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过客｜全面“放开”：新冠精灵们自由而繁荣的国度？

 

且说上周四，早晨七时，我从小区附近一个公园跑步回来，却被一个保安拦在门禁机前面，要我出示24小时健康码。我愕然瞧着这个将口罩勒在下巴上的保安大叔，尽量耐心地解释道：谁跑步会带个手机？还不如带个杠铃呢。

 

他却似乎认定我是个外来的新住户（=风险），坚持没有24小时核酸证明就不准进。

 

我瞅着已经有几个人未出示健康码即进入小区，知道这并非不可解决的法定障碍，于是提醒他：第一，他没有规范配戴口罩；第二，本小区并非高中风险区，也没有设置任何要求健康码的提示；第三，很多人进入小区并未出示健康码。

 

他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让开了道。如果他继续坚持，我将要求物业调出监控录像，以上述三条理由指控这个保安玩忽职守。

 

我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到家里，心想防疫机制确实出了问题。我遇到的事情是有典型性的：基层执行者不知道如何正确执行政策规定，导致遇到“过度防疫”的人对政策心存不满。

 

我是个后知后觉者。等我感觉到问题的时候，事情其实已经在发生变化。石家庄已经在经历“管-死，放-乱”的痛苦。而在我遭遇门禁事件之后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已经发生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防疫措施调整。本周三，我所在小区的居民中，有人的单位出现了确诊，所有业务固然立即停摆，但没有对所谓密接进行规模化的隔离，社区只是要求居家观察。医生上门做了核酸检测，却并未在密接者家门上贴上传说中的封条。

 

事情在发生变化。

 

但正如一周前我对防疫措施心生不满，新的变化也使人感觉不安。最大的担忧是各地防疫措施的走向不确定：在广州展示“放”的姿态的同时，锦州则表示仍然将“严”上几天。诚如观察者网编辑苏师傅所言，“乱”。各地正处于迷茫状态：固守原状态显然已经不可能，但如何调整？全盘放弃吗，还是适度松动，只是从“过度防疫”的措施退回到比较平常的状态？说到“退”，那么要退多少才算中规中矩？

 

没有标准答案。于是，地方政府与民间处于某种撕裂状态：一方面，社会上有一种强势舆论声称正在“放开”，要求各地在“放开”上“你追我赶”，迅速而彻底地瓦解原有的“清零”防疫体系；另一方面，多数地方政府实际上在徘徊观望，即使那些被认为是“放开”的地方，实质上也只是从过度防疫的立场上向后退，而不是放弃“清零”。

 

这是一种有趣但危险的局面：那种颇有影响力的“舆论”——我觉得可以根据其追捧的精神领袖，称之为“哈耶克式话语”——正在试图引导各地政府的行动，而且暂时看起来取得了成功。我们应该重视这一现象的政治涵义。如果地方政府决定有限度的“放开”，从而缓解了相当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忧虑，那么“哈式话语”的一些发声者们将毫不迟疑地据此为己功，在政治上谋取巨大声誉。很自然，这将使这些“精英”成为某种民粹主义的核心。这种在哈耶克旗号下聚集起来的民粹主义一旦成形，必定要顺势进击，追逐更多的政治诉求。在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将看到这一政治演进动态的新进展。如果地方政府的行动看起来是对哈式民粹主义“呼声”的顺从，则可能导致其他领域的响应，进而引发不可逆的“溃堤效应”，造成社会的对立和瓦解。

 

