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社会主义理想是否在西方重生?——从西方“民选体制”内部矛盾的激化谈起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舆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死亡”。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指出今天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拉大的《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法国左翼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20年8月出版了一本新著——《Vivement le Socialisme!》(《社会主义快来吧》)，开始探讨未来法国体制的可能走向。他在此书的前言里写道：“如果有人于1990年对我说，我将在2020年出版一本文集，题为《社会主义快来吧》，我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劣的玩笑……然而30年后的2020年，超级资本主义走得实在太远了，我现在确信，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建立一种全民参与且分权的、联邦式且民主的、环保的、混合的及女性化的新形式的社会主义……历史将判定‘社会主义’这个词是否已经彻底死亡并被取代。而对于我来说，我现在认为这个词还有救，甚至可以说这个词最适合用来描述资本主义替代经济体系的思想。”皮凯蒂认定，仅仅“反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某些其他东西，即人们想寻找出来替代资本主义的东西，某种人们头脑中理想的社会形态，而它究竟叫什么则并不那么重要。他继续写道：“我们的共识是，目前的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只要它继续在扩大不平等，并且在榨干地球，那它就是没有前途的。”这几乎是在说，资本主义正在书写其终止符。当然，皮凯蒂也承认：“只要没有明确提出的可替代系统，那么现行资本主义还会继续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时，中国的崛起和成功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可替代系统”。问题只是人们将会在何时认识并承认这一点。那么，皮凯蒂认定的“没有前途的资本主义体系”究竟在发生什么事?皮凯蒂对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能否继续下去，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平等问题，一个是环境保护问题。环保问题更多地涉及气候变暖问题。这里主要先剖析“不平等”的原因与后果，以及它正在从哪个方面摧垮资本主义制度。皮凯蒂对“资本主义扩大不平等”现象的调查结果是绝对令人咋舌的：全球前1%的超富裕阶层拥有全球资产总量的38.8%，而后50%的贫困阶层仅拥有全球资产总量的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西式“民选体制”正在开始引发类似皮凯蒂等学者的疑问。换言之，这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首次真正从深层次对西方“民选体制”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产生疑虑。如果“民选体制”不能保障“平等”，那么“自由、博爱”就是一句空话。事实上，西方发达的“民选体制”国家都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而且正在急剧恶化的过程中。西方所谓的“民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民选体制”，与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差之远矣。这种“民选体制”得以顺利运行有两大先决条件，一是其经济必须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二是其经济状态必须远远超出其他体制的国家。现在很明显，这两大先决条件正由于贫富两极分化，以及中国的迅猛崛起而处于瓦解的门槛上。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如同百年前一样，置身于“民选体制”幕后的真正意义上的统治集团——资本(包括跨国金融资本和民族产业资本)的内部开始出现利益分野的时候，如何调节、能否化解这一矛盾，正在成为历史走向的关键。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西方内部民族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利益分道扬镳并产生激烈矛盾与冲突的标志就是经济全球化。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还在以席卷之势遍扫全球时，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各国产业资本依然在共同向世界其他地区实施“经济殖民”、携手获利。两者利益趋同，共同对广大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割韭菜”，因而双方能够和平共处。跨国金融资本寻求的是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从而牟取利益最大化。金融资本通过跨国投资、交叉持股甚至家庭联姻等多种方式，形成一个庞大的跨国垄断金融利益集团，进行多面投资，并通过对全球其他产业资本的控股而持续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而西方产业资本近年来却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迅猛崛起而在产品竞争中处于下风，其直接后果便是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等等。因此，西方产业资本开始转向反对经济全球化，试图用“逆全球化”“重新工业化”等方式来阻止中国等国家对西方产业资本的冲击，恢复西方产业资本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度远远超前的优势地位。而产业资本的反全球化明显得到了西方工薪阶层等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支持。于是，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对待经济全球化问题上便产生了尖锐对立。这一对立立即导致“民选体制”运行本身出现问题。如同百年前一样，美欧“民选体制”国家都出现了极右翼膨胀的现象。产业资本是具有国界的，而金融资本则具有鲜明的跨国特性。过去，具有国界的产业资本之间发生冲突时，会导致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而今天民族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发生冲突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则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我们至少已经观察到，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将是极其剧烈的。例如，美国作为一个“民选体制”国家的“样板”，居然也发生败选的一方冲进国会山进行抗议的行动。支持特朗普的7500万“蓝领红脖”选民甚至不接受败选的结果。过去，“民选体制”国家之所以可以两派轮流执政，是因为双方的幕后老板都是同一批力量——手挽着手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然而，今天产业资本开始质疑跨国金融资本在美国上台执政的合法性。这会不会导致更为严峻的后果，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几年前特朗普的当选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产业资本对跨国金融资本的一次逆全球化“政变”。特朗普曾在一场非常著名的挑战“影子政府”的演讲中将他的对手描述成“由大财团和媒体公司资助的华盛顿当权派”，将他的选举称为“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将他的执政形容为“将决定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还是我们只有民主的假象、实际却被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这个“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无疑就是指跨国垄断金融资本。今天西方国家内部潜伏的巨大危机，就是缘于反对“一小撮全球特殊利益集团”的力量正在以极右翼的面目在西方世界迅猛崛起。这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面临全面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西方正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感到，世界格局正在重演百年前的态势。这一态势究竟是如皮凯蒂所希望的那样，导致人们研究西方有无可能重新走向社会主义，还是会导致一场新的就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冲突、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核战争?不要忘记，西方解决内部危机的手段就是向外发动战争!俄乌冲突不够、巴以冲突不够，是否还会有新的战争?这是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去研究、思考的问题。(作者系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郑若麟
社会主义理想是否在西方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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