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人和其他一些关心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人,大都对共产党的游击战印象特别深刻,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成为了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因此,美国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书,谈到了抗日战争必然会谈到游击战。施拉姆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他在《毛泽东》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显而易见是真诚的,共产党对侵略者发动的游击战又卓有成效,因而沿海城市大批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日益被吸引到延安来,延安成了全国最有生气的政治中心之一。”(该书174页,红旗出版社1987)2010年,美国研究毛泽东的后起之秀瑞贝卡·卡尔出版了她的《毛泽东传》,书中写道:“毛泽东主张,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游击战指挥者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意识到如何作战对当时的地形最有利,或是融入到当地的居民当中,化整为零。”(该书第9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当年国民党看到共产党的游击战成效显著,也曾于1939年开始过敌后游击战,但两三年内就基本偃旗息鼓。而共产党的游击战则越战越强。1944年,英国人曾告诉美国人说,中国的海岸上密密布满了日本军队。但是,美国掌握的情况却大相径庭。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回忆道:“可是我们却很充分地知道大部分中国海岸是在中国游击队手中。我问我父亲这些游击队是不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罗斯福亲历记》第143页,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5)罗斯福之所以很快表示肯定,是因为他此前对八路军的游击战就有了深刻的印象。曾任美国总统卫队副队长的卡尔逊数次到过延安,并和毛泽东谈过话。卡尔逊还亲自到华北前线进行了考察,写出了《中国兵》军事著作,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八路军为什么具有强大的战斗力。他回到美国后曾面向罗斯福介绍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卡尔逊还指挥海军陆战队第二飞行突击营,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游击战术,在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卡尔逊的成功,使罗斯福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美国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的一个热潮是在1960-1970年。从1961年开始,上至总统肯尼迪,下到陆军将领和特种部队都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的著作。为了对付越战,美国决策者在研读毛泽东论游击战文章后认定,“中国式”游击战的关键是存在于广大农村的“军民鱼水关系”,故而从逻辑上来讲,“反叛乱”的重点也就在于将游击队从普通村民中分离开来、切断“鱼水关系”。美国的“战略村计划”正是以此为根本目标。但“战略村计划”明显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从而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实际上,美国决策者对切断南越游击队和农民“鱼水关系”的设想是难以成立的。南越革命是吴庭艳独裁统治导致的结果,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又是广大越南人民的愿望。广大农民是南越革命的拥护者、参与者,军民关系密不可分。因此,驻越美军司令斯特摩兰将军虽然“毛泽东论游击战争”的著作不离身,但他好像没有真正读懂,更没有想出有效对策。他虽然也想了不少招数,花了不少钱,可一遇到具体情况,仍然一筹莫展。他在“报告”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对我来说,倒是越共的地方游击队在某些方面成了更棘手的问题,他们用火箭、迫击炮和坑道兵(即源自于地道战的一种战法——引者注)袭击美国和南越的各种设施,这就有可能把我方越来越多的部队牵制在防御上。”时任美国总统安全助理的基辛格亲自两次前往越南进行战地考察,他的结论是:“我们忘记了游击战争的一个主要原理,即游击战只要不失败,就是胜利;常规军只要不胜利,就是失败。”(郭谨良:《亲历越战》第236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 二战后美国军力独冠全球,处处伸手,不断挑起战争。越战失败二十多年后,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了战争,同样又遇到了游击战的难题。美国的军事指挥官又想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破解之道。2008年4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宣布,布什总统提名驻伊美军司令彼得雷乌斯担任下一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主管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战事。同年6月25日,英国《每日电讯报》载文介绍了这位上将的军事思想。值得关注的是,这位将军似乎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颇有心得。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文章称:“彼得雷乌斯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颠倒过来使用,毛称成功的抵抗必须能够激发人们的斗志,而彼得雷乌斯强调美军应消解伊拉克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从而清除反美武装的生存土壤。”彼得雷乌斯作为战地指挥官也深刻理解毛泽东的说法:民心向背决定战争胜利与否。于是,他提出要赢得“伊拉克的人心和思想”。彼得雷乌斯在任期间确实也曾指挥美军进行过不少亲民的活动。据说有时发展到给阿富汗贫民送“温暖”(即发现钞)。但是,这又等于给塔利班“输血”。塔利班分子装扮成穷人,向美军要施舍。更令人失望的是,有很多真正的贫民,从美军手中接过来现钞,转眼又给了塔利班。据统计,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当地武装分子的游击战中的伤亡人数,远超过其在正面战场上的伤亡人数。美国陆军《“伊拉克自由”行动最初印象报告》指出:“自2003年结束大规模攻坚作战以后,士兵伤亡人数竟是攻坚作战的3倍。”顺便说明一下,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游击战的例子,只是说明当地民间武装力量的群众基础要比美国厚实得多。至于这些民间武装是否代表社会的进步力量,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对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还有一位美国军官的看法值得一提,这就是于1943年就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他曾于1936年至1939年在中国工作,亲眼目睹了初期的中国抗战。他指出:“即使在日军控制最严密的地区,中国游击健儿照样十分活跃;日军要想赢得战争,简直是遥遥无期。”(孙丹年:《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第2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史实证明,他的这番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时候,也曾设法为国民党特务武装培训游击战,但这些特务武装却对抗日所起的作用甚微。“国民党人的游击战1939年前后才开始,却在两三年之后即告失败,国民党派往敌后的部队,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真正有实力的武装。与此相反,中共的军队自抗战全面开始的1937年起就将主力开往敌后,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其从最初的约4万人,经过不足8年时间,就发展到近百万之众,所占地区亦从最初的陕北一隅之地,扩展到山西、察哈尔、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近十个省份。”(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2期)由此可见,游击战有天然的人民性。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游击战不但在战术上可以取胜,而且在战略上也可以取胜。毛泽东就是根据中国国情,第一个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进行考察的。 英国透过国民党向共产党学习游击战 随着中国抗战的进行,英国感到在远东的殖民地受到了日本的严重威胁。英国方面向国民党提出,设立中英情报交流合作研究机构,并建议合组一支游击部队,中方出人,英方出钱出武器装备。当时英国方面派遣了一个青年军官学习团,来中国学习游击战。这个团先到了西北、中原和东南等游击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然后被安排到湖南衡山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 英国方面之所以重视游击战是有原因的。英军在一战期间曾经吃过游击战的大苦头。当时英军的对手是德属东非殖民地总督莱托-福尔贝克。在这场战争中,莱托-福尔贝克以12000人的兵力进行游击战,成功地击败了总计30万人的英国军队,造成了60000名英军人员伤亡,其中包括20000人的战死者。这个深刻的教训使英国军界人士格外重视游击战。当中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游击战立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时英国看到中国抗战以来愈战愈强,而且八路军的游击战深入晋冀鲁豫敌人的大后方,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打击敌人,收复失地。英国认为这是了不起的抗日力量,较之英法在欧洲战场上的狼狈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述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他们想向八路军学习游击战,但又无法直接与共产党接触,于是就先把目光转向了国民党,准备寻找机会向共产党学习。果然,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就给这些英国军官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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