从政治战略的角度看，防疫政策的调整必须着眼于防范政治堤防崩决。这不是说防疫政策必须纹丝不动，而是说政策调整必须体现“慎重”和“独立”的原则，而不是被“哈式话语”牵住鼻子。西方《经济学人》等媒体已经在兴高采烈地谈论“清零”政策的结局，而且更着重于强调其政治涵义。这是值得警觉的信号，提醒我们不要把“清零”与“放开”的争论视为单纯的学术分歧。从“清零”急速转向“放开”的怀抱，这种政策的180度大转弯是危险的。固然，政策调整需要各地基层的试验并允许犯错，但这种纷纭状态不应持久。如果不能迅速统一地方政府的思路和措施，将其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的旗帜之下，社会情绪的纷乱将为某种异常政治势力提供可乘之机。或者说，新的防疫政策必须有中国的特色和名号，以拉开并保持与民粹主义潮流的距离，避免社会形成“政府在‘哈式话语’指导下工作”的观感。

 

下一步的防疫需要顶层设计。至少这一周的情况显示，当下各地政府的举措其实已经偏向“哈式话语”的“放开”理论导向。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放开”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课题，倒更是一种政治话术。“哈式话语”虽然惯于用“结束疫情”的旗帜来包装自己，但显而易见的是，它要终结的不是疫情，而是抗疫，即改变对新冠病毒的敌对姿态，采取“与新冠共处”的新立场。“共处”不是新发明，而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抗疫失败后早已被迫接受的现实。在国内，即使是“清零政策”运用很成功的时候，也有人呼吁放弃“清零”，转而与病毒“共存”，这可以说明“放开”派的理论依据并不是防疫策略的成效，更多的倒是政治考量。

 

进而言之，“哈式放开”论的深层动机其实并不是民生，而是“共处”可能击破社会堤防，从而产生新的政治机会。西方媒体的观点佐证了这一点。最近在一些城市发生的事件也正在证明这一点。

 

当然，全面“放开”论有一套使自己具备合理性的论据：在理论上，张医生等人一直在强调“奥密克戎”的低危害性。他们宣称这种新冠病毒的致病性在成倍减弱，基本上做到人畜无害，人类即使感染后多数而且完全没有后遗症，所以大家自可放心感染。在实践上，多数人都已经感受到防疫冲击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检疫-封闭措施大范围阻断人员和物资流动，导致失业上升、生产下降、出口衰退、消费不振，各地经济增长压力极其巨大。政府一边减税一边加大民生和防疫支出，引起财政减收增支，造成社会资源错配，亦不可持久。

 

这样，全面“放开”论既有科学理论支撑，又有经济利益引导，情理兼备，足以包裹其政治意图，不愁吸引不了追随者，自然能够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正是各地政府难以决断的原因。事实上，我接触到的很多官员也觉得张医生们讲得有道理，若非上级反复强调“动态清零”，很多基层政府早已撒手不管了。

 

但是，我说“放开”论有一定说服力，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被它说服，转而按照它的逻辑行事。凡事俱应追根究底，只有通过充分的分析，揭示诸多美妙说辞下面的真实意图，以及那些意图所直接指向的后果，才能理性地决定我们该如何对待各种意见。毕竟，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如果说“清零”策略尚有调整空间，那么“放开”的进程则是难以逆转的，一旦“放开”，就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随波逐流到深渊。

 

所以，趁着现在还没有“放开”，试着来推演一下“共存”的可能后果。

 

我们得从头开始：如何才是“共存”？综合诸多专家的意见，“共存”的关键，是不要再把新冠奥密克戎版当作一种了不得的疾病。如果感染后有症状，那么它只相当于感冒；如果无症状，那么它甚至连感冒病毒都不如的小精灵，——如果尚不是益生菌的话。这就是说，我们最多只能以对待感冒的方式对待新冠。因此，真正的“共存”意味着不鼓励大面积的核酸检测。只有取消了核酸检测，轻症和无症状者才能够袪除心理阴影，自如地生活、工作，同样自如地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这正是群体自然免疫的理想状态。张医生等人一直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不会有什么社会成本，绝对划算，绝对超值，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然而，这种“群体自然免疫”是经受不起追问的。因为：首先，某个群体会存在畸高的死亡率。张医生团队也知道这一点，特地贴心提醒老年人与脆弱人群提早做好准备。但张团队巧妙地拒绝承诺他们倡导的“措施”能够有效防范重症和降低死亡率。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当“共存”来临时，奥密克戎将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它们“自由而繁荣的国度”，而令此土地上的人类死亡率明显上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试问张医生们能否确保这个社会不至于出现广泛不满和愤怒？很遗憾，不能。更可能的情况是，在抗疫中因倡导读哈耶克而知名的医生们也将附和着愤怒的死者亲属，激烈谴责当局没有做好公共卫生准备，要求立即进行体现哈耶克思想的改革。

