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发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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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虬：论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发展
2022-12-26
【摘要】毛泽东具体化了实践的对象性活动，用新的实践检验前期形成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检验感知经验或有用性，不仅仅是克服教条主义，而是也要克服并不能把实践标准坚持到底的经验主义及其衍生的实用主义。仅局限在个体的认识论环节，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毛泽东用唯物史观统帅认识论，把群众路线作为认识历史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共性是唯我主义，他们不可能由衷地相信群众路线。理论工作者对于经验主义缺乏抵抗力，说明对理论掌握得不彻底，他们的理论解释充当了经验主义内心深处不懂不信马列的装潢师，成为实用主义“解放思想”的工具。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开宗明义提出实践的对象性活动，突出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性。
列宁在晚年坚持了十月革命前对党内经验一元论者、经验批判主义等的批判。在1922年3月的《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中提出，面对自然科学发展，面对包括中国等东方人口大国新兴阶级日益觉醒，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完不成这个任务，就不是战斗的唯物主义。在文章的结尾，列宁提出：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这是列宁在去世前不到两年时，对克服经验主义倾向提出的任务。随后不久，不幸身染重病，失去完全工作能力。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湖湘文化中传承的“实事求是”精神，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在建党后，深入到农民运动中去，指导了遵义会议前后血与火的实践。毛泽东同志用中国社会的实践总结，开启了完成列宁提出的这个伟大任务的征程，哲学总结是通过《实践论》、《矛盾论》开始的。
——马克思提出了问题，列宁提出了任务，毛泽东做了回答。
一、具体化了实践的对象性活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的实践的对象化活动的抽象理论，实践中主客体的相互依赖，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得到上升，变得生动具体起来。
首先，“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一点摸准了经验主义的脉搏，拿捏住了实用主义的命门。其次，“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这里为建党早期危害中国革命最为猖獗的左倾教条主义划出了红线。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践论》中的“两次飞跃”，从感觉、经验到理论本质，是主体对象化的第一步，也是前提；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知行合一，完成了一个对象化过程。1937年，遵义会议后，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把理性认识到实践的环节作为更重要的飞跃，是亟需对教条主义做出思想清算的要求。
二十三年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毛泽东对《实践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链有了深入论述。“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坚持并发展了《实践论》，不同于《实践论》的第二次飞跃的焦点后移，是中国革命、建设的深入所决定的。在思想战线上，用新的实践检验前期形成的理性认识，而不是检验感知经验或有用性，不仅仅是克服教条主义，而是也要克服把实践标准庸俗化、实际上并不能把实践标准坚持到底的经验主义及其衍生的实用主义。
第二次飞跃的调整，本身就是实践持续的对象化活动，是向绝对真理靠拢的唯物反映论的过程。这种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活动，不仅克服了教条主义，更重要的是要克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机械主义对客观现实单向的、机械的，“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倾向。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丰富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第二次飞跃的调整，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发展，也是为下一步的实践所做的重大理论准备。
对毛泽东新的第二次飞跃缺乏足够重视的同志，必定对列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不深，对《矛盾论》的辩证法与《实践论》的关系弄不清。他们满怀热情地提出实践标准，但不能冲出经验主义及其衍生物实用主义的束缚，忽视和取消抽象思维和理性总结，只强调感性认识为主要内容的经验，陷入经验教条和有用性的机械论。他们强调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决定作用，强调唯物主义，但忽视辩证唯物主义，看不到在一定条件下理论、生产关系也可以表现为决定作用。因此他们把一些不成熟的肤浅认识和有用性当成科学理论，奉若神明。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作出了反思，“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观和真理观是完全对立的”（李长征：《为什么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软现象？》，2012）“没有矛盾论的实践论，其实就是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是这方面的典型表述”。（丁耘：《矛盾论与政治哲学》，2013）这些观点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视，更不可能被早已受到以资本为中心支配的社会经济文化话语体系所接受，但对经验主义的批评，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关注。
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中，只抽出每对矛盾中的一个方面。具体地说，只抽出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或罗列政治、理论、方向；或强调文化因素，以“先进”冠之，看似全面，高举了马克思主义大旗，实则分割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否认矛盾双方地位互变，陷入机械唯物论和唯生产力论，演化为实用主义，这种倾向把关注两对矛盾的辩证运动视作多余或极左，只能造成政经分离、政左经右的实际后果，即以片面性放纵了经济基础“五六七八九”的渐变，不自觉地与“全民党”“全民国家”为伍。这种倾向从实践标准出发，却走向主客观分离的彼岸。
