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金融治权不可让渡——只有救企业才能救经济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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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金融治权不可让渡——只有救企业才能救经济
2025-01-06
【摘要】币权与政权、军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构成了主权国家最高治权的整体。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必须服务于政权和军权，必须用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股市低迷问题；资本市场的涨跌即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不能由境外资本和“北上资金”来决定，而要由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制度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和定价权应该服务于中国经济、服务于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而不应该由美国国会和美国财政部说了算。一切人民币资产的价格包括股票资产价格，必须由人民币的投放总量与投放结构来决定；一切金融平台和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期货、资管、保险、理财、担保、支付等）必须由国家资本控股，不得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尤其是国外垄断资本开放金融控股权。经济金融治权，不可被割让；党管经济、党管金融，不可被架空。
在复杂系统中，主体性分析是重要的研究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型复杂系统，而政府、企业和家庭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参与主体。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中所形成了复杂的经济互动关系，其中，企业占据着核心地位。尽管救经济的思路可谓千头万绪、凌乱如麻，但是，只要抓住救企业这一核心，犹如牵住了牛鼻子，整个经济体就可以走出泥潭，步入良性循环。因此，研究如何救企业就构成了如何拯救宏观经济、制定正确的逆周期宏观经济调节政策的最重要的切入点。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国家税收、社会就业、家庭消费、政治稳定最重要的保障。保护企业就是保护经济，拯救企业就是拯救经济。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状况分析，造成众多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周期性萎缩导致的企业资产负债表失衡与恶化。因此，拯救企业，让困境中企业顺利跨越周期性危机，必须围绕着优化企业资产负债表、减少企业应收款、避免企业信用违约这些关键点出发，制定出极具针对性的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政策，通过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把国民经济重新引领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为此，建议如下：
建议一：中央和地方成立“企业稳定发展基金”，帮助不该破产的企业，尤其要帮助那些承担着社会就业重要责任的中小企业度过周期性困难。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大起大落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因此，针对市场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应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天然职责。相对于以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作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长远利益为中心、以国家资本为手段，可以充分发挥人民币资本化的主权货币职能（即币权职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对宏观经济实施主动的逆周期调节。
具体做法是：
（1）由中央政府向人民银行发行零利率特种国债，发行规模为GDP的10%，大约10万亿规模，以此成立“企业稳定发展基金”。根据各地GDP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中央政府把10万亿“企业稳定发展基金”按比例拨付给各省市自治区，成立地方“企业稳定发展基金”，由各地国资委投资部门负责基金的投资与管理。该基金定向用于解决地方困难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困境。
（2）各地陷入经营困难、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出现银行违约的各类大中小型企业，可以向地方“企业稳定发展基金”申请政府的股权性投资。国资委投资部门联合贷款银行对申请企业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历年的政府纳税、就业数量、技术创新能力、产品市场前景、外部环境对企业影响程度、企业潜在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状况、内部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根据综合评估结果决定地方“企业发展基金”是否出手投资、投资价格、投资规模和董事席位等。
经过综合评估，对于值得政府出手纾困的大中小型企业，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可以共同制定股权投资和债务解决方案，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状况，维护正常的银行信用记录，给那些因外部经济环境变化而陷入困难的企业提供一次疗伤之后再起飞的机会。