 

第二，人类免疫系统对新冠病毒存在“失忆”。新冠病毒的一个特性，是它能够轻易被人类免疫系统遗忘。或者说，它可能在短期内连续感染同一个人。这跟其他病毒很不一样，也使得“共处”变得十分麻烦。胡锡进表示：已经做好了一个月内感染上的思想准备，不就万分之2.5的重症率嘛。老胡是条汉子，这话说得掷地有声，令人敬佩。但是，如果每个月都感染呢？很抱歉，那不仅意味着无法形成自然免疫的效果，而且个人的重症机率成倍提高。更值得担忧的是，人体在遭受奥密克戎等新冠病毒长期连续攻击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体免疫系统会如何进化，是趋于强化呢还是趋于弱化？鉴于人类的新冠病例史最长只有三年，现在还很难回答此问题。但等到放开后积累了足够证据指向某种答案时，我们很可能已经没有后悔药可吃了。

 

第三，专家们也不能确保新冠病毒不会往坏的方向进化。张医生团队一再强调奥密克戎的低致病性。这说得不错，那种被命名为奥密克戎的新冠分支的温和性是举世公认的。然而，张医生们巧妙地避免了保证新冠病毒不会演进出比2020年版更为致命的变种。因为如果出现新的恶性变种，那就不叫奥密克戎，而张医生们只对奥密克戎的病毒温和性打过包票。事实上，张医生们应该有概率论的常识，不可能看不到病毒进化学的残酷真相。我们大可以拿印度作为参考样本，而印度曾经贡献了至少三种新冠变种，如果中国选择与新冠共存，没有任何一个凡人能够保证奥密克戎将永远保持现在的性状。

 

一旦出现新变种，导致大量重症甚至死亡，那时想重新回到“清零”轨道上，注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就是社会的整体性崩溃。那时，不知束手无策的医生们是否会干脆扔开医学书，高擎着哈耶克，庄严地提醒病毒：这已经是自由而繁荣的国度，求你们保持体面，别胡闹了好吗？

 

显然，“放开”“共存”的第一前提是病毒性状稳定性、弱毒性。奥密克戎是唯一满足此条件的毒株，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新冠病毒，这一事实使得“共存”的理想很可能以灾难收场。第二前提，则是拥有有效的医疗手段，能够有效治愈新冠。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人类尚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很难说疫苗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特效药更是只闻楼梯如雷响，不见成果跑下来。当前民间盛传的“共处必备药”毋宁是一种安慰剂，在病毒性状改变的情形下，非但无益于健康，反而将成为刺激公众愤怒情绪的毒药。张医生们构想的“无症状不是病，有症状吃药康复”的美丽前景只是一种追求浪漫效果的精神麻醉剂。

 

还有一个前提，是政治与防疫保持距离。即“放开”后的“共处”过程中，防疫中出现的负面问题不应引发政治争论和社会不满。但这是一个完全不靠谱的幻想。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政治格局都不支持此般可能性。设想国内今后不再提供核酸检测以保证疫情的“双盲”状态，但偏生境内外某些政治势力会闲不住，执着地讲述新冠感染的严重后果，煽动社会恐慌，那会怎么样？由于存在不可避免的死亡率上升和日益增多的“后遗症”故事，大量恐慌的人群将涌向医院，导致医疗资源“挤兑”；公共医疗系统无力应对，只能像许多国家的医院那样关门大吉，而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恐慌。在“群体免疫”导致广泛感染的形势下，某些外国势力甚至会大方地向我国公民提供自检套装，以便社会恐惧之火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这是有先例的：本世纪初，我国本来只发布大气PM10颗粒监测，美使馆却干脆在单位楼上架设仪器，天天发布PM2.5，成功地煽动了社会不满情绪。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在中国面临疫情困局时会置身事外。