进入新时代后，也要防止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我们坚信，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按照二十大“三个务必”精神，完全可以以更高的程度从根本上重构、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二、用唯物史观统帅认识论
仅仅局限在个体的认识论环节，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特别注意的是修盖好唯物主义哲学的上层，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不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由存在的第一性所决定的。
1922年底，列宁在身患重病之前，提到了“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但没有来得及深入总结。这个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
《实践论》提出社会实践，六十年代在与苏修论战中明确提出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认识、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晚年在庐山会议上反潮流，发起了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讨论，进一步把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认识路线的发展轨迹，这个轨迹延伸的方向，正是列宁说的，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1943年，毛泽东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总结，并不是一般性的把工作方法流程和认识途径合二为一，而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回答了唯物史观和认识论是什么关系。“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为了和教条主义以及机械唯物论的经验主义划清界线，取得由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实践，就需要用唯物史观统帅认识论，把群众路线作为认识历史客观规律、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扬弃、升华了青年时期“君轻民贵”，民众是大本大源的民主主义思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在人类社会中物质生产起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的原理，提出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由其指导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这决定了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产生，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行动，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社会实践，被毛泽东同志总结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类，以人民群众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基础，即使自然科学中科学家个人的基础研究发明，也是以人类生产力为基本前提的。
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认识主体地位，并非否定个人作用。人民重视的个人作用通过推动历史进步，符合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而显现。在实践中，个人作用和群众的作用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变化的，离开矛盾转化的规律，就会出现压制个人合理作用或者精英主义两种极端倾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共性是唯我主义，他们对杰出个人往往采取两种极端态度，顺者昌，逆者亡，他们不可能由衷相信群众路线，相反，接过或放任资产阶级对人民史观、群众路线的歪曲和敌对，将其诬指为民粹主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把实践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以来，自列宁批判经验一元论以来，又有谁提出更为明确的、系统的实践对象化的方法论呢？是毛泽东。
在后毛泽东时期，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中的升华缺乏足够认识。毛泽东的“两个飞跃”，特别是新的第二个飞跃，把实践的能动作用完全收回到唯物主义手中，能够对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科学预见，并指导新的实践，解决了马克思批评的旧唯物主义放弃能动作用的倾向。而经验主义排斥这种能动作用，眼界狭隘，目光如豆，聚焦实践中的问题和支流，把毛泽东从基层群众总结的，后来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无论是工农业的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典范，还是华西村农村商品经济、产业升级新芽阶段的典范，以及在学习苏联、西方科技中“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等系统主张斥为“空想”，主观选定典型，“摸石头过河”，看似来自基层，实际上并不承认在社会实践中，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关系，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实质是唯我的，主观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做出判断，“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理论工作者对于经验主义缺乏抵抗力，说明理论掌握得不彻底，他们的理论解释或以其为支撑的大范围讨论，用对机械唯物论的强调充当了经验主义内心深处不懂不信马列的装潢师，成为实用主义“解放思想”的工具，因此完全经不起苏、中社会主义进程曲折的检验。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之际，回顾“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回顾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中的理论总结，我们看到了真理不可遮蔽的光辉。经过八十年实践，自延安整风开始纠正，被习近平重提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依然不断滋生，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今天依然是约束、批评、团结、教育这些错误思想方法的强大思想武器。
列宁对于党内主张经验一元论的同志说，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1975年4月23日针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说，“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根据新时代的任务，凡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面临一个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9周年。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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