在缺乏政府投资的情况下，企业一旦出现银行信用违约记录，所有银行都开始集中收贷，企业流动资金瞬间枯竭，企业马上陷入债务危机，接着银行和各类债权人纷纷启动冻结资产程序，墙倒众人推，企业就这么垮了。这类似于一个人因气候变化而感冒生病之后，不是先到医院接受诊断和治疗，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送进火葬场。企业一旦垮了，机器设备成了破铜烂铁，员工失业下岗，银行贷款大部分成了坏账，企业多年积累起来的商标、声誉、客户资源、技术专利、投资者权益等基本归零。这是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财富的毁灭。在最近数年宏观经济持续下行恶化的情况下，这种简单粗暴的所谓市场化出清的破产清算做法，成为数以万计各类企业的宿命；同时，这也构成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超过了法院的受理能力而无法立案、商业银行坏账持续上升、社会失业率持续上升、自杀率和犯罪率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对于基层经济这一持续恶化的严峻局面，必须尽快出台应急抢救方案。
政府设立“企业稳定发展基金”的目的在于，为感冒生病的企业，尤其是各类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资本金输液治疗的缓冲期，而不是把这类中小企业直接推进破产处置的火葬场，最终留下一堆渣。对于大部分陷入困境的实体企业而言，增加10-20%的资本金就可以达到改善资产负债结构的目的，就可以维持企业信用、避免破产清算。这样，既可以稳住企业、保住就业，又可以避免银行贷款转为坏账，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按照企业平均50%的负债率计算，每投入1万亿“企业稳定发展基金”可以挽救5-10万亿的企业资产，避免沦为不良资产。
对于大部分不应该破产的实体企业而言，通过政府的股权性投资，增加了企业资本金，改善了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可以恢复正常经营，等待外部经济复苏，免遭破产清算、员工失业的命运，由此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同时，通过政府投资，使得中小企业从单纯的私营企业而被改造为具有国家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从来都是诞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利用主权货币资本化的现代货币职能，通过设立政府“企业稳定发展基金”，这符合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向社会主义企业制度逐步演进的经济发展规律和企业制度发展趋势。
建议二：把各级地方政府拖欠各类企业的各种应付款（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款、采购款、咨询费等）列为政府化债的重点。对于两年以上的各级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应付款，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特殊的还债便利通道。
具体做法是：中央政府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地方政府可以向中央政府申请借取专项债资金，用于归还两年以上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欠款，从而，把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负债转变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负债，以此避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传导成为企业危机、就业危机和社会危机。通过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负债转化为对中央政府的负债，让企业从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中摆脱出来。通过这一特别设计的化债措施，帮助企业收回地方政府的各类应收款，以此补充企业的经营性现金流，避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发展为企业经营危机和商业银行坏账危机，维护企业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同时，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切换，中央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债权人，有利于中央政府集中管理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有利于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和行政管理，避免出现产业、金融、税收上的诸侯割据局面。
建议三：通过进一步加大政府资金和各类金融机构资金的入市规模，推动二级市场股票指数逐步上升，以此带动一级市场直接融资效率的提高，支持符合标准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快速完成股票发行和融资，尽快解决企业发行股票排队的“堰塞湖”现象，尽快增厚国内优质企业的资本金规模，提高优质企业的投资能力，拉动国内投资需求。
中国拥有大量的上市资源，大批优秀企业在申请股票发行和上市。这是中国经济与科技长期高速发展而积累起来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企业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的表现。我们决不能错误地把这些重大成果和重要信心视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负担，决不能错误地把这些优质的企业从国内资本市场驱赶到境外资本市场、从人民币版图驱赶到美元版图，进而为美元纸币作资产背书而同时削弱人民币的内在价值。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资本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核心地位，其中，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创造财富的重要主体。不能把优质的上市资源赶到境外去发行与上市，造成国民财富的流失。国内的证券交易所应该培养国际竞争意识，应该与境外证券交易所争夺上市公司资源。对于优质的上市资源流失境外，必须反思甚至问责。只要符合公开发行条件，证监会和交易所不得以二级市场行情走势和控制发行节奏等理由阻止企业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企业是提供技术创新、社会就业和财富创造的市场主体，也是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体。如果资本市场不能高效率地为企业提供融资、交易和并购等金融服务，那么，必然导致整个经济体缺乏增长动力和发展活力。至于十多年来二级市场行情低迷不振，与国家经济增长走势严重背离，这是由错误的金融政策所导致的货币现象，其根源在于央行货币政策的长期失误，而与企业融资与上市无关。二级市场行情走势不该成为证监会和交易所人为降低企业融资效率、阻碍经济发展的理由。