 

上述推演，至少能说明“共处”的前景绝对不是美丽的。更糟糕的是，跟“放开”派们许诺的不一样，“共处”其实不可能使经济发展恢复到疫情前的轨道。因为从现实来看，除了那些所谓的“失败”国家，目前尚无任何发达国家选择堪称“共处”的防疫策略。美英诸国从来没有真正“躺平”。印度越南疫情泛滥，代价之大，完全超过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没有一个“放开”派人士敢说自己希望中国重蹈印越的前车之辙。事实上，美英印越等国在经历了惨烈疫情后，也未曾恢复到三年前的状态。

 

就算我们设想最好的状态，假设中国不必经历印度那样的疫情，整个“群体免疫”过程平稳有序，也不可能实现“放开”派人士所许诺的美好前景。道理很简单：即使不封闭，疫情也将造成人力资源的断流。郑州富士康就是一个案例：恐慌导致解体。社会恐慌情绪是一种极难预见和管控的突发性集体心理事件，既有内生的动力，也有外国势力的推波助澜。不要对“共处”的前景抱有幻想。如果“共处”策略导致新的恶性毒株出现，这个社会将付出比“清零”政策大得多的代价，甚至从此掉入深渊，再也无法脱身。

 

“共处”固不可行，但现在不少地方却是在显示“共处”的趋势。这或许只是表象。真相是大家都在等待国家顶层决策。而国家顶层决策事项有轻重缓急，得分出先后次序依次处置。在某种程度上，让病毒再飞一下也不错。这样可以积累一些负面教训，也可以让一些隐患充分暴露。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有点“乱象”也属正常，不必惊惶。在全球动荡的背景之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只算是小扰动；而且西方国家本身就深陷麻烦，也为中国处置国内问题提供了良好机会。我们解决眼下问题，自应重视民心士气问题，亮明中国特有的防疫旗帜，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三年抗疫的成果，避免陷入不正确的失败主义情绪。也应有防疫共识，即以是否战胜病毒来评价抗疫成败，拒绝自甘失败、向病毒投降的“共处”观点。还得追求集体防疫，不应轻率地将国民个体免疫力作为第一道防线。抗疫三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段实在可贵，不可轻易言败，弃之若敝屐。当然，抗疫能否成功，关键在科技，一方面是病毒学研究，弄清新冠病毒演变机理，另一方面是特效药研发，这是真正终结“疫情”的基础条件。防疫措施不可走极端，应设法在“管”与“放”之间找到舒适区间，同时“收紧”的操作空间，以备不虞，这不容易，但也得不懈探索。

 

时世维艰，只能且战且行。我有若干知识界的朋友主张“放开”，他们大多崇拜哈耶克。但若说放开后他们自己感染，父母感染，子女感染，甚至陷入重症或者长期反复感染，却绝不符合他们的期望。现在只是说说而已，如果真正出现那种景况，他们多半不会满足于在微信上讨论。张医生团队宣称：“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再次迎来了曙光。这次人类走出疫情的最终胜利将会与人类战胜天花、流感、脊髓灰质炎有同等伟大的意义。”说得很励志。但我却不知这话从何说起。因为他们说的“曙光”并不属于人类，而属于病毒。在他们的哈耶克式世界里，人类只是新冠病毒的培养皿。

 

当哈耶克成为医生的先知，病毒和动荡就成了地球的主宰。

 

作者：地球村过客 系政策及战略研究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