，积极投身工程全面设计与设备材料研制攻关，进行模式堆建设之际，“文革”的冲击立即使工程设备与材料制造与生产秩序大乱，数以百计的关键设备，材料研制生产厂所的负责人、技术人员和工人受到冲击，甚至受到迫害和揪斗……文革最困难的时期，虽然自己也饱受其害，但我强忍悲痛，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和建设者们一样坚持在模式堆荒蛮的现场，与杨履新和杨朝勇等一批基建拓荒者一起披荆斩棘，披星戴月，畅谈中国核动力美好的明天。为避文革锋芒，带领核动力装置设计人员李乐福等100余人与总体所黄旭华等一批设计人员会合在葫芦岛，日夜奋战扩大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海滩上我们也谈论设计接口事，岩石缝里我们也寻挖可口的海鲜。那是一段09史上难忘的工程设计，大家在这里落实了模式堆与实艇安装调试前一系列的设备制造、试验研究、系统安装与施工设计的准备，为909基地各个试验室建设提供了技术依据。而我后来又被推上主任的位置，我很珍惜这个位置,我尽自己的所能，保护了像赵仁恺这样一大批技术专家和骨干，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技术特长，这对模式堆建设十分重要，人才的保证与如期完成战略目标太关键了。当时基地建设基本陷于瘫痪，材料和设备制造的很多制造厂、所被迫停工停产。关键时刻，聂荣臻元帅以大无畏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代表中央军委于1967年8月30日签发了《特别公函》。《特别公函》就像高挂的绿灯，全国畅通无阻，而我们这些设计人员更是如获圣旨，那可是尚方宝剑。紧接着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7月18日又给模式堆现场建设发来电报，电报要求成都军区增派一个工兵营支援工地建设。从此模式堆现场建设，可谓是日新月异。

 

经过近二年的土建、安装和调试，1970年6月30日模式首次达到热态界，也就是说陆上的核潜艇具备启动试验条件。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现场启动导小组赴北京，专门向中央专委汇报。7月15日至16日周恩来总理分两次接见和听取王汉亭、昝云龙和我的汇报。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教侮，至今都铭记在心，“陆上模式堆成功了，核潜艇就有了，核潜艇在你们这些年轻人手里搞出来，好了！今后还要搞航空母舰！”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就传到试验现场，全体参试人员可谓欢声雷动，大家精神亢奋、群情激昂，大家不仅纷纷表决心，下战表，更多的是层层技术负责人和党政工团的领导人都身先士卒地吃住在现场，为的是随叫随到在现场应急处置。当时整个909基地都掀起了建设的热潮，模式堆山沟都是枕戈待命的设备制造厂所的配合试验人员，整个模式堆六层楼的外走廊里，到处是神情紧张而精神高亢的参试人员，到处是和衣而眠，扶桌椅而打盹的疲倦人。启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设备故障，周恩来总理闻讯两次打电话到现场，指出“不要急，要仔细，越是试验阶段，越是要全力以赴，丝毫不苟，才能符合要求，取得全部数据”。总理的关注，再次引发了一波又一波试验人员攻关的热情，这种热情化作为不怕牺牲和不怕疲劳的精神。

 

试验通过30多天不懈的努力，模式核动力装置终于实现可控核裂变，从冷热态临界，升温升压，核发电，提升功率到100%以上。模式堆于1970年8月30日实现了满功率运行，成功地为首制核潜艇的安装、调试、运行提供了可供借签和参考的依据。时至今日，每每回忆起在模式堆上的我国核动力装置第一次临界，第一次热启动，第一次核发电，第一次提升功率，第一次达到满功率运行的情景，心里总有些壮怀激烈！总有一种神圣使命在驱使着自己。狭窄的山沟，拥挤着群情激昂的八千军民，拥挤啊！拥挤出的是一代核动力人建设国防奋力拼博的壮丽图画，如歌岁月。

 

1970年12月我又带领近200来人的队伍，参加首制核潜艇的安装、调试、系泊试验、航行试验。在组织和参加首制艇的一系列试验中，我们这批设计人员再次发扬了连续作战和不怕疲劳，不怕牺牲的精神，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试验在船坞、艇上、海上。尤其令我们怀念的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自动控制专家我们的好战友李宜传同志。在模式堆安装调试和运行期间，李宜传就拖着刚割去个肾脏的病体，不顾劝阻，长期吃住在现场，病痛常常使他豆大的汗珠抛洒在仪器、仪表上，迟钝的脚步艰难地移动在反应堆控制系统的操作间，操作间他有一把藤椅，那是同事专门给他留下的休息地方，他就这样数月如一日地坚持在火线，从安装、调试，直到模式堆满功率运行成功。但是，李宜传同志并没有就此停下脚步，他没听从我和医生的劝阻，仍抱病跟着设计队伍转战到了核潜艇试验航行的现场。他对大家说:“不把核潜艇成功地交给中国海军，我死不暝目！”李宜传同志终因过度的劳累和超负荷工作的付出，牺牲在试验现场，年仅39岁。假如核潜艇工程没有这样一种爱科研胜过爱自己、爱事业胜过爱生命的高尚品质，没有这样一批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披肝沥胆、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直至生命最后一息的科技人员，核潜艇要想在十二年间从设计到安装调试和服役，最后取得成功，决不可能。是他们创造了奇迹，我作为团结合作攻关，大力协作的09队伍中的一员，感到十分自豪！

 

岁月如梭，现在我和我的许多战友们已陆续转战核能开发的其它战线，但每每回忆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的艰苦历程，回味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能感觉到那一代核动力人创业拼搏的精神。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核动力人曾经的奋斗创新、创业开拓的历程，还是一块值得人们咀嚼的神圣的领地。在这个神圣的领域里，在这个秘密的历程中，我们一代中国核科技人员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使命重于一切，为攻关研制我国潜艇核动力装置，做隐姓埋名人，终于以我们的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中国人民不畏核封锁、核垄断，自力更生成功研制核潜艇的赞歌，神圣的使命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我作为09战线上的老战士，深刻地体会到，这一伟大的成就来自党中央坚强的决心、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这是第一代核潜艇研制成功的根本保证；这一光辉的业绩源自举国之力，大力协同，联合攻关，这是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成功的有力保障。强烈的使命感，是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成功的精神源泉。

 

来源：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