金融是主导产业、控制经济、配置资源、分配财富的统治工具和统治手段；其中，基础货币发行权（币权）、资产定价权（包括股票资产定价权）和汇率定价权是主权国家政府实施有效经济管理的三大核心金融权力。迄今为止，经济理论界和金融管理领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金融是主权国家的统治手段，没有意识到三大核心金融权力是主权国家的经济金融治权，没有意识到国家的经济金融治权是不可切割、不可分享、不可对外开放的。如果金融管理部门具备社会主义金融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常识，怎么可以让国内私人资本染指金融进而形成诸多金融乱象？怎么可以对外国垄断资本开放经济金融治权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埋下定时炸弹？三大核心金融权力不仅不能对外国政府和外国资本进行开放，而且不能对国内私人资本进行让渡。具体而言，币权与政权、军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构成了主权国家最高治权的整体。基础货币发行权（即币权）必须服务于政权和军权，必须用于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企业融资困难问题、股市低迷问题；资本市场的涨跌即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不能由境外资本和“北上资金”来决定，而要由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制度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和定价权应该服务于中国经济、服务于中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而不应该由美国国会和美国财政部说了算。一切人民币资产的价格包括股票资产价格，必须由人民币的投放总量与投放结构来决定；一切金融平台和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期货、资管、保险、理财、担保、支付等）必须由国家资本控股，不得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尤其是国外垄断资本开放金融控股权。经济金融治权，不可被割让；党管经济、党管金融，不可被架空。
2024年11月9日，深圳交易所组织7家优秀上市公司到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地开展国际路演推销A股，吸引更多外资入市，希望外国投资者拿着外国纸币到中国购买优质股票资产，即，通过资本项目开放，引进外国纸币，帮助外国纸币在华实现资本化和食利化，中国以股票资产换取外国纸币，以便解决中国A股市场融资难、上市难的问题。虽说态度敬业，用心良苦，但这也把中国货币对本国人民币资产的主导权远不如其他非殖民地国家如印度对其本国金融资产的主导权这一金融事实展示给了国际社会。深交所这一国际行动相当于发布了一则国际公告：中国虽是泱泱经济大国，但中国货币金融能力和经济金融治权已被阉割。
主权国家缺乏应有的货币能力和金融能力，这是造成债务问题、就业问题、股市问题、经济金融无法自主、经济增长乏力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的总根源。水源被污染，鱼虾必遭殃。
只要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不被金融殖民理论所误导，只要货币政策可以挣脱暗藏的破坏中国货币自主、经济自主和金融自主的紧箍咒，让人民币回归主权货币应有地位，让人民币的投放规模和投放渠道可以决定人民币资产的定价权，让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决定股票资产的价格指数，让人民币可以直接入市购买股票（ETF），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那么，国内企业排队IPO的堰塞湖问题就可以快速解决。
在美国主导的美元经济体系逐步与中国脱钩、欧美市场需求开始逐步萎缩、以美元纸币为表现形式的国际资本供给开始逐步减少的大趋势下，国内市场需求和人民币资本供给必须及时补位。在产能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前提下，增发货币、化解债务、扩大内需，让政府、企业和家庭有钱投资和消费，并不会引发通货膨胀。从当下中国经济的现状出发，一切通货膨胀的担忧皆属杞人忧天。从衣食住行的角度分析，难道要担心中国生产衣服裤子的产能不足、人们一天要吃六顿饭、各类汽车供不应求吗？难道要担心房子止跌回稳、股市上涨吗？可见，在中国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条件下，加大央行增发基础货币的力度，不仅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困境，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恢复全社会的投资能力和消费能力，而且无需担心出现通货膨胀问题。
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不是短缺经济的困难，而是过剩经济的困难，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面临的内需不足的困难。这是中国经济步入富强时期的高级烦恼，而不是贫困时期的低级烦恼。只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国家主权货币的八大职能，用好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资本化职能、资源配置职能和财富分配职能，在宏观经济层面发挥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以人民为中心，出台和推行“福利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建立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经济体系，中国必然可以摆脱困境，实现经济、金融、科技完全独立自主的全面转型。
中国经济本该繁荣，中国经济一定繁荣。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蓝田书院理事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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